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研究设计和方法(1)

第一节 绪论

本研究目的是为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建构一个理论。研究会根据象征符号互动论，采用质性设计（归纳性扎根理论），以加深了解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采用质性方法及扎根理论方法的理论依据将会详述。本章的目的是设计合适的研究方法，以探讨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活及经验及采用扎根理论作为诠释过程的理论依据（Strauss、Corbin，1998）。

本章将描述扎根理论的发展、理论基础、重要特点及其合理性，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派典中的实证论和诠释论也会作出探讨。本章主要目的是详细讲述怎样应用方法及取向以探究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及经验。其次，本章目的是在传统研究方法上提供另类方法以及为体育教育的研究员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以建立一个基于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理论。因此，本章目的是建立探讨“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的研究方法，并且导出研究目的。再者，本章也会讨论适合本研究的派典，就核心研究问题提议一个适当的研究方法。最后，本章会强调及解释数据收集及分析的方法。

第二节 研究派典的认定

本研究采用质性设计并根据象征符号互动论的归纳性扎根理论，深入探究香港小学体育教师专业生涯的意义。以下将为采用质性方法及扎根理论方法作出分析。

根据Strauss和Corbin（1998）解释，“派典”是为科学家提供熟悉的语言以促进讨论的科学性词汇。Strauss及Corbin（1998）指出：“派典只不过是透视被采取的数据，而在整合结构和过程中有系统地帮助收集和排列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派典的基本词汇皆为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根据Batch（2002）的见解，研究派典可分为：实证主义、后现代的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式女性主义及后现代的建构主义5种。每一派典会有：（1）本体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的性质？（2）认识论的问题——什么是可以知道及认知者与所要认识的问题有什么关系？（3）方法论的问题——应当如何追求知识？

在教育研究派典中，实证论及诠释论为2个主要的理论观点。Batch（2002）则称这为“后实证论”。此外，Batch（2002）也概要列出以下几点。

（1）实证论的本体是从现实中研究、获得及明白；而诠释论的本体是现实的存在，但没有被完全理解。

（2）实证论的认识是世界怎样被管理及认知者之间的区别；而诠释论的认知是相信对现实的估计及研究员为收集数据的工具。

（3）实证论的方法是采用实验、准实验、问卷及相关性研究；而诠释论则采用严谨的质性方法、频次及低层次数据。

（4）实证论的成果是事实、理论、法则及预言；而诠释论的成果则是归纳、描述、样式及扎根理论。

实证论被视为一种在已定义的变量中，明确采用数字及数量上的结果，以寻找数据间关系的研究，而诠释论则是一个采用质性方法的派典，如采用访谈、观察及文件的分析作为收集数据的方法（Bogdan、Taylor，1975）。诠释论在所收集的数据中展现不同的解释，为数据下定义及使社会状况更加清晰（Batch，2002）。在教育研究的派典中，诠释论被视为更加适用于这些研究问题，而且更能为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展现出更详细、丰富及深入的理解。

实证论也被视为量性研究。量性研究员努力地尝试采用实验室的测量、问卷及一些被看作主观的工具来收集数据。量性研究为了能够保证客观性而被设计成尽量减少受到研究员的影响。可是，量性研究也有缺点。例如，所得的数据会被视为“废物输入及废物输出”分析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因大量复杂的数据缺乏适当的处理而令研究员陷入困境；在研究问题上有广泛的影响而容易导引致错漏的结果（Denscombe，1998）。

量性研究是一个达到方法论标准的方法，它的结果通常与日常面对的问题及困难偏离很远（Flick，2002）。Flick（2002）引用Max Weber所说：“Max Weber（1919）表示‘世界的觉悟’是科学的工作……在社会科学的事例中，低程度的应用性及联想性是考虑的指标……科学研究不能对政治及团体有关的实用性吹毛求疵：盲目地采用科研成果，使之已不再展现‘绝对真理’。科学只不过是提供有限度的诠释，比较弹性地达到实践及超越日常所应用的理论。”

