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身份案(1)
我和福尔摩斯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想象的不止要奇妙千百倍；现实中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要是我们可以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掀开那些屋顶，准能看到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秘密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奇的一连串事件，它们不断发生着，导致稀奇古怪的结果。这些会使得一些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回答说，“报纸上的那些案件都单调的很，而且俗不可耐；警察的报告是很现实的吧，但一样是又无艺术性又没趣味。”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得做些选择和判断。警察的报告，重点放在检察官的陈词滥调上了，并没有记录旁观者所感兴趣的细节。相信吧，没有什么比平平常常的事情更千变万化的了。”
“我很理解你，”我笑着摇了摇头，“作为非官方的警探，所有有麻烦的人都来找你帮忙，你有机会接触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可是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我们来验证一下吧，这儿有个新闻：《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它占了半个版面，我不看就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玩意，第三者插足呀，酗酒呀，吵架呀，打呀，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房东太太这一类，即使最差劲的作者都会写出这么粗制滥造的东西。”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说：“很遗憾，你举的例子不能证明你的论点。这是杜达斯夫妇的离婚案，我恰巧整理过这个案子的一些材料。丈夫是绝对的禁酒主义者，也没有别的女人插足；他被指控是因为他有一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总是取下假牙砸他老婆。你觉得这样的事小说家能编得出来吗？医生，来点鼻烟吧，从你举的例子来看，是我赢了。”
他把他用旧了的镶有一颗大宝石的金质鼻烟盒递了过来，鼻烟盒的贵重与他简朴的生活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啊，”他说，“我不记得有多久没看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感谢我在安娜·阿德勒相片案中的帮忙而赠送给我的小纪念品。”
“那戒指呢？”我指着他戴在手上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戒指问他。
“荷兰王室送我的，我给他们破的这个案件关系很微妙，所以即使对你这样忠诚的朋友，我也不能透露一点儿。”
“那你手头现在有什么案件吗？”我不想就此作罢。“有那么一些，但没有一件有趣，尽管它们都重要。我早就发现往往那些不重要的案件里倒真正需要你仔细观察和细心推理，这样的案子办起来很有趣。而越是大案要案，就越简单没味。现在，除了马赛的那个案子比较复杂外，其他的都很简单。不过，再过一会儿，可能就会有很有趣的案子送上门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有位委托人来了。”
说完，他站到拉开了的窗帘前，向那条灰暗而萧条的老街望去。我从他肩上望出去，看见对面人行道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她围着厚毛皮围巾，宽边帽上插着一根又长又弯的羽毛，一幅文郡人卖弄风骚的样子。她神情紧张而又犹豫不决地望着我们的窗子，她不停地用手指拨弄手套上的纽扣，她有点站立不安。突然，像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速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见过类似情况，在人行道上站立不安意味着有桃色事件，她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可又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好开口。可并不是都这样，当一个女人被伤得很深时，她就不再犹豫了，她会急得把你的门铃线给拉断。这肯定是一宗爱情事件，这位女士并不激愤，只是迷茫和忧伤。她快来了，谜底可以迎刃而解了。”话音刚落，就有人轻轻敲门，身穿黑制服的男仆告诉我们是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还没通报完呢，这位小姐就站到了矮仆人身后，就像一艘商船跟在领港的小船后面一样。福尔摩斯很大方而又很礼貌地欢迎了她，鞠躬请坐后，随手关上门，片刻间，福尔摩斯就不露声色地把她打量了一番。
“你眼睛近视，打那么多字不觉得累吗？”福尔摩斯说。“开始有点累，但现在可以盲打了。”她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非常吃惊地抬起了头。她宽阔而温和的脸上露出敬畏的神情，“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我的事了吗？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别紧张，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多种情况的。也许我练成了火眼金睛吧，要不，你也不会来找我。”
“先生，我是从阿瑟瑞奇太太那里听说您的。当初警察和其他所有人都说她丈夫已经死了，不用再找，而您很快就把他找到了。福尔摩斯先生，希望您也能这样帮我。我并不是很有钱，除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外，还继承了一笔财产，每年有一百英磅的收入，我愿意全都给您，只要您帮我打听到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消息。”
“你是从家里急匆匆地跑出来的吗？”福尔摩斯问道，他把手插在一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张满是惊讶的脸又愣了起来：“是的，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因为我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这事一点儿都不关心，我气坏了。他不让我报警，也不让我找您，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我气得不得了，穿上外衣就来找您了。”
“你父亲一定是你继父吧，”福尔摩斯说，“你们不是同姓。”
“对，是我继父，很可笑，他竟然是我父亲，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是的，她还健在，我父亲刚死不久，她就又结婚了，而且丈夫比她小十五岁，这让我很恼火。父亲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道生意，他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由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强迫母亲卖掉这个企业，温迪班克是个推销酒类的旅行推销员，很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把产权和经营权全卖掉了，只得了四千七百英镑，要是父亲还活着，准能卖个比这好得多的价钱。”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这样无头无脑的叙述会厌烦的，不料，他竟听得很认真。
