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青委命我调查海固回民暴动
我是上海人，回族。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绥边区党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晋绥边区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1939年春，我因患严重眼疾，组织要我到大后方去医治。先到延安，住了半个月医院，医治不了，转到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9年4月，达浦生去平凉主持伊斯兰师范学校，到西安时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我。我未见，达留下一信说，受我父亲委托找我，希我去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
达浦生在上海是个很有名望的阿訇，又是爱国人士。伊斯兰师范学校是他同哈得成（一个有名的阿訇）在上海办起的一所私立学校，经费由上海等地一些有名的头面人物资助。日本人占了上海，要达浦生继续当阿訇，为日本人干事。达不干，离开上海，到麦加去朝觐，在沙特阿拉伯一带宣传过中国抗日的主张。回国后，蒋介石接见了他，并给他一个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头衔。伊斯兰师范学校也被批准为国立，归国民党军委会管，拨给经费。不久，伊斯兰师范学校在平凉恢复，改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是个宗教性质的学校，达浦生任校长。在上海，我父亲资助过达浦生办学及到麦加朝觐，所以他同我父亲关系很好，也同我认识。
当时，海原、固原刚发生回民暴动。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冯文彬和杨清看到达浦生留的条子，就临时决定我去平凉，主要任务是利用达浦生的关系，去做海固回民暴动队伍的工作，把暴动队伍引到抗日和革命这方面来。当时，中央青委对海固回民暴动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要我去作些调查。同时，详细研究了行走的路线和联络的方式，确定我的联络人是黄华同志。
于是，我的组织关系被介绍到陇东地委。又经过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带上到平凉的组织关系，与平凉市委书记张可夫接上了头。我到达浦生处，任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员（讲中学数学和公民课）。到平凉时，海固回民暴动已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我只好先谋个职业站住脚，然后找机会对暴动情况作调查。
有个王月波，是国民党军委会的联络员，被派来做暴动队伍被镇压的善后工作的。王月波的秘书刘川，是上海伊师的学生、达浦生的亲戚，以前跟我家也认识。他们路过平凉时在伊师住过，我通过和他们的接触（跟刘川接触多一些），对海固回民暴动的情况及国民党镇压回民的经过作了了解。
1939年6月下旬到7月，我曾利用伊师的关系，到海原、固原回民暴动地区走了一遍，寻找暴动队伍。当时，国民党杨德亮的部队驻平凉。杨是回民，认为伊师是回民学校，达浦生在回民中有一定威望，学校也归国民党军委会管，于是就把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了3个队，去对回民做宣传工作。一队去西海固，一队去隆德、化平，一队到张家川。
我们这个队有10来个人，我是西海固一队的负责人，达应彻是副的。国民党的意图是要我们宣传回民不能造反，把参加暴动的人找回来。我们则针锋相对，宣传民族团结，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对回民暴动的起因、经过及被镇压的情况作了调查。
原来，国民党陈诚的队伍驻在西海固一带，他们在回民中大肆拉兵，为了防止回民造反，把拉来的回民士兵分散编在各个连队，同汉民一灶吃饭，激起回民士兵及回民群众强烈不满。其次，国民党队伍在那里以办夜校为名，强迫回民妇女上夜校，借机对她们进行调戏奸污，引起回民很大的愤慨。加之苛捐杂税沉重，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于是，引起回民暴动。
一个晚上，回民群众聚集起来，把国民党的一支队伍包围了，缴了枪。很短时间，暴动队伍发展到两万多人，波及到好几个县。首领是马国瑞（马震武的侄子，当时马震武在天津）。国民党看情况不对，就请兰州的回民上层人士出面调解，实际是搞假调解。马国瑞提出把回民士兵单独编成一个团抗日等条件。正在谈判期间，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布置好包围，突然将暴动队伍包围消灭，马国瑞被打死，只有马思义等少数人逃出来（后组成骑兵团，坚持斗争，到了陕北）。镇压后，国民党把参加暴动队伍的家属等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安置。
我根据从王月波、刘川那里了解的和这次调查情况，写了关于西海固回民暴动始末的调查报告，报给中央青委。
8月下旬，我去西安向组织汇报工作。到西安见到黄华同志，他还要我到延安汇报。我奉命去延安，后因平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再未回平凉。
摘自《平凉党史资料》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