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员采用哪一种方法能更合理响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呢？如果研究的主题是要进行假设性的测试、计算或测量，量性的方法会比较适合，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要明白、发现、理解、经历或建立理论，质性方法则会比较合适（Creswell，1998；Lincoln、Guba，1985；Patton，1990）。因为本研究的目的皆为理解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质性的方法会被采用，从而获得关于现象中错综复杂的数据。例如，感觉、思考方法及情绪，这些都是较难通过传统研究方法得到或学习”（Strauss、Corbin，1998）。

与量性研究不同，诠释论著重文字多于数字。换言之，质性研究着重归纳，而量性研究则着重推论（Thomas、Nelson，2001）。诠释论著重质性的方法，用作理解参与者在特定的场所所经历的意义。然而，研究员在收集数据及分析过程中，它是首要的工具。研究员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及他们的敏感性和看法对获得数据、进行观察及响应是很重要的（Thomas、Nelson，2001）。

随着以上脉络，Morrison（2002）也强调所有教育研究需要基于人的经验。研究员的主要工作是将受访者视为研究对象，并且引用研究对象的观点作为探究事件和现象的意义。换言之，质性研究着重于归纳，这也表示质性研究着重于现象的本质。其目的主要是叙述、理解及解释。因为质性研究没有先入为主的假设，研究员在观察中争取假设而不是建立假设。

质性方法在研究有关教育范畴的问题时，是一个可行及可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它允许在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有系统的观察及互动的方法获取答案。Punch（1998）指出，质性研究是在正常的框架下对社会生活的研究。而本研究包含教育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及在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中，能建构一个清楚的、可了解的、可解释的且可建立的理论。

对于质性研究的批评可经常看到。Denzin和Giardina（2007）指出，这类的批评皆来自政治的及非客观的立场。事实上，质性的研究学者都为他们的研究部署了范围广泛而相互联系的方法（Denzin和Lincoln，2005），这促使国家研究议会承认质性研究为科学研究的一种（Shavelson和Towne，2002）。在社会学及质性数据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用作研究及分析个体的活动及行为，所以质性研究可以采用多方面的实践和方向来进行分析。质性研究是具有多个共同特征的研究方法的广泛词汇。因为在质性研究中所得数据被视为软性的及不容易用计算方式处理，所以质性研究员通常会通过在受访者经常处于的情况中与受访者不断接触。因此，数据会对个体、地方及对话有较丰富的描述（Bik-len，1992）。Morse（1994）指出，质性研究的概念是由推论、理解、逻辑及运气所组成，而最后在当中加上勤力及创意。

本研究皆为教育范畴内，所以采用质性研究是一个合适的方法以了解实际上的重要问题及在这方面延伸知识（Merriam，1988）。因为本体论及认识论影响着研究的工作，所以Morrison（2002）强调适当的研究方法是重要的。合适的研究方法可为研究员进行研究活动提供基本理据。广泛来说，研究方法是一个达到及寻找答案的过程、原则及方案的词汇（Bogdan和Taylor，1975）。因此，本研究会尝试采用归纳方式建立理论，并解释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以一个由数据引伸出的理论称为扎根理论，下一部分将对此作出详细的分析。

传统上，教育研究着重于量性方法，很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觉得质性研究皆处于主流之外。其实，尝试区分质性及数量性研究是一个不理智的做法。可是，Strauss和Corbin（1998）也强调：“质性研究不会由数据的过程或其他量化的方式得到结果。然而，本研究可归类于一些关于个体的生活、经验、行为、情绪及感觉的研究以及组织性的作用、社交互动、文化现象及民族之间的互动的研究。”

在教育范畴内，质性研究是通过人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自然科学研究员与教育研究员不同，因此质性研究是建基于人的经验。质性研究是通过“感情移入”的理解过程及“由内在”去探讨问题（Morrison，2002）。质性研究的特性是采取循环经验的实证步骤，其可从认识论的原则（由内在理解）理解人类活动，从而得到较大的敏感度多于线性的设计（Flick，2002）。此外，Strauss和Corbin（1998）强调，对于问题的核心，我们的意见是要考虑质性方法与量性方法对解决问题的互为作用。如果是为了建立理论，只是正视或简单地导出“它们互相补漏”及“它们互相补足”是不能在研究工作上提供足够指引的。

