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货币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并非虚拟和实际

在展开三重对应分析框架之前，先简要讨论下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理论上，货币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通常被形容为虚拟和实际，有些理论更将货币视为实体经济的一层“面纱”。但如前文对欧元区结构性缺陷等问题的分析所示，两者的关系并非虚拟和实际这么简单。在现实中，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难以分离，货币和金融是现代信用经济的核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往往是主导性的。

货币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非中性”

经济理论中货币中性论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会带来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不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还往往引起相对价格变化。而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实体经济不同部门或行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这个层面上看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中性”。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经济的润滑剂，也是价值储存手段，但其对经济增长是否中性在理论界争议很大。假设不同，结论就有很大差异。

一般来说，如果对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MV=PQ）进行简单差分计算，会有如下恒等关系：

从（1）式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大体反映在价格水平、实际产出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不同的理论基于不同的假设，会对这些因素有不同的判断，并产生不同的结论。

古典经济学从费雪方程式（MV=PT）之类的恒等式出发，提出了早期货币数量论。由于其假定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因此实际产出始终位于生产边界上。在货币供应量变动冲击下，实际产出的短期变化率自然为零。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导致一般价格水平（）变动，从而货币供给变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中性。显然，早期货币数量论推定货币中性需要许多前提条件，比如经济处于一般均衡、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供给变动主要由生产边界的变动决定而不受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等。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经济中并非普遍成立。哪怕货币流通速度主要是特定经济和制度环境决定的常数，但从长期看，制度处于演变过程中，变动的制度决定的常数并不相同，特别是制度剧变过程中。比如在物物交换主导的自然经济或计划指令主导的计划经济快速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之前大多数经济产出和资产并不使用货币交易，因此随着货币交易范围不断扩展，倒算的货币流通速度会下降。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猛增未必会导致严重通胀，其扩张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被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对冲。

在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根据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等假设，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货币供给变动只影响价格水平但不影响实际产出，从而货币政策无效。套用（1）式，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给冲击即（）发生变化，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会识别货币幻觉，从而自动调整市场价格水平（），因此实际产出水平不变。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理性预期假说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不过这样的假设在现实中还是往往过于理想化了，特别是在短期和中期的分析中。

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达到充分就业之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对实际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即货币供给增长只会影响价格水平而不会持续影响实际产出水平，从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只影响价格水平而无法调节实体经济的产出水平。但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不仅利于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和对抗通货紧缩，也利于提升有效需求、消除产能缺口和推动实际产出（）增长。因此，在有效需求不足时，货币政策对促进短期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与凯恩斯主义类同，现代货币主义看重货币政策的作用。其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分歧是：认为主要是恒久性收入水平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这两项变量总体是相对稳定的，因此长期看用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是无效的。

由于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往往难以在短期中达到，所以其推论更多是长期均衡的结果。凯恩斯主义各流派的论述相对更贴近短期的现实。现代货币主义更关注长期经济发展的环境。概括来说，长期看经济是围绕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波动的，但短期看未必，因此从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长期货币超中性，但短期和中期往往并非中性。

不过，在达到充分就业或是一般均衡后，哪怕货币是中性或者超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影响价格水平而不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也未必意味着货币供给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正如哈耶克所说，只有当货币供给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不影响相对价格水平时，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才真正是中性的。经济从来是一个利益场，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利益驱动的系统。在货币经济中，货币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左右着经济增长中利益的分配，而新增货币供给048显著影响着利益格局。在实现充分就业后的成熟市场经济中，哪怕新增货币供给只会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但也不是只改变一般价格水平。新增货币供给对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影响幅度是不同的。货币增量并不会在同一时间等量地作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是像在水中投石般逐圈向外扩散，对涟漪内圈的影响力大于外圈，先得到增量货币的持有者往往比其他主体得益更多。此外，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引起不同商品和要素之间稳定的相对价格变化，即相对有利或不利于某些资产的相对价格，则等同于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稳定地从其他经济部门输送给某些受益的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新增货币供给进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至关重要，这就是所谓“坎蒂隆效应”。由于新增货币供给往往在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影响着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根本谈不上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虚拟的或中性的。货币更像是“蜂蜜”而不是“水”。

就我国2001年之后这10余年而言，货币和信用创造对实体经济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容易得到新增货币供给，或者通俗地说距离“钱”近的部门获得了更快的扩张、分享到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举例来说，货币金融端的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端的房地产相关行业在经济长周期繁荣中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并分享到了更多的经济成长果实；能得到更有力的融资支持、持有更多房产相关资产的企业和住户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上升。银行业是新增货币供给的主要供给方，主导着新增货币供给的投向，其行业盈利规模长期居于各行业之首。房地产行业是大量新增货币供给最先流入的产业，房地产行业的赢利水平长期在非金融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货币和金融制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中性”

任何一种货币都是在特定的货币制度安排下通过金融系统来发挥作用的，特定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会强化货币对实体经济的非中性影响。

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看，首先，一国的货币是全球主要货币还是外围国家货币，是主要储备货币还是非储备货币，显然对各国的实体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九章会就此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其次，一国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是自由浮动还是钉住主导货币浮动，也会对一国的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最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架构更会对各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比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存在明显差别。第一章中对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分析就体现了国际货币体系对不同国家经济的重要影响。

从国内或区域内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金融系统是融资的主要提供者，能影响甚至决定各类主体从金融体系得到的融资规模和价格等。在特定的货币和金融制度下，实体经济中的各主体在金融系统眼中往往不是优先级相同的融资主体，金融资源的分配也往往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更容易从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支持，且融资条件往往更好；行政级别较高的融资主体往往较行政级别较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更大、价格更优惠的信用融资支持；社会资源丰富的企业和个人更容易比其他主体得到更多更好的融资支持；重资产的房地产等企业就比轻资产的中小微工商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因为前者毛利率高且有更多银行偏好的合格抵质押物），如此等等。显然，货币和金融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起相对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什么样的主体、什么行业、什么部门能得到较好的融资条件而发展壮大。

综上分析，货币和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在很多方面甚至起主导作用。这就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甚至在很多情形下决定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能够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