2.2 信息化与经济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信息化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影响日益明显。

2.2.1 技术革命与经济增长

以ICT（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对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正产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变迁促进了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在讨论信息化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前，我们不妨对技术革命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和讨论。

历次技术革命的共同点在于，技术变迁大大加速，有一系列大型发明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其特征是出现蒸汽机、纺纱机、冶金术等一系列新技术，机器广泛地取代手工器具。从知识与信息创新的角度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现精神”（spirit of discovery）；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电力、内燃机、化工、炼钢、电报和电话等新技术的出现，科学在这次技术创新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正是在这一时期，最早的研发研究室在德国的化学工业中出现。

技术革命有赖于知识与信息创新，但是，知识与信息创新本身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知识与信息创新的大规模应用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科学知识，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存在。而只有等到使用这些知识的社会需求条件成熟，由瓦特（Watts）等天才发明家开启的技术革命浪潮才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率加速。同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社会经济需求条件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是由于科学家、厂商以及政府受到需求约束条件变化的激励而产生出来，并反过来影响社会需求条件，形成一种复杂的正反馈关系。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信息处理和沟通的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与电子通信技术等支柱技术。但是，IT革命不是知识与信息本身，而是知识信息的大规模扩散与应用。换言之，信息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将知识与信息应用到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与沟通的设施上，进而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IT与IT革命的关系，正如能源包括煤炭、电力、石油乃至核能之于工业革命。

按照这一逻辑，在第一次、二次工业革命以及IT革命当中，知识与信息的扩散与应用才真正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根据Crafts（2000，2001）的研究成果，历次大的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他考察了蒸汽机、铁路、电力和I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技术变迁因素分解为技术变迁所引起资本深化、生产方面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方面的技术进步三部分。我们从表2.1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的速度呈现加速趋势。

从表2.1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一是历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始于18世纪后期蒸汽机的发明，其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每年0.51%；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分别始于19世纪中叶和末期的铁路与电力的发明对美国经济增长每年贡献高达0.56%和0.98%；信息化过程中，始于20世纪后期的IT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高达每年1.86%。这个明显的加速趋势进一步印证了技术变迁过程本身具有越来越快的特殊性。

二是历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部分通过对于蕴含技术进步的资本品的投资体现出来，即所谓资本深化，该部分比技术本身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增加更为重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IT革命当中，资本深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高于技术的生产部门本身的贡献。

三是按照Crafts的分解方法，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技术应用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60%以上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应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电力在经济当中的广泛应用解释了大约70%的经济增长；而在IT革命过程中，尽管信息化已经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迄今为止并没有直接反映出技术应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其一，资本深化本质上是技术在经济当中的扩散与应用；其二，信息化浪潮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存在巨大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是在历次技术革命过程中，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不断加速。铁路、电力和IT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分别呈现加速趋势，进一步表明了由于技术扩散的渐进性，其对于经济的增长潜力表现出逐渐加速，或者说存在时滞现象。

2.2.2 信息技术革命与计算机悖论

1.计算机悖论的提出

信息通信技术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多大的影响？虽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以及公众都对信息技术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但经济学家通过生产率计量的方法进行了计算，最开始的时候却发现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1987年，也就是个人计算机在美国快速普及的时期，R·索洛惊讶地发现，“除了生产率统计，人们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这种与直觉不一致的现象，被称为“计算机生产率悖论”，也叫“索洛悖论”。

与计算机悖论类似，经济学家还运用鲍莫尔成本病的概念来解释美国经济生产率下滑现象。所谓鲍莫尔成本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进步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他认为，如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这一特征，整体上看，相对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4个人演，300年后依然要4个人，因而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

通过把先行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上升与服务业生产率难以改进联系起来，这两个方面的论据合在一起，成了解释英国经济从领先到不那么领先，以及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率在石油危机后下降的基本根据。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相继进入持续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服务经济阶段，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极大注意。在此背景下，战略性工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等概念开始盛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发布了《美国制造》报告使朝野震动，美国与日本、欧洲国家围绕高技术产业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关注历史的经济学家在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时，也常常有所谓的“丰裕经济”、“消费驱动的经济”或是“享乐经济”和“成熟经济”阶段，说的是一个更为富足但增长速度更慢的经济社会，其背后的理论常常是鲍莫尔成本病概念，以及源于以往对工业化所建立的信心。

宏观生产率计量与微观经济表现之间的背离当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关注，同时也是理解信息技术革命对现代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重要线索。

2.计算机生产率悖论的消除

著名经济学家大卫（Paul A. David）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用电动机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滞后于电力的发明来解释由时滞导致的ICT对生产率的影响。这是对有关索洛悖论的最为系统的理论解释。他指出，从重大的技术变革到能显著度量，需要很长的时间。1899年，美国使用电灯的家庭只有3%，电动机在工厂使用的份额也只有5%，大约花费了20年的时间，电气化才达到占有50%的水平。他把这种通用目的技术在度量显示上的滞后，主要归因于网络外部性。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当时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

