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出现润滑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货币史上先后发生了两个划时代的变化。一是出现了从事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从此纸币（前期主要是银行券）和信用中介登上历史舞台。二是出现了中央银行，从此铸币权大都被中央银行垄断，法定信用货币（以下简称“法币”）取代了银行券，货币也有了基础货币（中央银行主导）和信用（商业银行等信用中介主导）之分。法币产生后，很长时间内法币价值都和黄金等贵金属直接挂钩，典型的如20世纪初英国等实施的金本位和二战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各国法币币值与贵金属价格脱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贵金属也基本退出了货币流通环节。现代主要经济体都是货币价值与黄金等贵金属脱钩的法币经济。货币创造的过程也大致可以分为中央银行主导的基础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主导的信用创造。

央行主导的基础货币又被称为高能货币，其边际变动可通过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因此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化对货币供给的变化极为重要。不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对货币供给和实体经济影响均举足轻重，甚至从源头上塑造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很多特征。比如在金本位制下，基础货币供给增速受到黄金产量的限制，从而货币供应量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落后于实体经济产出增速。这使得金本位制下经济时常有通货紧缩的倾向。又比如在现代法币经济下，由于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强于金本位制下的情形，因此政策当局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相对偏爱就使得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为常见。

2001—2013年，央行口径下的外汇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央行新增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并且这种基础货币发行方式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具体来说，从2001年之后，新增外汇占款主导的基础货币发行方式迅速崛起，并在2004—2009年处于鼎盛时期。不过，2010年后上述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开始走向下坡路，到2013年后更是明显衰落。外汇占款主导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兴衰，既与2001—2008年中美主导的国际收支失衡和2009年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等关系紧密，又与2001年至今我国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兴衰紧密相连，是理解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一把核心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