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张特殊的安民告示

1.每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华儿女都应关爱中国的农村，去承受来自农村的那一份欢喜，即一份忧虑，去为中国农村的明天做出自己有质量的思考。正是缘于此，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中原一个小村——南街村。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根。

我们常常引吭高歌赞美自己所生息繁衍的土地，也懂得假如土地上没有垦荒、播种、收获的人，一块荒芜的土地，就失去了她哺育生命的实在意义。

于是，在我们的诗歌中，土地是母亲，以她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庇护着众多生灵；而耕耘劳作的人们，则是父亲，用汗水与弯曲的背影，朴实无华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生命以及一生最诚挚的情感。

土地和农民的概念，总在一场春雨里的播种，和一次艳阳下的秋收后，融合为一体，即为平日里我们所说的“农村”。

因为有父母的血缘，因为有生命延续的仰仗，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劳作的父老乡亲身上那汗渍、言语间的那土气、举止中那份不拘小节而忘却农民，更不应该因为都市有一种似乎超越了乡村炊烟的文明，而忘却农村。

我们都知道脚下这片曾孕育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肥沃土地上，裸露着古铜色肌肤劳作的祖先为四季丰收，为人丁兴旺，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过不懈的努力。上下求索之路中，有许多的欢喜也有太多的泪水，那些对土地饱含着激情的人，总怀着对土地的崇敬之情，奉献着短暂生命所拥有的所有时光。

在即将告别我们的20世纪里，有两位被世人称为最了解中国农村，最懂得中国农民情感的人，那就是鲁迅和毛泽东。

对于鲁迅的褒贬，历史已有了公论。对毛泽东的功过之说，因为有了他领导下所发生的“文革”之浩劫，而留下了一些令世人心有余悸的遗憾。

我们无意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说得太多，只是我们所要述说的故事，与毛泽东有着太多的关联，正确地说，是与毛泽东一辈子所关心的农村有着太多的关联，因此将笔墨触及毛泽东带着中国农民曾走过的农村之路，以及曾是亿万中国人精神支柱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生产队集体劳作的岁月，已成为人们渐渐淡忘的记忆，而此时在河南省临颍县有个被称为“毛邓村”的小村子——南街村，8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却依然过着往日的集体生活。

在这个村子里，人们戴毛泽东像章、唱革命歌曲、读毛泽东著作、学邓小平理论，叫响的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全村实行一种被称为是“外圆内方”的“政策”。这种别树一帜的“农村政策”，为这块穷了数百年的土地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1984年南街村村办企业年产值74万元，1997年达到16亿元，总产值在13年时间翻了2100倍。

1995年7月，日本《读卖新闻》称“南街，对于目前贫富仍有差别，治安状况滑坡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为一个成功的典范”。从80年代到90年代，国内外关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人士对它的考察、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或褒或贬，于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就有了一个亿万人所关注的热点，有了一个让所有关心中国农村发展，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们深思的话题。

人们之所以如此地关心一个小小村庄的发展与变化，那是因为大家都时刻牢记着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就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农业大国，12亿多人口的泱泱国度里，农民竟占9亿之多。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搞好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等问题，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探索前行的阶段里，中国农村将以什么样的模式进入下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大问题。

在古老的中国文明史上，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民问题，作为国家的首要大事来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把农村、农民问题摆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几乎所有的党的代表大会，都一再发出这样的警示：农业、农村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

而在我们党的三代核心领导人都对农民倾注了深深的关爱之情。

——毛泽东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农民问题上，他指出，不要忘记农民，忘记了农民，读一百册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中国也没有用。他早期最著名的著作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他多次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实施了“大修水利”等政策，为振兴农村经济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亲手制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成为指导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业的纲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有一点可以为证：他历来不仅仅依赖于各级送到他案头的农村问题的报告，而是要求派人亲自调查。他身边的警卫战士，全国每个地区级的单位一个，他要他们定期回家乡调查，回来后要亲自向他报告。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国的首脑，能像毛泽东一样，关注着农民的命运。当1998年举世注目的世纪大洪水袭击中华大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能够缓解和抗衡这世纪洪魔的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水电工程、丹江口水利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铸造的世纪工程，有的甚至诞生于全国的经济建设都几乎瘫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然而，也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太关注农民了，太想让中国的农民走出贫困了，因此，他总嫌速度太慢，他提出赶英超美，一步跨入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而这正导致了他晚年的一系列失误。这一点，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定论。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个关注农民命运的人。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和刘少奇一起提出最大限度地解放农民的生产力。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宏图伟略始终未能施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给了这位务实的领袖一展身手的广阔天地。邓小平同志把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开创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纪元，并且他还多次告诫全党：90年代经济若是出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农业上。