本研究主题并不是一个预设及人为的实验室环境，而是每位专业人员每天生活的实践及互动。因此，在质性研究下，多个质性研究方法会被采用，其中包括传统的象征符号互动论、民族方法学及建构主义。

质性研究是一个包含很多搜集数据技巧的新兴派典。质性数据包括（1）对情况、事件及人物的详细描述；（2）关于人的态度、信念及经验的直接引述；（3）历史文件中的摘录。在本研究中，研究员会用一个或一系列的技巧作为收集数据。当采用质性方法时，研究员是研究的主要“测量工具”。

在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论皆为最适合研究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其在探讨他们的专业工作和经验、职前预备、薪酬、专业年期和工作迁移、专业工作分类和发展、问责和在职评估、社会感、工作满足度及承担等不同范畴的问题特别适用。质性方法可以识别研究对象的观点及揭露他们的经验和感觉，对理解香港小学体育教师在某特定时段的专业生活及经验最为合适。此外，本研究建基于“从物质及制度，所产生知识和身份的文化背景中，建构与有关生活于体育专业中的经验、方式、意义、结构及实践等关键性的审视过程提供基础”（Silk等，2005）。

总体来说，采用根据象征符号互动论的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作为理解香港小学体育教师专业生活是适合的。质性研究法用作解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对于具体的研究问题，会通过系统性的观察及质性研究的互动方法来获得答案。

第三节 扎根理论

一、扎根理论的发展

扎根理论是一个收集及分析数据的质性方法，它通过建构理论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学家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1967）于1960年第一次采用扎根理论，这是一个以发展及归纳理论的方法，在研究的现象中获取答案。扎根理论也是一个用于通过有系统及同时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以建立理论的归纳方法（Goulding，2002）。扎根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受欢迎，它被视为传统方法（非常倚赖假设性的测试、验证技巧和量性方法分析）以外的另类策略（Babchuk，1996）。扎根理论可分为两大主流，而这两大主流皆与2个原作者有关。“Glaserian”方法及“Strauss和Corbin”方法在分析数据方法上有2个不同的观点（Goulding，2002；Babchuk，1996）。

与其他质性研究的方法相似，就算对研究课题已有一些认识，采用扎根理论可探究在研究范围内较少研究或寻求新的看法较为管用。扎根理论提供一个协助收集及解释数据和发现范畴及概念的方法，它是与描述过程及建立理论架构有关。

扎根理论方法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不同之处，是扎根理论着重理论的发展（Strauss、Corbin，1998）。Glaser和Strauss（1967）的扎根理论以象征符号互动论的理论为基础通过系统的持续比较分析来建立理论的方法。

当然，像Pandit所指，扎根理论需要研究员具备某些特性，如信心及创意。他也相信越有经验的研究员，越能建立更好的理论。然而，扎根理论是一个起源与解释性派典和象征符号互动观点相符的方法（Annells，1996；Gouling，2002）。

象征符号互动论注重与人有关事情的意义及他们用于传递意思的符号。意思的建立会通过经验或互动及人对事件所决定的反应的意思（Stryker，1967）。作为一个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以建构理论为目的。因为理论会通过符号及社会互动表达出来，所以分析的重点是行为及其所构成的意思（Wilson、Hutchinson，1991）。分析过程的结果是编码、分类、类别中所假设的关系以及解释被研究现象所诠释的概念性架构。

二、扎根理论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扎根理论是一个与解释性派典及象征符号互动观点相符的研究方法（Annells，1996）。象征互动着重个体或群体间的存在过程多于社会结构本身。它出自于Mead（1934）和Blumer（1967）对社会互动的解释。Blumer（1967）在象征符号互动论中概要出3大基础。

（1）个体会根据事件或情况的含义而去行动。含义是了解行为的中心。

（2）含义是由社会的互动所组成，象征符号的动作及语言会在当中被了解。

（3）含义的采用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个体首先了解事件或情况的含义，然后将其意思重新安排及合理化，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当个体与另一个体有关，他们已意味着在解释性的互动当中。

