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体育现象的文化描述(2)

二、东西半球的不同脉络

（一）中西体育的地理背景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广泛的体育聚会（最终发展成为悲壮的奥运会）。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形成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背景。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这种多样化的适应方式和狭小的地理空间，加上东面与东南面有着物产十分丰富的两河流域文化和尼罗河流域文化的吸引，从远古起，就促使希腊人的商业航海贸易发达起来。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其民族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希腊半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伸向地中海），从而成了联通欧、亚、非三大洲海上贸易的枢纽。于是，在根本上摧毁了早期希腊的血缘社会组织，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殖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大量自由民的产生埋伏了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与其体育有关联的逻辑程序：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体育的繁荣。

这一点截然有别于东方大河流域平原地区的政治文化，在埃及、巴比伦、中国，甚至古代美洲都曾出现过与希腊不同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可见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保障希腊民主政治的终极要素。

在商业航海与贸易中，希腊人生活中打交道最多的总是这样一些东西：外出、交往、得失和胜负。这些生活范畴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会积淀在希腊人的文化心理中。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希腊神话中充满了力量与冲突，希腊体育中充满了竞技的原因所在。这也可能就是希腊体育一开始就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别于东方各文明古国体育格局的原因所在。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自成一个封闭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任何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否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也是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显然，这在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相反，倒是中国几千年奉作圭臬的“人俏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尽管也有体育内容，但绝难见到希腊那样的体育竞技史实。其间有重要的人文地理原因。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君臣父子的政治人伦关系以及民族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和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西体育也表现了这种差别。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高、更快、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体育竞技。

（二）中西体育的政治背景

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所以产生如此迥然不同风格和命运，与其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尤其希腊文化的发展，是借助于东方（特别是埃及和巴比伦两国）的文明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但由于自身特殊的原因，形成了一种以城邦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进而产生了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度政治的“奴隶民主政治”，这为当时希腊的商业、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希腊体育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一般认为，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当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尚在东方（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和中国等）专制政体统治之下的时候，希腊人即已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而他们所建立的城邦国家的性质对他们此种努力也恰有神助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希腊体育尤其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中国在春秋以前的商周时期便产生了“集权专制”的政治体系。在这种集权专制的背后又必然伴生着宗法等级制度。宗法等级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而只能是上下尊卑。后来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上述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可见，尽管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产生诸如奥运会的“武士”基础，但由于没有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条件做保障，而被过分强大的宗法等级制度和集权专制所扼杀。因为等级就是要人们从心理上服从上尊下卑的秩序，不服从便无法生存，然而，有宗法等级就不可能有体育的平等竞争。因为既要竞争必须平等，而平等就会冲击中国的等级专制制度。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中西体育的文化背景

造成中西体育如此巨大差别，除了上述政治背景因素外，还有独特的文化及运行机制在起作用。

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人的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教发生联系，在各种活动之前都要祈求上苍或上帝的神助。这在人类的早期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这种宗教意识及这种意识下的观念形态的差别，使中西体育也受到影响，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最终形成了两种不同脉络的体育文化。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十二个主要的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尘世，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日相争斗。于是，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尤其形体动作）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希腊人还认为，最美的生活莫过于与神接近，而这种活动的生活方式又莫过于祭祀，而最隆重的祭祀盛会又莫过于歌舞、竞技和戏剧表演。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由此可见，从宗教文化意义上讲，西方古希腊体育，特别是古代奥运会的诞生，是希腊民族普遍的“一种乐天的戏剧化气氛”的高度表现。在其他国度的宗教文化里，这种乐天的戏剧化气氛几乎是见不到的，在其体育中也见不到希腊体育那种以力量、优美、强大、健壮、胜利为特征的审美情结，看到的往往是神话世界的压抑、沉重与灾难。

而在中国，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各部落氏族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奇特的是，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上述希腊的宗教活动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二是东方中国原始宗教活动仪式中只有歌舞内容而根本没有西方希腊那种普遍的体育竞技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体育不同于西方体育的两大文化原因：

其一，春秋战国以来，对上古巫术礼仪的宗教情感的限制，从根本上也限制了驱发人们展现自我力量活动的可能。因为体育朝着竞争的方向的发展，需要有竞争观念的支配，在中国这种观念长期没有市场。

