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散文选
穹宇
知遇的人
收到大洋彼岸美国的一本原版书《你打电话的地方》，前后还收到了标着加拿大元定价的一本国内民刊《中国诗歌在线》的样刊，都与网络与博客有关。
顺此感谢把我博客翻个底朝天的所有美女朋友们，你们是我最好的情人。
我把手头的工作干好，要不枉受你们的青睐。
只是自己——几个约稿，还不知何时完成，汗颜。
有好多人问投的稿子的情况，其实我比你们还急，想想，塞不进去，硬着头皮塞进去，不协调嘛，别难为我还有我的领导啊，我保证不为功利发稿，私底下没交易，我发表自己小说基本上全是在宁夏范围内的报刊上，曾在《人民文学》有一篇，那是被宁小龄先生从他们的公共邮箱里捞出来的，据我观察，周围的朋友对我这个说法感到有那么点不相信，他们说这个刊物老难上了，但确实是这样的，理应是这样的啊，这才是《人民文学》的常态嘛。还有一个小说被《小说选刊》和年选本选载啥的，选刊编辑是欣力，很好的美女作家，至今不认识，年选本的编者是林贤治先生，名字如雷贯耳，还是不认识。其实这个是原发在《黄河文学》的，几年前了，那时候，我不在这儿做编辑，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所以没有交换稿。做个清白的编辑我感觉特别好。
有好几个美女发纸条多次提醒我，晚上早点休息，我为自己比不上你们心疼我感到惭愧。我到现在还不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应该有一个多事的女人——来管着我，我这几年情况特殊，夫妻分居两地，你们这句也许随口的话真的让我感到了很好的爱情。
编小说我很喜欢，就像一直和好多人谈恋爱，特别是女作者的稿子，这种感觉更强烈。不要想跑偏了，其实……男作者的感觉更更强烈，就好像“同志”爱，是一种超常规的爱。孰轻孰重，不说也明白。
感谢，真的，我是平凡的，但我不是大而不当的那种人，所以自认为适合做编辑。
说完了。感谢中央气象台，银川今天天气不错。
村子里的事
我说的不是我们所说的童年生活的村子的事，是“地球村”。
关于这件事，好像谈起来会很潮流，很现代意识。
我对好多宏观的东西，系统的东西一向很懵懂，在我校对一期稿子的时候，我看到有时候那些离得近的朋友总让人惊喜。之前，金瓯其实很喜欢我的，因为我会谈他的小说。实际上，如果偏爱一种文体，并且自己在实践创作，大致会不至于被难倒，所以，“陌生化”是我阅读短篇小说的期待，金瓯给过我这种阅读的体验。
阿舍把我的一篇博文转了，她就说我这么说她的小说她“很吃惊”，大致以为，我的说法跟她写这篇想要到的一个指向不太一致，事实上我那个是说一些她里面的细节，比如写一个家庭主妇的愤怒，一个宴席上放开吃肉的村妇的吃相，还有之前的，比如决定怀孕或者伪装的盲人……，小说必须细处入里的。
事实上，阿舍没有制造什么麻烦，比如，指向不定，或者给阅读者设置障碍，在我看来，是不存在这种麻烦的。阿舍的这个“渔村”，是我文前第一句的这个“村”——地球村，在此意义上说，实际上她的想法和切入意识已经把我们大多数惯常的小说家们撂下一个距离了。刚才与一位外地作家交流时我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全球意识、人类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以及南方的想象。这都是阿舍这个新作给我们要思考的。
记得我们那个系列丛书（“文学银军”丛书）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说了阿尔诗歌的“世界性”，阿尔后来站起来说评价过高，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还以为确实是那个评论家由于时间匆忙，也是有些冠冕堂皇大而化之的随口说说。但当我校对一期阿尔的新的诗歌时，我深刻地感到那个说法不是那么貌似匆忙的一个评价。之前我从没说过阿尔诗歌的好，我大致是说，他人好，对他的诗歌就不评价，事实上就好像他在说“穹宇的小说”这话题时，会有一个停顿，后面舌头好像大的不利索起来，嘿嘿，我们都不好说。但这次必要得说，因为我突然发觉这个不注重发表的宁夏混子，是多么精致起来的了。
虽然还有好多好诗好文章在第一期，比如诗歌当中，杨森君和单永珍的，都是新的好的诗。但是我还要强调“二阿”的（就像我喜欢短篇小说“三卡”一样——卡夫卡，卡尔维诺，卡佛）。
这于我的本文标题相关，为“村子里的事”，为他们的小说和诗歌喝彩。
艰难的童真
做什么事也是有代价的，比如你做慈善事业，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那你财富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说起来就很复杂了，为什么你会暴富，如果当初仁慈一点，让利多一点出来，也是一种功德吧？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比如念庄子的人，可能就是入世最深的人。
充满悖论。
我有个小兄弟，在追求进步，有大小事及时汇报给领导的“好意识”，这样下去，也肯定进步很快的。
而我是个不入世的人，所以有关一些事，朋友们肯定不会让我知道，倒落得我的耳根清净。
不是我不会做，而是我不愿做，有些事，我肯定懂，说不定更敏锐。
