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2)
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更加泛滥，名目繁多，南朝梁共有361个将军名号，其中包括加封境外之人的125个。一般除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四征、四镇、四安、四平以外，统称为“杂号将军”。但此种也有例外，如南朝宋“四镇”亦在杂号之列。四征、四镇等均是以方位命名，以四征为例，即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将军，诸如此类。到了唐代，将军之号大减，杂号将军的名称亦告废弃。
链接一：第一个反秦的声音——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是中国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由他们领导的反秦起义爆发于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小儿子胡亥即位，称为秦二世。秦二世是个昏庸而残暴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民间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刑法愈加残酷而苛刻，民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征发淮河流域的900名贫苦农民去防守渔阳（今北京密云），雇农出身的陈胜和贫农出身的吴广被指定为军中的小头目——屯长。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连绵的阴雨使得行军延缓，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按照秦朝律法的规定，误了日期就要全部被处死。
面对如此情况，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地把负责押送的凶暴军尉杀掉，接着对大家说：“我们遇雨误期已是事实，误期要被处斩，即便不杀我们，戍守边疆也是九死一生。何况壮士即使死，也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这番话激励了戍卒们的斗志，因此众人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农民起义军，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由此爆发。
为扩大影响，起义军夜晚在驻地附近神祠中点燃篝火，模拟狐狸啼叫之声，被民间传为神迹。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大泽乡，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了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以陈胜为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起义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秦，这时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有兵车千辆。其中由周文率领的一路农民军很快进抵关中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逼近咸阳。秦二世见起义军打到都城附近，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少府章邯率领几十万在骊山修墓的刑徒迎击起义军。同时又从边塞调军队30万人，与起义军对抗。周文所率农民军虽然英勇作战，但因孤军深入，又缺乏作战经验，在遭到秦军突然袭击时吃了败仗，被迫退出函谷关，驻扎曹阳（今河南灵宝东），等待增援。
农民军的另一路由武臣率领攻占旧赵都城邯郸后，在混进起义军队伍的旧贵族势力代表张耳、陈余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陈胜为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军西上支援周文。张耳、陈余不但不救援周文，反而割据自立，不再听从陈胜指挥。接着，六国旧贵族相继割地称王，陈胜、吴广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周文率军在曹阳坚持斗争三个月，终因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多次失利后损失严重，周文兵败自杀。不久，围攻荥阳的吴广被部将阴谋杀害。吴广死后军心涣散，其他几支起义军也先后被秦军逐一击破。公元前209年12月，章邯率秦军向陈县扑来，陈胜亲自领导义军奋力抵抗，终因兵力太少不幸失利，陈胜也被车夫庄贾暗杀了。
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却点燃了反秦的火种。陈胜的余部吕臣等人坚持斗争，这支起义军后来与项羽、刘邦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会合，继续同秦军战斗。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彻底灭亡了。
链接二：西晋一统与五胡乱华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就是晋武帝。他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进行了灭蜀之战、灭吴之战等一系列征伐后，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结束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继秦、西汉、东汉以后的第四个大一统政权。
西晋初时大肆分封司马氏，以期这种门阀政体能够长治久安。然而恰恰相反，晋武帝死后各地藩王拥兵自重，致使在晋惠帝时发生了以贾南风（即贾后）与楚王司马玮为始，先后有汝南王司马亮等八个封王参与的司马家族皇室成员夺权政变，史称“八王之乱”。虽在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剿杀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后将“八王之乱”平定，然而其时已民生凋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力量消耗殆尽，伴随而来的是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迅速爆发出来。在其后不久（311年）的“永嘉之乱”中，都城洛阳竟然被匈奴政权前赵皇帝刘聪攻破，晋怀帝遭到俘虏并被杀害，随即晋愍帝于长安继位。晋国内部此时已然矛盾重重，面对前赵的再次进攻抵抗乏力。316年，晋愍帝不敌投降，最后仍是受辱被杀，至此晋朝短暂的大一统局面分崩离析。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司马睿在江南重整晋室、建国立号，史称“东晋”。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而北方广大土地则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史称“五胡乱华”。
胡人是当时汉民族政权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胡人已入主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长期受到汉人压迫的胡人趁机兴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割据混战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自304年刘渊和李雄分别建立汉赵（史称“前赵”）和成汉起，至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止，范围大致上涵盖华北、蜀地、辽东等地，最远可达漠北、江淮及西域地区。在入主中原的众多少数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氐为主要势力，统称“五胡”。他们在这个范围内相继建立许多国家，北魏史学家崔浩取其中十六个国家作为代表（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因此称这段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错综复杂，以383年淝水之战为分野，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史书中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之乱”后，难民大多逃难到凉州、辽东以及江南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渐渐繁荣。“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随着淝水一战前秦苻坚的失败，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趋向白热化，社会动荡比以前更为严重。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进入“南北朝”时期。