可是，为了了解个体行为，扎根理论家需要了解学习形成个体行为的过程。扎根理论是当问题被细查时视为一个功能过程的选择方法（Stern，1980）。扎根理论是“属于个体行为的理论及探究个体品行和群体行为的方法”（Annells，1996）。而象征符号互动论家会关心、探究个体怎样对世界作出解释及体验。这个看法的基本原则是个体对事件或情况所用的方法是基于事件或情况对他们所存在的含义。含义是由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它会不断通过解释的过程而作出修改（Stryker，1967）。扎根理论为研究个体的行为及互动，建立一个新的看法及了解共有行为提供一个适合的方法（Chenitz、Swanson，1986）。因此，扎根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概念性及方法论上的架构。它也可建立一个关于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及经验的实质理论。

三、扎根理论的主要特色

扎根理论有3个重要特征，即理论抽样、经常性比较及理论敏觉力。

研究员同时收集、编辑及分析数据的过程，借以决定进一步收集有关数据，称为理论抽样（Glaser、Strauss，1967）。首先，数据会被细查，从而找出有关可以作出定义及探究的数据，然后研究员会决定从那里找寻新的数据，从而提出展现的概念及理论（Glaser和Strauss，1967）。因此，数据提供者不是由代表所选取，而是在仔细的观察下能对当前的现象作出贡献，能帮助研究员测试展现的概念（即假设）（Glaser、Strauss，1967），这对理论性的见解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经常性比较（Strauss、Corbin，1990）包括产生与研究范围有关的类别、概念或假设的群体中或之间的数据比较。每个数据会与其他数据作出比较，而数据的共同性会以编码及类别作为识别。特定的数据会尽量分配到各个合适的类别（Strauss、Corbin，1990）。因为每个判断是由某个已编码的数据为属于某个类别所组成，所以它是一个假设性的过程（Strauss、Corbin，1990）。如果类别的组合不正确，研究员会收集更多的数据以识别出事实。研究员可能会假设数据属于一个特定的类别以及可能通过收集更多数据证明或反驳分类的假设。因为之前所组成的概念会最后被证明，所以这个过程是推论性的。因为类别被概念化，其关系会在类别当中被确认及联系，从而组成一个试验性的概念性架构。类别会根据意思的展现而组成，已组成的类别会被称为较高等级的类别，当中所包含的类别会取决于它的特性。类别的分类过程会持续至形成一个核心类别（Strauss、Corbin，1990）。

在类别形成的同时，引入相关文献作为检测、确证展现的主题，而有关的文献也可作为数据的一部分（Strauss、Corbin，1990）。除了传统的文献探讨会于研究开始时对研究作出支持外，于主题展现的过程中也摘录相关文献以作对照。文献资料的代表性皆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及能在展现的主题中运作。当持续的数据收集没有再新的数据通过展现的主题中得到，数据随即形成饱和，数据收集便会终止（Strauss、Corbin，1990）。

将数据收集及分析的过程连在一起，研究员会以备忘录方式记录建议的主题、想法、假设及关系，而图表会用于追踪展现的主题。这些备忘录会组成撰写报告的基础，以此连贯所有类别及次类别作为经常性比较，直至构成一个可解释的核心类别（Strauss、Corbin，1990）。Strauss和Corbin（1998）指出，备忘录可于收集及探究数据的过程中，被视为提示或资料的来源。备忘录具分析性及概念性，而较少描述性。

基本上，备忘录可分为3类：（1）包含开放、主轴及选绎编码的备忘，称为编码札记；（2）研究员对理论抽样及其他问题的想法及意见的备忘，称为理论性札记；（3）程序上及提示的备忘，称为操作性札记。当研究员了解到最后的理论需要概念性的密度及统整，录入备忘的技巧及过程就变得关键。