有个美女编辑对我说，读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理论，得了很好的学位，在杂志社编稿，几年了突然间发现，编起来并没多大优势似的，怎么和大家一样呢。我一时想不出说什么。
以我做编辑的体会，我想也许经手的稿子至少底色是不一样的吧。
还有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另一位同学追求进步，胆大，善于越级汇报工作，所以进步快。
我无言，因为我没有进步。
四十岁的男人，这么傻也就罢了吧。那一天喝的多了点，我就叨叨了，可能说的是自己没有职业荣誉感，那是因为，我不免要在标签社会中活着，恰好自己没有标签，不免失落。
阿谀奉承，打小报告，积极“走动”，投靠权贵，傍大款……总之，原先教育我们做个正派人的而不屑的龌龊事，已经被冠以这就是“本事”了，总之，“会来事”是夸你，“老实”是骂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像也接受了这种评价。
我想起原先读“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一个小说来，关于描述“阶级敌人”或者“投机倒把分子”的那些人那些事，现在看来，怎么看都是正面形象的成功塑造，至少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那种人早知、觉醒和第一桶金的光荣往事。
宣传模范人物王振举说给亲戚收税的事，给子女不安排工作的事，不抽公家烟的事，怎么看，都好像是叫大家以他为榜样做个“没本事”的人，那意思是老百姓要学习他，像他那样更“没本事”吗？
大领导在视察，接见普通老百姓，握手了，交谈了，以我自己的体会，最好的老百姓，肯定不撵上前去的，他们在远处，怀着一颗敬畏和无限真诚的心，仰视着领导——
童真在悖论中艰难地呼吸，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假期
父亲安顿说，你一定要把学礼的婚礼参加了再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县医院的病床上了。他是帮我弟弟刨木料时，伤着手指了。我要赶回去时，他执意让我参加了这个婚礼再回来。这个学礼是我在乡下村小教书时的一个学生，也是我的邻居。上完国防生，在军区教导队服役。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发小，是个乡村兽医，后来还是个很有名的乡间中药材贩子。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据听说我父亲跟这个人的父亲关系不错，我至今还是没能弄懂父亲总跟几个可以做他长辈的人关系要好。这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父亲让我一定去，因为我在银川。而且我记起来，就是这个人那一天把我媳妇看着娶到我家的，我们那一年买房子，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借过钱给父亲。他偶尔一次对我说过，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坐在我的旁边给我拉二胡，他在边上看，说他十几岁的样子。他比父亲年龄小一些，我都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婚礼呢。
我在银川阿拉善饭店参加了学礼的婚礼后，搭乘他家从与我们村子交界的甘肃的王嘴子租来的大轿子车当天晚上赶回去直接到了县医院病房。这个开车的司机叫平安，而代表我们村的家门们来参加学礼婚礼的人叫永生，我还把在银川附近的灵武工作的万顺叫来参加了婚礼。从这些名字上可以感觉到婚礼办得挺好的。
父亲解开手上裹缠的纱布让我看，我看到伤口很深的，四个指头都伤了，中指最重，都缝了三四针，我感到了心里的痛。
我每天都到医院看他，他由母亲伺候吃喝。我知道他们又吵架了，看样子这次吵得还比较厉害，但我见不到这个场面的，他们在我当面不吵，尤其是母亲。我这期间抽空到县医保中心给父亲申请到了属意外伤残性质的医疗保险。也顺便在医院隔壁的城关派出所办好了我和女儿的户口迁移手续。
母亲住在县城，她跟我媳妇还有我女儿住一起，主要是接送小孩上幼儿园。父亲从银川给我看着装修好新房子后，就回县城待了几天，然后回了村子弟弟那里。出事的前一天，据说母亲给父亲打了好几个电话，第二天，父亲的手就受伤了，然后是弟弟将他送到了县医院，我媳妇给跑着看着安顿的。母亲伺候他，按时吃饭，可是他们吵。
我就单独跟母亲说了几句好话，母亲接下来几天就不吵了。后来单位把我找回去了说参加年终考核，我就回到了银川。我上了几天班，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又在吵了，而且不可开交。古尔邦节假，我又连夜赶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弟弟从乡下赶到县城，我们就开了个家庭会议。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主持会议，我是个不太操心的人，性格这样，别人看不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才知道，母亲吵的内容其实不是就事论事的，她在顾左右而言他，我就知道了事情的缘由。我知道，我已经能够判别表象和实质的东西了，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理解母亲表达的方式，我不感到奇怪。我是她的儿子，我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其实母亲的脑子最好了，我小时候，什么东西找不见了，父亲说，你去问你妈。我母亲总知道它们在那里。我们一家人谁找什么东西，都习惯问母亲。我遗传母亲的想象力多一些，我爱好文艺，这点使我受益。母亲没有上过学，这却是个很大的不利。母亲其实有着某种艺术天赋，她给自己抄了个电话通讯录，照着父亲的抄，我们都知道她不会写字，但她的通讯录，字很端正，她可以知道都是谁的电话号码，任何识字的人拿着这个电话通讯录都可以给对方打电话。我感慨于我秉承了她的一些艺术天赋。