其二、即使中国上古宗教情感不受限制，古代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类似古代西方（以希腊为标志）那种体育规范。因为中国宗教观念在性质上是巫术的，内容则是歌舞（和悦）而无竞技（冲突）。其文化实质是一种在现实压迫下流露出的压抑与沉重，而不是快乐的喜剧意识。

三、中国体育的历史透视

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每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基本生产方式不同，各种社会文化（包括体育文化）的特质也就千差万别。如前所述，在欧洲，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以古代希腊文化为起源，发展成以个人自由、竞争为背景，以科学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个性。这是一种海洋性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在亚洲的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发展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个性。这是一种大陆性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热爱土地、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宗、重道德、兴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些文化特质也是渗透到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进步的、民主的和没落的、腐朽的两部分。在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同时，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地分辨和鉴别文化传统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取其有个性有生命力的部分，规避其腐朽没落的部分，进行历史的扬弃。同时，我们今天也有必要用体育运动这条纽带，将传统与现实，以至未来连结起来，从这样一个文化侧面来探讨人类和社会前进的方式。

（一）导引、太极、八卦：土地文明的产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健身、养生活动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这类“体育”活动的文字记载，并在这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发展了它的价值观念、功能结构和方法手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块引人注目的瑰宝，和中医、中草药、经络、针灸、按摩、食疗、药浴、药膳等一起成为世界文化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文化的功力，使中华民族终于发展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健身养生的民族传统自始至终都蒙着一层农业社会文化的浓烈色彩。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生命观。人类对自身的一个最大的谜就是生命的起源和延续。为了追求长寿而避免早夭，先哲们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探索。庄子认为，人是由“气”凝聚而成的，“气”是人体的生命物质。于是他提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虽然，古人对“气”的理解是模糊的，和现代科学提出的生命是一种能量、物质、信息的复合体，是一种耗散结构，相去甚远。但是他们认为生命运动是“气”的运行和代谢的思想，却是十分可贵的。这是现代生理学关于物质、能量新陈代谢理论的最远古而最朴素的见解。

传统的生命观念是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传统哲学天人观的延伸和扩展。周秦以来，人们习惯于按照天人一体、天人感应的观念看待与人体有关的现象。于是便把人体视为天地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而大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变化却会投射到人体这个小宇宙中来，影响到人体这个小宇宙的运动状态。如先秦哲学家宋妍和尹文就这样写道：“人之生也，天之为精，地之为形，人之合也”。这些观念却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中国古代医学、道家、儒家等在论及人体生理、心理、病理、健康、夭寿等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哲学观念的影响。在讨论天与人、文与武、动与静、形与神、内与外、身与心这些体育现象时，也基本上把握住了躯体、精神与健康寿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和西方深受神学思想摆布的哲学观念有较大的差别。

然而，中国传统哲学的那种封闭式和循环式的思想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体育思想和活动方式，形成了极强的历史稳定性。比如中国的武术、气功就有着强烈的寻祖、寻根的意识倾向，如对周易古理的顽强恪守等。

古代生命观的推演，必然产生有关身体运动的理论，特别是由于活跃气血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养生保健活动方式，这就是养生导引术。中国的养生导引术产生于中原文化的启蒙时代，发端于气候温湿的黄河流域。那时人口的平均寿命极短，主要夭亡于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各种传染病和急性炎症。因此，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同呼吸动作相结合，讲求腹部丹田运气，讲究吐纳、调息的健身法，叫导引术，也叫吐纳术。这类运动主张动静结合，神形兼备，内外俱练，刚柔相济，强调意、气、体一致，注重“气”在经络系统中的运动，以达到防治疾病的作用。

东方的导引养生术受到中国农业社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许多特点：

第一，多模仿动物动作和行为。最早的导引术是东汉名医华佗编创的五禽戏。与庄子哲学自有联系。这套功法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以后的许多功法套路和单个动作也都有效法动物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仿生学了。猴拳、鹰拳、螳螂拳、大雁功、鹤翔庄、百鸟图自发功等等都是这类动物中比较典型和成熟的。这个特点在西方是不多见了。西方只是在游泳中有蛙泳、蝶泳、海豚泳等，而陆地上的活动很少见模仿动物动作的游戏和竞技。这一点也许和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土地，又善于做直观表达思维方式有关。

第二，多圆形、环形、球形等向心式的运动，如太极拳、八卦拳，不是所有的活动关节都做弯曲状，抱球状，就是运行路线始终在一个圆环上，不得越雷池一步。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封闭式思维影响的结果。