——江泽民总书记更是时刻地关注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关心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农民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任何国家也帮不了我们。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农村的山山水水。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向全党颁发的“一号文件”，几乎全是关于农业问题的。这足见领袖们对农村问题的关注。

回望历史的印辙，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不禁感慨万分。我们说，虽然在致力解决农村贫穷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时，我们的政策、路线曾有过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建设繁荣富裕、文明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宗旨，却一天也不曾改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恢复农村生产，大力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并且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相继出台，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世纪之交时刻，我们再次翻读年轻的共和国履历，再次回首新中国的农村所走过的曲折之路，不禁有许多的感受涌上心头。

以我们饱受土地恩惠，浓浸农民恩情的良心自问，得出这样一句肺腑之语：每一个人都应该真正地去关注农村，去承受来自农村的那一份欢喜，那一份忧虑，去为农村的明天做出自己有质量的思考。

或许当你透过中原大地的这个叫南街的小村，可以探寻到一个关系着中国农村的明天的答案。

2.全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而南街村的一张“安民告示”，却让农民们把责任田交归集体所有，又吃起了“大锅饭”。

讲南街村，我们不能不讲一个历史的大背景。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

一个只有18户人家的叫小岗的小村子里，一个叫严宏昌的生产队长带头在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纸上按下红指印，脾气爽直的农民严俊昌也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指印，随后，其他户主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那张用小学生学习簿写就的“分田协议”上按下了红指印。小岗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便这样因为有了18个红指印的“契约”，就“非法”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这是个寒冷而又让人激动的冬天。一阵风，一阵充满着暖意的旋风，从出过“乞丐皇帝”的乡村刮起，席卷了华夏大地。农民们用激动得有些沙哑的喉音，相互间传告着：“分田到户了！”“包产到户了！”

被十数年那漫长的“阶级斗争”岁月拖累了，更是饥饿了的人们，这一刻突然间一下子恢复了青春活力。

那时的中国时尚或者说习惯于中央一声令下，干什么都一个纲一条线全国人民一窝蜂上。几乎没有任何思考，所有的农民一夜间就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实，还没等到上面的红头文件下来，许多农民就迫不及待地把土地给分到挨家客户了。神州大地上那600万个生产队集体劳作的土地，改换为2亿8千万户农家所拥有。

潮流卷处，河南省临颍县一个叫南街的村庄，也不例外地将已经机械化操作的几十亩一块的田地，分为几十块，地头田间插上了一块块写有户主名字的标签。那是1981年春天，全国大包干政策一下达，干什么都不落后的南街人，户户手里拿到了一本“土地承包合同书”。

从那时起，一个崭新的概念进入了农民们的生活——责任田。这个概念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一个连乡村里最为厚道老实的农民们，也开始学会用“好不好”、“适合不适合”的目光，来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时代的到来。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一种思想解放潮流逐渐形成，为之后的日子里，南街人土地的分而后合，打下了一个伏笔。

历史仿佛是一瞬间，人类却已是几代人更换了。80年代中期，我们所处的社会已进入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合作社，什么叫生产队的时代。为生活而忙碌的人们，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已不再像早些年那样的敏感，然而，当“南街人又搞起一大二公的生产队”这样的消息传开来时，立即引来了众多的目光。特别是当中央的红头文件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通知下发全国之后，这个搞集体化的举措无疑增加了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在一个大环境中形成一个独特的小环境，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有了几份风险。

说句玩笑话，或许南街村这一年发生的故事，会像当年小岗村发生的事件那样具有一种历史性的意义。那就是中国农民已经能够按实际情况选择生产方式的时代到来了。

那是1986年的春天。

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村委会的墙上，贴起了一张极为醒目的“安民告示”：

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一、没有能力种好管理好责任田的，不允许租赁给外村，或转让给他人，更不允许抛荒，可以写出申请，把责任田交给集体，经村委会研究批准后，土地收回村里，实行集体耕种。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回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40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四、农户是否向村里回交责任地全凭自愿，交了责任地的农户若想自己耕种，可以再向村民委员会中请承包。