其实，父亲的字也写得很好，除了曾经是乡村教师、小学校长、县教育局干部外，还曾是我们村最好的木匠，父亲做家具，体力不足就叫别的木匠同行来帮他，总是会被推脱，因为他们有压力。
在这个家庭的会议上，弟弟就提出来，回家后让他室兄哥把老家的庄子刷扫一下，我们一家都说好。他室兄哥是我们那个地方的阴阳先生。
我第二次回到银川的那晚的当天上午，父亲就回乡下去了。不曾想，母亲在第二天上午也自行坐车回了乡下。弟弟在电话里说，这回他们再没有吵。
老人们老了，像孩子般任性起来。比如，我弟弟年轻力壮的，做木工，父亲就非得自己上去刨木头，也不承认自己手脚毕竟不那么有力灵便了。母亲说好接送孩子的，再者也和孩子们是个伴儿。这样赶到乡下去了，我媳妇做着中学的班主任，一下慌了阵脚。
当时对他们说，待父亲手好了，春节了，也是我媳妇和女儿放寒假了，就把父母、媳妇和女儿接到银川过年，住几天。
我的心里一直隐隐的，我写过一个叫《左手》的小说里面就写了一只受伤的左手，我写过的叫《我们县医院》的一首诗里面就写到了县医院的外科大夫张生金，而这一次，父亲伤的就是左手，包着纱布躺在医院里，父亲告诉我说，他的主管和手术大夫是张生金。那一刻我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过多的疑虑：如果写的文字已经预言了家人的受伤害，那我写它干什么呢？
很男人，很女人，很中国
《色戒》和《画皮》，典型的中国男人手笔，如果换成西方导演和西方女子来演，断不会有汤唯、赵薇和周迅的优秀表现——十分情愿的表情一脸真诚——中国男人眼中的女人的样子——中国女人在中国男人眼中本来的样子。小说原作者张爱玲有着那样的甘心情愿，蒲松龄老先生怎么写也脱不了封建士大夫的那张“画皮”。
无论李安还是陈嘉上，他们在继续暗合当下某种潮流，或者，中国式男人，他们在品嚐着自己的一贯尊严。
李少红版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是否还继续《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式的女子深情的形式主义的呻吟腔调呢？而宝玉这个曹雪芹笔下的叙事人物，是否会被她演化成一个中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公子？
刘晓庆的《武则天》最后说：我终究是李家的媳妇。
我们的影视依然是中国式的男尊女卑，多少年的流传。导演和女演员在作品中潜规则，呵呵，很男人，很女人，很中国。
女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接受着教化，浑然不觉或者心甘情愿。
《士兵突击》，一路上许三多在成长，班长、连长和袁朗，他在不断长大，康洪雷很牛，直接用摄影机写成长小说，他不谈爱情，没有战争，也要让女人走开。
我们村子，在毛泽东时代成年女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包括我的母亲，大人小孩都知道。
之前，是某奶奶，某太太，某表婶，之后是某某的媳妇，她们到底姓什么，得弄清小孩的姥爷和舅舅是谁。
尴尬了
参加了个研讨会，突然觉得好没意思，本来发表都困难的文字，却可以把最知名的评论家请来若有其事地评价，北京上海的几个，本地的几乎全部。听评论者的口气，一代文豪好像今日起横空出世了似的，说着比评价鲁迅还要高的话能吓死人。却有人实在是为自己留有身份的一点尊严忍不住在冠冕堂皇中隐晦地嘲讽一句，引来会场一片会意的笑声；还有几个人只好绕到文体的概念里去；有一个新锐批评家，说我的大学老师来了，作为学生，我今天就不说了，我把时间留给我的老师来评价——也逃脱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为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是个文化官员。
大约媒体要把现场发表出来的，文字上，估计只会留下比评价鲁迅还要高的那些话了吧。研讨会发言纪要的话，缺点、不足和嘲讽的话发出来不是自讨苦吃吗？我想如果把被评论的人的原创文字附上一两篇，谁都别去润色加工，估计会把出席者和发言者全都给卖了。所以原创还是淡化了不发出来了吧，只提书名和篇名，谁也不知道写得什么具体怎么写，查无实据，这事就这么个混过去算了。
有个学会，开小型研讨会。俩作者，一个有一篇刚上了全国刊，还有点势头；一个呢，好像只适合给贺年卡画面配短句而已。却把大学教授请来评论，大家围坐一起，挨个就说“我没有细读……”很讽刺。