第三，多非自然性动作。这类动作发生于人体经常不活动或少活动的机体部位，向关节很少活动的方向和平时难以达到的活动幅度进行运动，或是取一些与人体的正常姿势相悖的姿势动作。在中国体育文化中，有大量的关节内收、内旋的动作，这是西方体育文化少见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出人们对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单调动作的厌倦，这是一种行为动作上的逆反和补偿。

第四，动作徐缓，运动负荷强度不大。在东方健身养生导引术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家思想的影响，有一派主动，认为“动则阳生”，阳气丰盛，则身体健康。主动派有道家、兵家和拳家。而另一派主静，认为静则阴长，阴液增长则疲劳消除。主静派是禅家、儒家和医家，主张修身养性、胎息、禁欲之类的静养。到了明清之后，主动派和主静派趋于融和，中庸成了似动非动、似静非静，如行云流水的太极运动，包括太极拳、太极刀、太极剑和太极推手等运动。封建农业社会那种节奏缓慢、具有广延性的时间观念，加上儒道的“体验”、“反省”、佛禅的“面壁”、“顿悟”，“贵在虚静”，“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济”的静态时间观念，导致了中国导引术的这种亚节奏型的活动方式。

（二）宗法等级制度：扼杀个性，剪除竞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竞技体育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的同时代，我国的西周就出现了称为“礼射”的竞技活动。在汉唐盛世，中国的竞技体育达到世界的颠峰，一度成为人类的骄傲。

汉代通过丝绸之路沟通西域，社会相当开放，中外文化得到很好的交流。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娱乐的生活需要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当时的孔孟思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束缚竞技体育的流行和普及的程度，因此，以蹴鞠为代表的古代球类运动在汉朝盛行起来。东汉时代一个叫李尤的人写了一篇《鞠城铭》，表明当时足球运动不仅有专门活动的场地、设备，有一定竞赛规则，有组织竞赛的各种人员，而且特别强调竞赛中的公正平等原则等。难怪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要说，足球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这决不是一句恭维话。

大约1300年前的盛唐时代，中国古代竞技活动又一次出现高峰（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像研究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一样来研究盛唐体育。如果研究开发出来必定也是体育史上华光四射的一页），在唐代出现了和汉代相近似的政治经济条件，更由于唐朝的君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出现了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开明政治和思想解放，同时来到中原大地的还有北方民族和西域民族的武勇蛮健之风。当时还有一个外来的因素，就是佛教文化大面积传入中国，流行于华夏大地。由于佛教文化中含有古希腊健美气息的犍陀罗艺术成分，使唐代终于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思想活跃、充满活力、生机蓬勃的时代。当时的帝王贵族酷爱马球、蹴鞠、捶丸等雄健豪放、竞争激烈的运动，大大促进了竞技体育的繁荣。唐代的京城长安经常举行国际比赛，有上百个足球场，有些场地还配有灯光，可见竞技活动举行得多么经常和广泛。

然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竞技体育好景不长。两千多年里仅是几度昙花一现，就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隐去。从总体来说，在中国的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实在算不得上品。这是因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宗法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最终自己走上湮没道路，这可能与以下的原因有关：

第一，重视竞技体育的政治价值。我国传统文化十分看重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基本上是把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政权，加强民族团结的工具，这和中国宗法文化中强调家、国统一安定的思想十分有关。中国竞技体育的这种特征直到今天仍强烈地反映出来。

第二，强调竞技体育的伦理观。和西方科学文化对立的是中国宗法制度下形成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把竞技体育纳入道德培养和教化民心的轨道，使它在礼的节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古代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重人伦、重血缘、尊崇道德的观念，渗入到竞技体育领域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各项运动中属于伦理范围的东西大大超过了运动的本身。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就出现了关于蹴鞠运动“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的铭文。元朝初年的《丸经》一书中，也提出了“君子之争，艺高而众服；小人之争，奇诈而谋私”的警语，鲜明地把参与竞技体育的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明代的民间体育组织则制定了“不可轻率，不可欠礼，不可失信，不可是非，不可傲慢，不可逞斗，不可赌博，不可盗学，不可淡朋，不可戏色”的社规。这些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如孔子的“尚仁”，墨子的“兼爱”。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规范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和平了社会气氛；其消极意义在于强化了具有封建色彩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起到了稳定和延长封建社会统治历程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在竞技体育内部，这种观念的利弊是兼而有之的。