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格利奇斯（Zvi Griliches）对索洛悖论的数据基础方面的解释。他指出，现有统计数据使生产率度量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比如服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诞生在一个相对忽视服务业的时代，并且服务业的度量经常使用的是投入数据而难以精确度量产出，这必然对结果有重大影响；另外，在质量改进等方面，如何反映技术进步，也是现有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限制。

大致来说，到20世纪最后的几年，在改进数据来源和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ICT部门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索洛本人也在2000年表示这一悖论已经解决。以美国为例，随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ICT对美国经济效率改进起了重要作用的意见。其他发达国家在统计体系上尚不如美国完备，ICT的发展和创新也不如美国活跃，在生产率计量上消除这个悖论的时间稍晚一些，但结论是相似的。

总之，ICT的快速创新及其广泛应用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改进，但这一过程要比人们原来想象的更为复杂。信息技术革命最重要的进展来自信息的搜集、存储、传输、处理方面。在ICT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在生产率统计上不能产生重要影响。只是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与各个经济领域的技术相互结合时，它对经济整体效率改进的强大影响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ICT的迅猛发展固然有助于整个经济的效率改进，但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并耗时甚久。这意味着它还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

2.2.3 信息技术革命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信息技术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其产生和在全社会的大规模应用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林毅夫和董先安（2003）以芯片为例，详细论述了信息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芯片制造技术的迅速进步导致芯片价格的快速下降，更廉价的芯片促进了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生产技术的快速进步，相关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从而刺激了IT相关产品的投资迅速增加，导致了明显的资本深化现象。与此同时，IT应用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生产组织的转型，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并成为传统经济一个便捷的交易平台，因而原来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演变成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交易活动。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促进了分工的细化，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概括起来，信息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机制可以分解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IT革命引起创新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在IT革命过程当中主要包含两方面的经济活动：① 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与应用；② 互联网相关产品的生产与应用。由于技术原因，这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很大。例如，计算机硬件制造业内部的生产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必然带来计算能力与网络能力呈指数扩张。由此可以看出，计算机与互联网产品自身生产过程的生产率增长是整个信息经济的原动力。尽管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测算结果存在差异，IT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仍显而易见。

第二阶段，IT产品创新部门生产的新型IT设备价格下降，进而刺激了各个经济部门的IT投资，也即所谓的IT资本深化，这导致IT投资与IT资本存量迅速增加（见图2.1）。可以看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IT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由约10%上升到约50%，其中计算机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上升到约10%，软件投资的比例上升到约20%，计算机与软件投资是IT投资的主体，合计约占60%。

由于不同行业的技术特性，IT资本品价格下降而产生的资本深化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表现在3个方面：① 总体上，IT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IT预算占预期收入的比例已经不容忽视。② 在IT预算内部，研发与设计（R&D，Research and Design）预算占IT预算比例相对固定，应用IT技术的企业在购买IT设备之后，需要一定的经费来调整企业原来的生产活动与新IT设备的关系。而实际上，各个企业的特性很不一样，IT在各个企业的应用模式不同。企业都需要支付一定研发成本来调节这个关系。③ 虽然IT在各部门都存在扩散，但在各部门的IT扩散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的IT投资比重较高，如银行电信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

第三阶段，由于受到IT的催化，经济当中各个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改造重组，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Brynjolfsson和Hitt（2000）、Litan和Rivlin（2000）证明新生产过程或新组织结构的发明导致了生产率的增长。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关于这个阶段TFP增长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证据有待进一步挖掘。

对于第三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方面，由于围绕IT新技术大规模改造重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因此，我们可能看到反映到生产率数据上的时滞现象。另一方面，在IT技术的例子中，同企业采用任何其他新技术一样，企业必须考虑技术成本与收益。所以，计算机行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在渗透到经济各个方面的过程中，面临着下述约束：过时技术向新IT技术转化的前提是企业要有足够弥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抛弃过时的机器设备、硬件和软件，购置新硬件和软件，更新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相应地解雇冗员，招聘新职员与进行相关培训过程中，将会产生的巨大成本。在一定时期内，这个成本一定不能超过新技术所增加的收益。

可以看出，IT资本品生产部门进行的大规模改造重组，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尽管可能暂时表现并不充分，但其增长潜力巨大，并且它会随着旧技术越来越多地被淘汰而逐渐体现出来。在信息技术扩散过程中，通过IT设备生产本身的技术进步和IT应用装备水平的提高，以及最后阶段整个经济各个部门围绕IT新技术进行的大规模改造重组过程，IT对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