凡事皆有两面性，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使得世态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然而北方各族的内徙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国的君主为了增强实力，也于所在区域中实行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得各地区在华北动荡的大背景下，形成局部稳定之局面。该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持续到南北朝时期，最后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大一统时期——隋朝时期完成。
当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
关键词：尚方镜 尚方斩马剑 朱云折槛 虎符 丹书铁券
在旧小说或戏曲中，常常有这么一个套路：某当道奸臣要谋害好人，到了事情的节骨眼上来了个“八贤王”或“并肩王”之类的人物，手持先王御赐的尚方宝剑，所谓“上斩昏君，下斩佞臣”，遂将奸人先斩后奏，忠良冤情得以昭雪，最后皆大欢喜。在“权大于法”的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尚方宝剑是最高明的道具，它往往掌握在平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元老贵族手中，理想化地被赋予高于君权、法权的神圣性，成为冥冥中最高主宰的化身，是平民百姓对公平正义的一种精神寄托。那么，除了文学艺术作品，现实中是否真正存在尚方宝剑呢？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承德举行的全国挖掘整理成果展览会上，河南展出了一把“尚方宝剑”，上面有“救赐兵部尚书”“先斩后奏”的金字，由此以实物证明了历史上确有“尚方宝剑”，而并非文艺作品的凭空杜撰。那么“尚方宝剑”的名字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尚方宝剑尚方制
“尚方”本是古代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官署，皇帝的御用宝剑便由此机构锻造，故名“尚方宝剑”。秦朝时设置的“尚方”属少府管辖。“少府”是古时的九卿之一，其职责基本是管理制造皇室一切生活起居的所需品，清代划归内务府，故一般以少府为内务府大臣之别称。
秦、汉少府所属有尚方令及尚方丞，令秩六百石，掌造皇帝御用刀剑等珍贵器物。唐人杜佑的《通典》中说汉末分为中、左、右三尚方署。而出土文物表明，汉武帝时已有中尚方，所造多钟、鼎、壶等用器，汉宣帝初已有右尚方，由此可见三尚方之分最晚始于武帝时。魏、西晋沿袭前代设置，而东晋仅置一尚方。南朝宋、齐有左、右尚方，各设令、丞属官，除却皇室用品，还建造军器。梁分左、中、右三尚方署。北朝魏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北齐因循，三尚方均隶属太府寺。隋炀帝分设太府寺和少府监，三尚方署（隋改“中”称“内”）又属少府。唐沿用隋朝制度，改称“尚署”，三署令均从七品下，设有辅官丞。唐时对三尚方署有明确分工的记载：“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之制，并制造赐给百官的鱼袋；左尚署掌供扇伞车辇等；右尚署供十二闲（厩）马之辔。”唐以后，金少府监亦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车舆、床榻、鞍辔、伞扇等物。元则削减为中尚监，明朝始废。后“尚方”成为为宫廷制办和掌管饮食器物之官署、部门的泛称。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解释说：工官就是尚方署的工匠，所作物品归属尚方，因此叫做工官尚方。尚方署工匠的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其工作量之繁重大大超过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隋朝的高劢在《请伐陈表》提到：“尚方役徒，积骸千数。”（《隋书·高劢传》）唐司空图《容城侯传》亦道：“其先因秦时调发诣尚方输作，世苦之。”然而，这些地位低下的工匠却是民间艺术家，在特权阶级高压统治下，创造出难以计数的珍贵器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饴饧》：“饴饧人巧千方，以供甘旨，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窝丝’，或流传后代，不可知也。”清吴伟业《织妇词》：“少时织绮贡尚方，官家曾给千金直。”在现在的交易品市场上，也时见汉朝尚方造的“尚方镜”，做工精细，造型古雅，价格不菲。
《汉书·朱云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西汉名臣朱云有一次当着满朝公卿对汉成帝说，如今的大臣只白白享受俸禄，却不能匡君安民，“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朱云说的佞臣是当朝丞相、安昌侯张禹。张禹也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备受宠信，因此成帝龙颜大怒，命御史将朱云绑下。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至于拉扯间折断栏杆。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才使他幸免一死。这就是有名的“朱云折槛”，成为后世直臣诤谏的事典，也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御赐尚方剑的先例。另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权臣彭宠和“大树将军”冯异都曾被赐予尚方宝剑。
众所周知，“四大发明”中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史载他也曾经监造过尚方宝剑。《后汉书·蔡伦传》载：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加位尚方令，监作剑即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广雅·释器》记古剑有“蔡伦”之名，便是蔡伦职掌尚方令时监制的精良宝剑。
尚方宝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产物，是皇权至上的象征。明刘基（字伯温）《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诗曰：“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这种法律思想和作为法律施行主体的刑具，实则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是统治者个人权力的扩大。然而到了民间，在很多文艺作品中，人们却对它进行了浪漫的加工，使之成为贤臣良将所执有的伸张正义的工具，这一方面是对公正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皇权的畏惧心态。
丹书铁券免死牌
元朝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哭诉道：“枉自有势剑金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脱离无边苦海。”这里的“势剑”是尚方宝剑的别称，金牌即指免死金牌。所谓“免死金牌”是民间称谓，官方的称呼应唤作“丹书铁券”或“丹书铁契”，它同御赐尚方宝剑一样，是皇帝奖励给功臣、近臣带有盟约性质的信物，功用在其民间称呼中即已揭晓——被赏赐的臣下可以凭此得到死罪的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