由于图表是一种以视觉方法描述概念间之关系的方法，所以图表与备忘同样重要。图表着重开放性、主轴性及选绎性3种编码。研究员可能很少使用图表，原因是在开放编码的阶段图表间关系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初步的逻辑图表常用于整理在类别及其次类别，或是主轴编码中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在最后阶段选绎编码中，图表可反映出被建构的理论的深度和复杂性，并围绕核心范畴结合，而作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Strauss、Corbin，1990）。总体而言，扎根理论的建立过程包括5个分析阶段及9个程序。5个非按次序的阶段为研究设计、收集数据、数据排序、数据分析和文献比较。在这5个阶段中，紧接着的9个程序，即审阅技术性文献、选择个案、拟定严谨的数据收集方案、进入相关领域、数据排序、分析首个案的数据、理论性的抽样、展现的主题与最新文献作出紧密的比较（Pandit，1996）。本研究使用扎根理论为工具，深入探讨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及经验。使用Strauss和Corbin（1998）所倡议的技术和程序能从小学体育教师描述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自己经验价值，让研究员得以深入探讨其专业生涯及经验的丰富性及复杂性。

四、建构主义取向的扎根理论

在前一节提及扎根理论分为2个主流，每个主流与2个原作者有关——Glaser和Strauss。Glaser主张更多从“单纯”的角度看质性分析，而Strauss则相对务实地以认识论及经验探究来作质性分析（Moghaddam，2006）。事实上，当Glaser和Strauss首次撰写有关扎根理论后，在20世纪60年代有很多相关的辩论接踵而来。Charmaz（2000）进一步解释了对扎根理论中不同的立场，她认为扎根理论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认识事物的分类、概念及理论层面的分析，并展现出研究员在有关数据领域及问题上的互动”。Charmaz补充指出，“踏入后实证主义”，扎根理论为质性研究迈向21世纪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她继续指出：“建构主义采用了相对多样化的社会实况，旨于说明对受众的含义，肯定观众与受众共同创造的知识。”

基于Charmaz对扎根理论的看法，Glazer（2002）进一步解释扎根理论的产生是仔细应用了所有扎根理论的程序。再者，Charmaz指出：“数据是叙事的建构……他们重建经验。”因此，扎根理论研究员根据描述对象的经验进行分析。

研究员通过采用扎根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进一步进入“解释社会科学的领域”。这个方法也肯定了数据收集及分析的互动本质。本研究中的设计与分析由建构主义的角度所引领，正如Charmaz所言，这是个“对解决现时质性研究批评的方法学以及对实证主义的一致性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Charmaz，2000）。研究员采取这个方法，表明了在假设多个社会实况及相互建设的结果中，信念往往与研究员及参与者互相联系（Charmaz，2000）。

第四节 数据收集及分析

Byra和Karp（2000）指出，体育范畴的质性研究中，数据收集的使用技巧包括访谈、重点集体访谈、现象学访谈、观察、受刺回忆、出声思维、投影片检视、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关键事件及影片评论。其中，访谈、文件记录分析及观察是质性研究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本研究最初考虑使用观察，因它能让研究员刻画出小学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情况。然而，由于观察过于费时，考虑到其可行性，研究员决定不采取观察。再者，观察法可能产生月晕效应（Cohen等，2000），使受访者可能改变其正常行为。事实上，这个情况也曾出现在本研究的先导研究中，当受访者被请求观察其工作，他们对“被监视”感到担心。因此，研究员以进行了超过11个月的半结构式访谈方法为主要的数据收集，而文件记录（日记）分析则作为确认从访谈中得悉的数据。

一、访谈

访谈常用于质性研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研究方法。访谈是在有技巧的交谈过程中研究及发掘数据的一种方法。访谈通常由2个人或2个人以上组成，由一个人担当主导的角色，并从其他人身上取得数据（Gillham，2000）。访谈是通过研究员及受访者的直接互动，研究员从中收集数据的过程（Gall，Gall、Borg，2005），它是社会学中重要、常见和有用的研究方法，访谈让研究员可试图从受访者身上找出其重要数据、信念或想法。Wragg（2002）指出，研究员可从访谈中探究“当局者与局外人及局外群组的关系”。Gillham（2000）强调面对面访谈的重要性及价值取决于丰富的沟通。访谈技巧可以是收集数据的单一策略，访谈也可配合观察或（及）文件记录分析。研究员可利用这些数据了解受访者的观点及意见（Bogdan、Biklen，1998）。访谈法被广泛使用于临床诊断及辅导上，当中最为人关注的是响应的质素（Fontana、Frey，1994）。