最近我收到本地一邮件：“老师，我是XX大学200X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投来一个中篇小说，请您指导。”看时，三千字，疑是没寄完整。再联系，说是完整的。三千字的中篇小说？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我很困惑。还有一南方某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给我博客发一纸条：“老师，非常想认识您。”跟着人家为了强调迫切愿望重复语气又发了一个：“老师，非常想认识在下！”我被某重点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尊称为“在下”，我至今不知道如何回复人家。
评论家—文化官员—作者—在校文学专业研究生，这些这些事儿让我尴尬。
这就是文坛吗？
留白
挫败感是我最早对一位朋友说的，大致是，在这个城市里，我在某一回挤最晚班1路公共汽车，抬头从前向后看满车厢的人，我才发现，基本上是较为年轻的妇女，还有几位老人。而像我这般年龄的中年男人，没有第二个。他们人呢？
我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县城，在小区的一家麻将馆里面，两块钱的小麻将，有公安局政委、县农行行长在打，当然他们抽的是软中华烟。这个事情，有点给我的假期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
翻了翻原来任教的中学出的校园文学作品集，突然想起，这个书中的文章都是先前我一篇一篇审阅过的，十年文学社指导老师，加上一枚至今还在使用的校徽，我想我对得起这个地方了。尽管我在那里一如我现在一样微不足道。
先前的朋友请我吃暖锅，说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没想当官没想发财，多么真实啊。这句话实际上刺疼了我，我说，其实我为我的如此行为不能带给亲人物质和世俗的幸福感到深深的愧疚。洒脱一个人，是最可恶的，如这一世的我。
先前，我是比较沉默的一个人，自从这几年后，渐渐地接触到一些城里和乡下的女人们在酒桌上听到黄段子也要放声大笑之后，我的男人的羞涩感也慢慢消退，开始主动讲话和发言。这导致了自己对自己位卑言轻的身份的现实估计不足，导致了对一些人的伤害。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其实是，由于没有动笔，没能把自己的敏锐和判断力付诸于小说当中，而是从嘴里说出来了。
我们的舞蹈
我被陌生女人邀请入舞池，我看她时，她的头勾得很低，相貌平凡，年龄看不出来，舞场的灯光其实是不明亮的，她跳得很认真，但是跳得确实不太好，我原以为，她会说点什么，但是没有。我那时其实想起几年前一回，也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也曾经请过我，当时，她还在舞池的边上自己舞蹈，很显然大家嘲笑她，因为她撩起了自己的裙子，她的长筒袜在大腿处一处开线了，我想人们就为这笑她，她跟我跳时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家小孩的事……她知道的情况其实比较完全，我突然有些心疼，不仅仅是为那个夭折的孩子……我知道大家在看我们俩，我没有管。她又过来说我请你喝一杯。我们来到吧台，她掏出钱包，底朝天，一毛钱也没有，我给她要了一杯，然后，我就请别的人跳舞去了。第二天，我老婆说听别人说昨晚你怎么怎么了，我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就陆续听人说她神经出了毛病，据说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她好像当时对我说过，自己是县城某中学某副校长的妹妹。
当我和陌生女人跳完后，她一直没有抬头。后来，我终于在一个角落看到她，站着，再也没有跳，后来就不见了。在我跟她舞蹈的时候，确实在脑海中显现了这样几个字：那些花儿。
那么后来呢？
我最忌讳别人问这个，因为，也许已经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也就是说，有始无终吧。
刚开始，不论是谁，都是一腔激情和充满新鲜感，我们都会好奇，对未来，对随之而来的期待或者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
就比如婚姻，后来，越来越没有交流，只剩下“她（他）是个好人”这最后的维系和良心。
现在，我们找不到当初的义无反顾和轰轰烈烈，或者跌跌撞撞的误解和喜悦，只有冷眼的寂寥和浑浑噩噩的自以为是的对对方看透了般的评定。
无病而终也好，有始无终也好，或者有一件事一句话一个早已注定的时刻，作为理由，一拍两散，从此不再提及，或者消失于彼此的视线和消息源。
也许，这个年龄，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想要追回一点自己，或者留下一点最后的浪漫用以回忆，或者是告别自由的恐慌支持了我们，不甘心从此以后，定型为现在的、已然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轨迹、规则或者习惯。
但是，我们确实已经迟钝和迟缓，我们学会了冷眼打量对方和自己，投身其中却能够优雅地抽身事外。优雅到近乎完美，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无耻的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