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守护者么？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守护者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项使命会不会和我们自身的生存使命相矛盾？毕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人活着就是为了生产和消耗，生物学家也说，人类应该致力于生存和繁殖。两个学科的措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孪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两者遵循的都是“竞争有益”的逻辑。

然而就在早些时候，在与英国毗邻的苏格兰，却诞生了大相径庭的思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顾及他人情感。这本著作的知名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国富论》，但开篇那段话却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人类或许真的非常自私。尽管如此，他的天性里明还存在另一些特质，让他去关注他人命运，甚至为别人幸福感到满足——哪怕自己除了观者的快感一无所得。

法国革命者讴歌“兄弟之爱”；美国前总统林肯呼吁“充满温情的伙伴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热切赞许同情之心，将之誉为“健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诚如他们所说，人们为什么时常挖苦那些心软的人，奚落他们滥施同情或者感情用事呢？让我们看看2005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发生了什么吧。当时美国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人心惶惶，一个有线新闻台做了一期节目，质疑宪法中究竟有没有保障灾难救援的相关条款。节目请来的一名嘉宾立场鲜明地表示：他人疾苦，与我无关。

飓风引起路易斯安那州大坝决堤。事发当天我正巧从亚特兰大开车去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做讲座。我去的那片地区损失不怎么惨重，只是倒了些树。尽管如此，宾馆还是人满为患，灾民千方百计地把老人、孩子、猫啊、狗啊全塞进来避难。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周围变成了动物园！当然这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你可以由此看出灾难有多严重。这些能挤进避难所的人还算幸运；扔在我门口的晨报上赫然印着灾民迫切的呼救：就这么把我们扔下不管，和禽兽没什么两样！这人已经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体育场数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必要的卫生设施。

虽然灾民的抱怨天经地义，但他的话我却不能苟同，动物才不是抛弃同伴的无情畜生呢。无独有偶，我那次到奥本大学刚好要做这方面的演讲，我的观点是，人类“内在的猿性”其实并非普遍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卑鄙；正相反，共情的能力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让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当然也不能要求人们随时随地和他人情感产生共鸣。在新奥尔良遇灾之时，成百上千的人带上各自的盘缠，开车扬长而去，将老弱病残抛在身后，任他们自生自灭。在某些地方，甚至能见到死尸漂浮在泛滥的洪水中，成为鳄鱼的腹中餐。

但就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深深的不安在全国弥漫开来，大量支援物资汇向受灾地点。人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比较后知后觉。美国人原本挺慷慨的，可惜从小受到错误信仰的教导，把亚当·斯密奉为经典，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中有只“隐形的手”，可以解决各种社会困境。然而这次在新奥尔良上演了“优胜劣汰”的一幕，这只“隐形的手”显然没能在灾难中阻止骇人情景的发生。

经济成功有时是以减损公众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桩丑陋的秘密。其后果是造出一个巨大的、没人在乎的底层阶级。卡特里娜飓风之灾让美国社会的这个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驱车回亚特兰大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共同的利益”才应该是当前时代的主题。过去，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恐怖袭击、全球化，和政治丑闻的细枝末节，却忽视了更宏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让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后者在卫生保健、教育、司法领域都不可或缺；一旦发生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至关重要。路易斯安那州大坝一直遭到严重忽视，直到决堤。洪水发生一周后，媒体伸出手指，忙不迭地点数罪魁祸首。工程师有没有失职？钱款有没有被挪用？总统先生怎么还不从他的假期里抽身回来？照我家的传说，手指头应该点在大坝里（在荷兰传说中，一个勇敢的男孩用手指堵住坝上的破洞，让村庄免于受淹。——译注）。荷兰大部分土地低于海平面6米以上，大坝神圣不可侵犯，政客根本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水的治理权超越了国家职权范围，掌握在工程师和当地市民委员会手里。

这样一想，荷兰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针对大政府，而是由于社会中多数政客都目光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