特此公告全村村民。

南街村村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五

如果说，安徽小岗村那18位农民盖满红手印的“契约”，带有中国农村生产力“自我宣言书”性质的话，那么，南街村的这一张“安民告示”，同样是对生产力的保护和解放。它以最实际的例证阐释了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论述，它以中国农民最讲究实际的例证让世人相信：“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一切空洞的说教在最讲究实际的农民的实践中，显得苍白而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安民告示”有历史文献的价值。难怪有人说：它理应与小岗村的“契约”一样，珍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南街村素有“管家”之称的郭全忠有个好记性，时隔10多年了他还记得张贴告示的那一天，是中原早春少有的好天。

阳光明媚，蓝天一碧如洗。

“村里要回收责任地了！”

这消息如同春雷般在南街村稀疏错置的农舍里炸开了。

不多时，村委会的平房前就聚集了百十号人，站在他们中间的，就是后来成为南街村之焦点人物的村支书王宏斌。

那一刻的王宏斌手中，已拿着10多份要求向村委会交还责任地的申请。那是村委会一班人写的申请书。若干年后，当南街村的村民将土地全部自愿交回村集体后，王宏斌说，那时心里还真没底，毕竟咱中国的农民与土地之间有着特别的情缘，而且这事还涉及一个是否违反国家政策的问题。

然而，回收土地的工作比南街村的干部们预料的要顺当许多。当天，就有群众向村委会递交申请了，那些人大多是在村企业里上班的，是实在顾不了自家的责任地的农户。在这些人的带动下，一部分没进村办企业的农民也写了申请，就如“告示”上所说的，村里研究决定回收他们的责任地后，立即在村办企业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随后的日子里，向村里交还承包责任地成为南街村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到了这一年的5月份，南街村村民有300多户写了上交责任地的申请，自愿上缴土地的农民还一个一个地走向南街村村委会。到了1989年春，南街村800多户农户将所有的2006亩耕地全部交回了村集体。而这期间，向村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竟没有一家再次承包的。

南街人回收责任地的事儿不胫而走。一双双带着问号的眼睛开始关注起南街村来。其实在这之前的1984年，南街村就把两个村办企业从承包人手中收回了承包权，搞起了集体承包。但那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或许那是因为在世人眼里，无论是个人承包还是集体承包，都还是“承包”两个字，与上级要求的承包责任制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更有说服力的是，可能企业承包的问题，远没有土地承包的问题更能触动中国人的神经。

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与土地耕种有着极深的渊源的民族。

从这儿开始，人们就记住了河南省南街村，这块面积仅有1.7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几乎是一夜间成为亿万人关注的焦点。

但是，了解南街村，到过南街村的人们都知道，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南街村这个和中原小县临颍县县城仅有一街之隔的小小村落，与中国众多的穷县郊区农村一模一样。

一样的在挺拔葱郁的白杨林中飘展炊烟的平原乡村。

一条窄窄的泥土小街横穿而过小村的中央。

一样的千里平原随处可见的又破又旧的茅屋里，住着靠地为生的农民。

……

南街村，这个坐落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南隅的说不大也不算小的村落，在广阔的大平原上，与周围的村庄比，实在是太平常了，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之处。然而，南街村回收责任地的做法确实有些离奇，离奇得有些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土地承包责任制搞得好，鼓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成功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已是举国公认的事实了，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最初的时候，南街人心里头也升腾着这样的观念，然而，5年后，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的南街人，因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土地承包责任制对南街村来说，是不是件好事；或者说承包责任田到户是不是适合南街村实际情况更为确切些。这个问号在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成员心里尤其显得沉重。

我们不是专门的经济学家，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承包风吹遍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时候，清醒的经济学家们曾这样告诫人们：联产承包就目前来说，势在必行，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已经被约束得太久的农业生产力，不足以调动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这一切却仅仅是第一步，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承包责任制”这种条块分割式的耕种方法毕竟有它的局限性。而在此前，南街村已初步具备了集体耕作更利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基础。是分田到户，还是归田集体，南街村的老老少少以及他们的领导班子毕竟有过痛苦的抉择。

王宏斌等人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对和自己生息与共的农民兄弟们有着很深的了解，同时，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着极清醒的认识。但王宏斌们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当面对葱郁的大平原上出现荒废了的土地时，总有种自己头上长了疥疮般的难受，就凭着那一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责任感，他们决定为了土地的光辉明天作一些尝试，于是就经过反复斟酌后决定由村里回收一部分土地。

若说南街村的领导想收回责任地有着别样的初衷，那么南街村的农民们一个个将分到户的责任地自愿交回集体，是南街人傻？还是南街人想玩花样招惹人眼？个中原因尚不得知，但这两个问号或许可以排除在外。要说傻也不可能一村子3000多口人全是傻子，要说南街人图出个名，淳朴、憨实的中原农民恐怕没这个闲情。因为他们的肚子不允许有这个闲情逸致，他们要填饱肚皮，要拉家带口，要养儿育女，搞空洞、毫无效果的说教那一套，他们已经吃过了苦头。

