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搭台 应用唱戏
标准重要不重要?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重要!但一遇到实际情况,实践与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那些主管们总认为制订标准无非是翻译翻译外国的东西,把英语变成中文就行了,不需要花钱的。例如,用来制订某一个协议标准或接口标准的经费可能就是5000块钱,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元人民币的。
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还是看看国内的现状吧。
首先,除了邮电部的ChinaPAC和ChinaDDN之外,银行、铁道、军队等都有各自的专业用网,金桥工程也建立了自己的卫星网。然而,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一个如此严峻的事实,就是这些网络之间很少能够互相通信,即使是这些网络都已和Internet连接起来了,国内用户之间的E-mail也得环绕美国一周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再者,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建立了不少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最近的两年,可以说是网络和MIS系统最热的两年,各种经济信息库、人才信息库、商业信息库等,多如牛毛。可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是:同一大楼中两个不同司局可能采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数据库,用了完全不同的记录结构开发了他们各自的MIS系统。东边日出西边雨,老死不能往来。
还有,我们知道,E-mail只能传送文本信息,对于中文信息,则必须在传送前和接收后进行相应的转换。现在的各种中文E-mail软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除了E-mail之外,工作站、微机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支撑工具也都向中国用户提供着各自的视窗系统,如Solaris上的X-Windows、微机上的Windows 95等。中国用户需要怎样中文界面呢?可喜的是,1995年我国制订了自己的微机上的中文系统标准。
我们还可以看看软件的编制过程。我们的软件开发过程大都是自我流,即开发人员根据用户需求,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机器上编写各种各样的程序,再把这些程序链接起来之后反复修改与调试,最终勉强达到用户要求之后皆大欢喜。专业软件公司的情况如何,笔者了解得不全面;但笔者所接触到的高校、研究所及部分公司的情况都是这样。另外,我们的制造业等行业的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上,信息和数据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生产和管理的第一线。例如,一个产品部件的规格、编号、生产过程中的工序号、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与工具、生产工序等都来自于厂家或行业管理部门。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产品、部件及其生产过程很少有统一的标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即我国各种建筑的门窗尺寸大小很少有相同的,其结果是造成窗帘无法批量生产,防盗门必须按每户量体裁衣方式定做,铝合金窗框、窗帘挂杆也大多必须定做或需要二次加工。
上述情况虽然只是我国严峻事实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1)网络本身的各项标准主要依赖国外(对于开放式系统来说,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怎样把网络上的各项应用统一规划,使其能较容易地实现互操作?我们可能没有制定相关标准和协议。
(2)有关数据库之间如何互相转换,行业的MIS系统应向行业内部和外部提供何种接口,也恐怕没有被考虑和定义。
(3)面向用户微机平台的中文界面标准已经制订,且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工作站平台是否也需要相应的标准呢?
(4)各种有关应用的信息规范和标准。这涉及到各个行业和厂家,尽管制订了一些标准,但距信息化所要求的“把正确的信息及时地送到所需要的人手中,并对不需要这些信息的人进行保密”这一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标准对于信息化,有如政策、法律对于人类社会和国家,而网络对于信息化来说,其作用和地位可能与人类社会中各级组织及其联系相近。人类社会中的各级组织、政府部门必须在法律、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内运转、工作。信息网络只有在统一标准的规范约束之下才能发挥其作用。
所不同的是,人类社会具有自我制订法律和政策的能力,信息化的标准、规范则需要人去制订、去推广和去操作而已。
我国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实行两个转变,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其实,这两个转变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而要实现这两个转变,恐怕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各行各业的标准制订、推广、执行和互联工作。
社会正由模拟化向数字化迈进。不敢说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但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信,你可以看看美国当前的社会现实。
事实上,发达国家用在标准的制订、推广方面的人力、资金等资源的比重是巨大的。仅在OSI协议标准的制订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十多年如一日,几千名专家,多少亿美元,多少次会议,多少个文本,真可谓呕心沥血。TCP/IP协议也是一样,尽管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协议,但各国科学家们至今仍在不断提出新的RFC标准,不断充实着这一网络界的奇葩。
业界也是一样,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UI和OSF竞争UNIX标准之事。当然,也不会对Microsoft在多媒体处理等方面自订标准、先发制人的事不留印象。标准是纲,标准是牛耳,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十多年前,笔者初到日本留学时,曾和导师谈起中国应建立全国性的信息网络以传递各类经济、军事信息之事。导师沉默半晌后赠了我几个回味无穷的字,即标准搭台,应用唱戏。十多年后,笔者到美国向MIT的网络大师讨教网络发展方向和建网经验时,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要重视标准。
难怪日本的INTAP为了制订一个网络互联标准而动用数百亿日元资金,几百家公司,历时数年。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求中国在信息化的各方面都去制订自己的标准,这既不符合开放的潮流,也不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在那些涉及我们的根本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方面,我们是否应该花大力气制订自己的标准呢?例如,中文平台标准,包括微机的和工作站;中文传输和压缩标准;网络互联的协议和路由标准;各种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设计标准、加工生产标准、存储标准以及数据表示标准等。
再者,在我们的标准制订之后,应该让其具有权威性,别让其躺在资料室中睡懒觉。有令不行则国不治,有标准不依则业界不振。当然,在标准的执行过程中出现或发现了问题,是完全可以制订新的标准或修改原有标准的。
网络再好,没有信息的网络只能是摆设;信息再多,不能被用户所识别、所使用,不能给用户带来效率,则只能是垃圾场的废物。网络是传递信息的,而只有按照用户所接受、所理解的标准给用户提供信息才能给用户带来附加价值。我想,这大概就是“标准搭台,应用唱戏”的意思。
(《计算机世界》报 1996年 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