据Charmaz（2002）指出：“深入的质性访谈特别适合扎根方法。”这种访谈是“一个灵活和机智的应变技巧，当出现意见和争议时，面谈员可立即掌握有关的线索”。

不同类型的面对面访谈具有不同的目的，其范畴从结构性、半结构性至非结构性。结构性的访谈组织严谨，包括内容及程序；非结构式的访谈则在一个“较结构式访谈更具弹性及自由度的开放式情境中进行”（Cohen、Manion，1994）。它在性质上较其他方式的访谈提供更大的广度（Fontana、Frey，1994）。访谈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多次的会谈。最常见的访谈类型是单独、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也可以是小组访谈的形式。小组访谈一般统称为“重点集体”访谈。会谈中面谈员向小组成员询问与主题有关而已具备相当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Fontana、Frey，1994）。由于每个不同形式的访谈都有其优劣点，因此不同形式的访谈适合不同情况。

本次研究中的半结构式访谈被视为最合适的方法。由研究员设立的核心研究题目构成了整个访谈结构，然而使用适当的提示和技巧能促进更广泛的访谈范围和深入的探讨。研究员也可混合使用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使其在必要时控制访谈内容。

Gillham（2000）指出，由访谈的开展和试验、设定及前往访谈地点、撰写及分析所得数据的过程费时甚巨，成为访谈的主要缺点。另外，访谈问题可能引导受访者依据研究员的取向回答问题，受访者希望取悦研究员或研究员发问支持某些特定立场的引导性问题，故此主观性及偏见也成为访谈的缺点。因此，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建基于研究员的人际技巧（Wragg，2002；Gall，Gall、Borg，2005）。

由于访谈涉及一人与另一人交谈，受访者可能相信向他人分享某些信息并非对他们最有利（McMillan、Schumacher，1997）。研究员需根据受访者响应的深度而决定访谈的次数和长度。故此，研究员可能难以预计访谈所需的节数及长度、访谈时的意愿及价值观（Burns，1994）。最后，由于受访者措辞和行动上可能会有所差异、故意说谎、无意识的错误、记忆遗忘、营造好印象等各种因素，访谈可能因此欠缺标准（Borg、Gall，1983）。

尽管访谈存在以上的缺点，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仍可用于描述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研究员发现这是最合适的方法，让小学体育教师能充分地描述及形容其专业生涯及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探究其工作经验的意义。

访谈特别用于揭露主观领域，包括其对周围环境的感觉、价值观、道德和经验，并成为收集数据的方法。由于研究员能探测及厘清访谈的主观性，并能作出较高的响应率，因此本研究使用访谈具有适切性和弹性（McMillan、Schumacher，1997）。良好的访谈能产生丰富的数据，在访谈中能揭示受访者的观点。Burns（1994）也肯定了半结构式访谈有以下的优点。

（1）随着与受访者的持续接触及相处的时间增加，可增进彼此的关系和沟通。

（2）访谈能找出受访者的观点，而非强加研究员的角度。

（3）受访者能使用自己的言语，并非尝试理解及配合研究中的概念。

（4）受访者与研究员在访谈的对话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并非担当任人宰割的试验品（Burns，1994）。

Bogdan和Biklen（1998）在质性访谈中提出：“访谈提供很大的自由让研究员探索研究题目的范围，并为主题塑造访谈内容的空间。”具有不同优点的访谈成为次研究收集数据的方法。访谈能协助理解与研究有关及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如价值观及未决问题，从而深入探究受访者的感受和问题本身的意义。访谈是一种灵活的量度方法，使研究员可根据研究目的，从中选择具有明确重点的结构式访谈、较深入探究的非结构式访谈或介乎两者之间的半结构式访谈（Lincoln、Guba，1985）。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在访谈时能随时改变访谈的情况，以争取受访者的响应，并在访谈时提供具适应性的数据收集（Gall，Gall、Borg，2005）。准备充足的访谈皆可取得丰富及生动的数据。