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南街人当年分田到户搞承包责任制是人人欢天喜地认认真真，而几年后，他们确确实实是又自愿把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一家一户地交回了集体。统一耕种，统一收割，连粮食也是按照各家的口粮统一分配，纯粹的过去那种合作社时生产队的模式。

大锅饭的苦头没吃够，看样子南街人的脑子真的是有问题了。所有得知这一消息的人都这么说着，并等着看南街人的好戏，甚至还有人写信向政府打报告：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又带着村民搞生产队，这是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左倾”行为，希望组织上和政府要管一管。

如今，当人们走在南街村，看到在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子，看到的只有70多个农民开着现代化机械设备，便完成了全村数千口人的土地从种到收的全部操作，其他人则全部走进南街村集团的各类乡镇企业的车间时，人们有的只是钦佩和敬慕，再也没有人把“左倾”的帽子抛向南街村了。

3.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南街人，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的南街人，让人觉得新奇，又触发了人们的诸多联想。

要说起专业干制造新闻的，这世上还真不乏其人。

说远些，那踢足球的马拉多纳等人，今天告别足球场，明天又回来，中间还夹带着吸毒又戒毒的丑闻，几乎是一天一个新闻发布会；说近些的，国内也常常听说某某明星在炒作新闻，非得闹得全国十多亿人半数以上知道不可，否则不罢休。

在有些人看来，南街人也是爱“炒”新闻的。

收责任田又搞生产队吃大锅饭的事，沸沸扬扬地闹了一阵子后，刚被四邻八乡的乡亲们“木已成舟”式地默认的同时，南街村又接连闹出一个又一个的带着浓浓土地气息的“土新闻”。要说这新闻带“土”字，缘由是因为它最初不是靠报纸、电视、广播来传开的，而是由人们言传口授，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的。诸如南街人把包给人家的砖厂也收了回来，南街人收了小麦不去卖，全自己留着，留着留着就开起了面粉厂之类的“新闻”，隔三差五就有从南街村传出来。

然而，这些“土记者”们报道的“土新闻”中，最让人们感到吃惊的，还是南街人佩戴起了毛主席像章的“新闻”，以及南街人在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在当时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已有定论的背景下，这可是一个让人们听了以后，顿时感到一丝苦涩从心底里涌出来，感到历史突然退回了一截的“新闻”。

有许多人听了这“新闻”后，都不相信：南街人再疯，再邪门也不至于如此。于是，就有人专为这事打赌，当然也就有人专程赶往南街村看个究竟。

那是在80年代中期，河南省漯河市有几个退休了闲着没啥事干的老人，在听闻了一些消息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就悄悄地前往南街村看南街人是否真的别上了毛主席像章。

那时，南街村那通过全村首尾的小街，虽然还是泥土路，但也已经扩建过了，走在这路上的南街人遇到外村人都有种自豪感。这种挺有自豪感的模样，全在南街人挺着的胸脯上光亮光亮地闪现着。这会儿定神一看，南街人那挺得愣高愣高的胸脯上，确实很是醒目地别着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俨然给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感觉。最初遇到一个还会以为人家是闹着玩的，等两个三个、一群两群的人都戴着毛主席像章，从他们身边走过时，老人们就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了。

要说戴毛泽东像章戴着玩倒也有其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里的商店里有卖毛泽东像的，全国各地跑的大小车辆里悬着毛泽东像的，街头巷尾流里流气的小青年的胸前也如同佩戴饰品一般地别着毛泽东像章，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就没有一点往日岁月的痕迹了，纯属一种消遣心态。然而，南街人戴毛主席像章却是认认真真的，就像当初认认真真搞承包责任制，又认认真真地将责任地收回集体耕种一样。

等这些从南街村探察情况的老人们回去后，他们就又从南街村带走了一个新的“新闻”。

“嘿，南街人戴毛主席像章是小事呢，人家还唱《东方红》呢！”

可话还没说完，旁边立时有年轻人给他们补上：“看你老也是老外，俺告诉你吧，南街人不但唱《东方红》，而且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丈高楼平地起》、《社员都是向阳花》、《在北京的金山上》。”

“男女老少都唱，个个唱得有滋有味的，就像你孙子整天唱那《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劲头。”

“唱唱歌那算啥，南街人还一本正经地学习毛主席写的书呢！”