“你的那点收入是从这个企业得来的吗？”福尔摩斯问。“不是的，先生。那是另一笔收入，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利率为四分五的新西兰股票，股票金额有两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所说的很感兴趣，既然你除了工作挣的钱外，还能提取一百英镑的巨款，你完全可以外出旅游，过很舒服的生活，我知道，一位独身女士每年有六十英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哪怕没六十英镑，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在家里住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把我每季度该得的利息，准时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光用打字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你已经把你的情况说清了。”福尔摩斯说，“这位华生大夫是我的朋友，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事情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害起羞来，手不停地搓着外衣的镶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她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就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让我去跳舞，他从不让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他甚至对我去教堂做礼拜也会很生气的。可那一次我下决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他说，那里会有父亲的朋友，我们遇到那些人会尴尬。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绒衣，一直放在柜子里。后来，他出公差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还有从前是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我们一起去了舞会。就是那次舞会，我遇到了霍斯莫·安吉尔先生。”
“我想，”福尔摩斯说，“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们去过舞会的事很恼火吧。”
“啊，他还不错，我记得他笑了起来，耸着肩膀说不让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是白费力气，她总是随心所欲。”
“我明白了，就是说，你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遇见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
“是的，先生，那晚我认识了他。他第二天来我家，看我们是否平安到家了。后来，我们还见过面……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们一起散过两次步。后来，我继父回来了，霍斯莫·安吉尔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是的，我父亲不喜欢我们来往，只要可能，他总是尽量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老说女人应该安于和家里人在一块。不过，我常跟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小圈子，而我却没有。”
“霍斯莫先生没再想办法来看你吗？”“父亲过一星期又要去法国，霍斯莫来信说，为了保险，在他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还说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写，我每天一早就去取信，这样，父亲就不知道了。”
“你那时和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嗯，订了，福尔摩斯先生。第一次散步后我们就订了婚。霍斯莫·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事务所？”“福尔摩斯先生，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他住哪里呢？”
“就住办公室。”“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地址？”“不知道，只知道是莱登霍尔街。”“那你怎么给他寄信呢？”
“就寄莱登霍尔街邮局，他自己去取。要是寄到办公室，他说，其他同事会笑话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像他给我的信那样，但他不同意，他说，看我亲笔写的信就像直接和我往来，而打出来的信，总觉得我俩中间隔着打字机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很喜欢我，这些小事情他都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是最最重要的，你还记得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非常腼腆，只在晚上和我散步，不愿白天和我出去，他说他不想引人注意。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气。他说他小时候患过扁桃腺炎和大脖子病，以后嗓子就一直不好，说话含糊不清，像说悄悄话一样。他很讲究穿着，衣服整洁素雅，但他眼睛不好，所以，同我一样，他也戴着浅色眼镜，好把刺眼的光线遮挡住。”
“那么，你继父温迪班克去法国以后的事情呢？”“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来了，他提议，让我们在继父回来前把婚给结了。他很认真，他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正确的，说明他对我有感情。母亲一开始就赞成我们的亲事，甚至比我还要喜欢他。当他们说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时，我就说要等父亲回来，但他们都说，不用考虑父亲，事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母亲还说，她会让父亲满意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尽管只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得得到他的允许，这说起来是很好笑，但我不想偷偷摸摸的。所以，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到他公司驻法国波尔多的办事处。但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上，信被退了回来。”
“也就是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信寄到那里时，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啊哈，太不巧了！你的婚礼是预定星期五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我们悄悄地举行，一点儿也不张扬。我们的婚礼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随后在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莫乘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我们一共有三个人，他让我和母亲登上了他的马车，他自己上了刚好路过的另一辆马车。我们先到了教堂，他坐的马车紧接着也到了，我们以为他会马上下来，但他迟迟没有。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看时，车座里什么人也没有，他不见了！车夫说他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不过，他是亲眼看到霍斯莫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周五的事，从那以后，他什么消息都没有了。”
福尔摩斯说：“要我说，这是对你极大的侮辱。”“不，先生，不是的。他对我很好，他不会就此离开我的。他很早就对我说，要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忠于他，哪怕有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把我们分开了，我也该牢记对他发的誓。在结婚当天早上说这样的话未免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此后发生的事情看来，这话是很有含义的。”
“当然很有含义，那么，你认为他是遇到什么不测了吗？”
“是的，先生。他要不是预见到某种危险就不会讲这样的话了，所以，我想一定是他预见的事终于发生了。”
“不过，你难道没想过发生的会是什么事情吗？”“没有。”“还想问一下，你母亲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她气坏了，并且要我永远别提这件事了。”“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他了，他也认为霍斯莫出了什么事，但他认为我该耐心等霍斯莫的消息。他说，在教堂门口离我而去，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我们已经结婚了，财产转给他了，似乎还说得过去。但霍斯莫在经济上是很独立的。我的钱，哪怕是一先令，他都不要。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为什么信都不写一封？唉，我想起来就疯疯癫癫，睡不着觉。”接着，她从皮手笼里拿出一方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