第三，谨慎的嬉戏娱乐观。中国古代的嬉戏观是十分谨慎而有保留的。在农业社会里，人们的娱乐消谴常常被视为“反天地两仪”、“玩物丧志”，“声色犬马”，“不登大雅之堂”。因此它只是被规范在人们的宴饷之余、闲暇之时的自娱活动。这种现象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派生物，它必然压抑竞技体育的竞争性。在汉唐时代，一些帝王还亲自参加一些蹴鞠活动，而唐以后帝王贵族喜爱竞技活动遭到“新儒家”们的愈益激烈的反对。唐代因民族大融合而带来的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逐渐被固有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吞没，北方草原民族带进中原农业地区的所谓“胡气”，亦终于被儒道精神所同化。唐代足球运动的兴旺终于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开始由两队争一球踢两门转化为踢多门踢多球，到了宋代演变成了一人踢一球的纯技艺表演，到了明清，就连足球的影子也不多见了。

第四，在活动方式上，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如投壶、戏球、礼射等，而对抗性强的、竞争性强的、身体接触较多的运动项目，在中国开展很少，也难以流行。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关。这种形态的竞技体育与现代国际竞技体育相比，主要差别在于缺乏竞争性和开放性，它反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意识的内倾性，同步于东方农业生产的亚节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从礼出发，以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反对竞技体育的公正平等；从仁出发，以中庸和平之道反对竞技体育的竞争拼博意识；从孝出发，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为理由反对竞技体育的对抗。在近代资本主义体育蓬勃发展起来的同时，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最终只能对西方近代竞技体育实行“全盘西化”，尽管这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

（三）被儒家文化吞噬了的学校体育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文轻武，文弱之风很盛，学校体育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从战国以后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清末，给中国的教育和体育的发展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奴隶社会的西周，学校进行着文武合一的教育。在学校里习射、教戎，做军操和武舞。当时的“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气”、“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大学则是“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春夏兼练干戈，秋冬兼羽龠。”其中的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乐舞，主要指舞勺、舞象、干戚、羽龠等，虽属礼乐，但也包含武的成分。

春秋战国间，奴隶制逐渐崩溃，典册礼器失散，“学在四夷，百家争鸣、私学兴起”。大教育家孔子虽然也提倡一些”钩而不钓，弋不射宿“之类的体力活动，但在教育中，体育的比重已越来越少。

战国以后文武分途，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特别是汉代以后长期处于“儒学独尊”的局面，学校只学儒经，体育内容被彻底从学校体育中排除出去。

在以后的两千年中，虽也有人主张在学校中搞些体育活动，个别君王还提倡过选拔武举。但终敌不过封建的官学制度，而这种官学教育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排斥体育教育。体育教育在封建社会里终于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形态，也没有进入权威的教育思想，这一点和欧洲的中世纪文化有些类似。可以由此证明出封建文化是不重视体育教育的。这和封建社会的人才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读书穷理”，读书人“皓首穷经”，“羞于武夫齿”，都是与学校体育教育格格不入的。当然同是封建社会，中国和欧洲还有不同。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型中国封建社会特点之一是封建统治者通过一切手段对人的行为和思想要进行干涉和强行控制。这种干涉和控制远远超出欧洲。而扼杀体育教育就是这种干涉和控制的一种形式。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是很难发展起学校体育来的。只有到了近代，随着欧洲教育、学堂、体操、学校体育的输入。体育才在中国教育中重新苏醒，发展起来。近代学校体育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而振兴的。学校体育是受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的直接影响，为适应培养全面发展的资产阶级新兴人才的需要而确立起来的。到鸦片战争后，这种独立的科学体系和教育的组成部分，开始向中国渗透。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在中国的教育文件和理论研究中，终于出现了“体育”二字。这大约是1906年的事情。到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及次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中才正式宣布将兵操体育剔除出去，并把“体操”这个名称正式改名为“体育”。这才彻底确立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将体育纳入教育，大约是在19世纪70年代，我们比日本大约晚了近五十年的时间。为这五十年的的迟延，我们今天还不得不付出代价。

今天，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还没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教育中的体育尤其地位低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是外来文化，是硬贴在教育上的，在今天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中，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根本的解决。体育教育工作者常常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奔走呼号，求得别人的尊重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