单以优点来看，Webb（1971）形容Charles Booth在1887-1902年间为研究伦敦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她强调访谈可获得受访者“广泛而亲密的私人的数据”，并且在受访者的数据库内，得到受访者“愿意见证并细说事实及清晰回忆的记录”（Webb，1971）。因此，应用半结构式访谈有助让研究员解决相关的主题，但同时让受访者有空间响应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课题。因此，研究员有信心取得大量跨主题的数据（Bodgan、Biklen，1998）。以个别沟通的面谈取得受访者体验其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本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因此，具有弹性的质性研究设计，其访谈问题在概念框架下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并可免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多余问题（Lofland、Lofland，1984）。

具有灵活性的半结构性访谈并非全部按照研究员预设所进行，它能为受访者在回答“为什么”和“如何”的特定问题提供方法（Opie，2004）。我们能通过这个过程对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有更多的理解，了解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中面对重要议题时的反思。

由于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生涯和经验，并理解其中他们特别的经验所带来的意义。研究员以半结构式访谈作为第一手数据收集的来源，因此半结构式访谈对本次研究尤其重要，通过详细的访谈能为研究员提供完整的画面以解释有关的情况。再者，此研究较关注受访者的主观及个人的感受、他们在其专业生涯中面对的价值观和问题。半结构式访谈采取开放式的设计，以收集难以预计的数据。为了支持以上说法，Amis（2005）指出，特别在运动和体育教育方面，运用访谈可接触受访者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现实环境、复杂性、不一致、充满矛盾及悖论的一面。

半结构式访谈可让小学体育教师对他们的工作历程作出反思，重新建构他们的多元角色、工作表现、满意度、同侪支持及得到辅助的经历、性别问题等的重要时刻。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及具体研究问题，访谈问题（附录一）运用了实时探索技巧。访谈题目是根据过往有关体育教师的职业生涯和工作的文献而拟定，以批判性审视有关身份、社会化、专业化及事业轨道的学术理论根基。这4个概念形成了概念框架，解释教师的专业生涯，有助理解香港小学体育教师的意识形态和信念。

半结构式访谈（Wragg，2002）使用录音形式进行，并由研究员誊录。访谈小学体育教师后，研究员撰写录音的文字记录。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及防止任何的机器故障，研究员使用2部MP3录音机记录有关数据。接着，在研究员记忆犹新时将当时的录音内容逐字誊录。在数据转化及诠译的过程中，研究员有责任确保数据收集、誊录、翻译及分析的质素、一致性和准确性。

二、文件记录分析（日记）

使用多于一个数据收集方法可以在找出结果或作出结论时更具说服力和准确性（Yin，1994）。所以，为了配合访谈，受访者被请求撰写日记作为辅助数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三角验证。日记在质性研究中成为文件记录分析证据的重要元素（Burgess，1984）。它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使研究员以最省力的方法获得大量数据（Robson，1993）。研究员通过日记与访谈合并使用，使有关的数据能刺激随后的访谈作出讨论（Barbour，2007）。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小学体育教师的日记记录了一星期7天，每天按小时记录日常生活。为每位小学体育教师分发7份日记副本，记录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附录二附载了日记的范本。研究员的动机在于要求日记记录者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写出简短的记录以反映其在特定时间里的事件、活动、关系及对话，以此探究他们的工作。

日记是以自我报告形式，让小学体育教师在私人时间内私自记录。日记是在访谈的口头经验以外引入实时和额外资料。它可对在访谈中得到的数据作出复检，并让研究员追踪受访者相关的经验（Morrison、Galloway，1996）。Burgess（1984）指出，日记在研究开始至进行深入访谈时最为有用。因为受访者能通过日记反映其职业生涯，使他们能在随后的访谈中述说自己对工作的感受、价值观及回答问题时作好准备。日记会在进行访谈的前一周派发，并作为研究的其中一部分。

不理想的是从日记内收集的数据比预期低。有些受访者未能尽力撰写日记，因此即使研究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日记所涵盖的数据比预期中少（相关的内容可见于附录三）。然而，即使在日记中拥有有限的辅助数据，研究员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三角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