“南街人玩邪门的活，老三篇，老少爷们都能倒背如流，跟玩了一辈子泥蛋的老农民背二十四节气似的。”

“看来你也是老外，人家南街人不叫‘老三篇’，而是叫‘老五篇’。”

……

十来年后，当初最早佩戴毛泽东像章，最先带头唱革命歌曲的王宏斌说：“就这样，那时候，南街人津津有味地唱开了《东方红》等一系列的老革命歌曲，外村人则乐呵呵地茶余饭后地说南街人唱《东方红》。”

言语间，一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毕现。就如今日做生意挣了大钱一般的欢欣愉悦。

至于南街人的这些举措是别出心裁“制造新闻”，还是的的确确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我们觉得还必须回到当时当地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确在经济上打了个翻身仗，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伴随西风东渐，我们大开的门户里也飞进来一些苍蝇蚊虫，它直接破坏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所以，中共中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党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一系列关于铲除不良恶习的重要指示，同样的，党的历届总书记无不把精神文明建设当做治国之本来抓。因为中央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看到：如果以道德大滑坡的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某些成就，那么这种道德滑坡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的损失将会使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

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央文件，领导人有论述，具体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具体到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到底怎么个搞法？却缺少一二三可具体操作的章程，面对诸多大道理不甚了了的普通农民来说，需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怎么办”？比如卖淫嫖娼，比如吸毒，比如腐败，比如低级文化趣味对社会风气的毒化，这些现象让南街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朴实的南街人记得，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不是这样，尽管那时由于上边的政策的失误造成了人为的贫困，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和谐，社会道德风尚可以说比时下要好些。许许多多流芳于世的英雄，比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定楷模。能不能按照现在的经济方略发展经济建设，并按照毛泽东时代政治上的合理部分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样不就实现了邓小平及中央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了吗？南街人按照自己朴素的推理，就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比如佩戴毛泽东像章，比如读毛主席著作。通过背诵毛主席语录，人们从中找到精神的依托，找到道德的规范，找到做人的标准。他们认识到毛泽东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他们做人的标准。

朴实的南街人的确戴上了像章，不过不同的人戴的像章样式不一样，有党员的，有干部的，有普通群众的。这代表了不同的人所应有的不同的标准。但有一条标准是相同的，那就是凡是佩戴了毛主席像章的人，那就必须按毛主席的“五种人”要求去做，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南街人做出决定：不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到多么富裕程度，在南街村决不允许经营低级趣味的娱乐业，比如格调不高的桑拿、洗脚、卡拉OK包房等等。在南街村出现这些，是南街人的耻辱。有人说，这是极左，是限制人性自由。不对！南街人的精神生活要丰富得多，高尚得多，精彩得多！

与南街村一路之隔的临颍县城，别看地方不大，可各类桑拿业、按摩业、各类歌厅鳞次栉比。看起来很丰富，却被人们视为教人学坏、教人腐败的低级场所。而走进南街村，却是另一番景象，各企业单位职工的歌咏大会，街头故事会，篮球场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街头花园里老人们的豫剧清唱、威风锣鼓……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文化活动比比皆是，遍及每一个角落，而其政治色彩及参与人数决非其他地方那些桑拿娱乐业所能比的。

更让人称奇的是，1998年12月，南街村的文工团竟然把自己一台精彩毕至的节目搬进了首都北京，在中央警卫局的礼堂，在富丽堂皇的中国剧院，让许许多多见过世面的北京观众激动得直流眼泪。

凡是看过这台演出的北京观众，当含着热泪走出剧院时，都是一句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应该这样搞。极个别曾认为南街村太“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大大地误解了南街人，南街人不仅开放，而且走在开放的前列。

说到南街人学“毛著”，其实是个大概念。南街人再富，毕竟还是农民。他们把任何样式的学习都叫做学习毛著。比如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十五大文件精神，他们都叫做学毛著。如果有哪位语言学家认为南街人把学“毛著”的外延定得太宽了，那是吹毛求疵！南街村是农村，南街人是农民，农民自然有自己的语言习惯。但南街人的学习决不流于形式，比如作为十五大代表的王宏斌从北京开会一回来，除召开党员大会传达外，还逐家逐户向全村数百户人家解释十五大精神的精髓，这一点，应该是代表们的楷模。当然，南街人学习文件，决非一般的念念条文，他们重在理解实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文件决定着他们今后的方向。对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的报告，几乎所有成年的村民都能讲出几条要点来，恐怕，这在一般的乡村是比不上的。

南街人就是南街人，南街人喜欢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