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实用书仪(1)

礼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标尺，体现在建筑、音乐、绘画、书法等各方面。礼的实质是等级区分，体现为外在形式称为仪。在古代，实用书写格式、书仪制度与文本内容、形式相表里。

对书法文本的章法分析，涉及客观因素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实用性文体（官书、字书、写经、尺牍、题跋、手稿等）及其书仪（书写的特定礼仪规范）与作品的幅式（长卷、横幅、册页、扇面、条幅、中堂、对联、屏条、斗方等）。一幅作品的行款与谋篇布局的形态，是出于实用书仪制度还是艺术表现的需要，要结合实用性因素分析，同时比较不同幅式的布局环境，才能全面梳理其中主观的艺术表现。

书仪在狭义指尺牍书写行款格式，广义可包括所有文字书写的各种规范。战国以后，各朝均有明确律、令、格、式与书仪，作为典章制度，是体现我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表状笺启类书仪是专用于公务往来，其中涉及地方政权各级机构之间、属下与上级、臣下与皇帝的关系，行文多烦琐的套话。

据周一良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中指出：“敦煌书仪写本最常用的三种即朋友书仪、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包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来、公私表疏、婚丧礼仪、门风礼教等内容）、公私往来信函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对官方文书即公牍的起草、书写程式制定的相关书仪制度，不仅有文体方面要求，还有字体及其书体及书写材料尺寸规格等方面要求，其行文格式具体到尺牍规格、称谓、平阙乃至遣词造句等多项内容规定。

私牍主要包括朋友书仪及综合性的吉凶书仪。朋友书仪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对仗工整，用典贴切，文字优美。综合性书仪所指内容广泛，是士大夫的生活指南与行为准则，包括官场、家庭、朋友、僧道各个方面的礼节。公牍格式影响私牍，所谓家国一体。供民间写信时套用的私牍书仪，最早出现于魏晋。世家贵族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重大事件上，如为官、婚丧嫁娶，特别注重门风家法。私牍书仪正是这种仪礼需要的重要标志。

归纳起来，实用书仪对文本书写的章法布局形态影响，主要体现在字体及其书体制度、空间方位秩序、称谓平阙、规格尺度、行款格式、文本属性、书写材料及钤印规范等方面。

第一节字体制度

秦统一文字即所谓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是秦代以法律形式规定字体形态等级及其书体的使用规范。大篆者，先秦史官作铭石书所用，其字书为《史籀篇》，同时书于简册；小篆者，秦代时现行官定铭石书，以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所谓“三仓”为字书；刻符者，兵符、货节等用小篆。虫书者，亦称鸟虫书，用以幡信、玺印、兵器、钟铭等。摹印者，缪篆也，秦用隶化小篆入印；殳书者，题表官号于戟木上，建于兵车；署书者，题表官号于门匾或书封；隶书者，为狱吏、屯戍下级佐吏使用之低级官书。

可见，秦代统一文字并非统一在小篆一体上，而是以小篆为核心的八体等级与使用范围的一系列规定。

汉代诏书大事用篆，小事用隶。命册立诸侯王用篆，其余用隶，群臣上书用隶。

新莽六体另有古文、奇字之体。平王东迁，春秋战国始，作书史官出于地方诸侯国，故有燕、齐、晋、楚、秦五系文字之不同。民书之典型——货币、玺印、简牍的地方性差异更强。战国时期私学之兴，六国典籍抄写于竹简上，后世谓之“古文”，属高级民书，所谓“孔子壁中书”、汲冢家书、近世出土楚竹简等即属古文，《说文》古文、郭忠恕《汗简》《三体石经》属传抄古文；奇字为古文之异体。

官书与民书之应用差别在于，官书为正体，或曰史书，铭石书为典型。民书为俗体，版牍为典型。俗体多草写简化及异体，高级民书近于低级官书，如秦末《里耶简牍》与汉初《马王堆帛书》书体相近。在古代字体使用制度规范中，根据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及不同内容差别，多种同时并存的字体及其书体使用分别有所对应。颜元孙撰、颜真卿书《干禄字书》分正、通、俗三体，其中“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及选曹铨，兼则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唐代字体俗、通、正的区别使用，宋代以官家雕版统一典籍经卷，以楷书为正体字，全面规范文字，进一步加强正体字的主导作用。各个时代的字体及其书体，并非仅有一种，而是多体同在，不同阶层不同场合对应选择使用。官牍用正体，民书俗体用简用草，正与其身份相当，并非不会写正体字。字体及其书体使用多有特指，如青铜器铭文用正体，玺印文字则经过繁简拆合及特殊符号等印化处理；有纹饰的青铜器书风简朴，素面的青铜器则以文字为装饰。如《中山王鼎》铭文的装饰手法与素面器形有关；《马王堆帛书》抄写经籍用古隶，汉《永元器物簿》则是隶草；三国吴方士伪造的《天发神谶碑》用悬针篆，以圆碣形象天，篆书与圆头的碣均是最高等级的象征；唐代佛教渐式写经用端楷，偈语、尺牍则用行草等诸多差异，均是字体制度使然；历代刻碑版普遍用正体，私牍用草体，形成碑学与帖学两大书法体系，碑学以铭石书为代表，帖学以相闻书为代表，二者布局形态之别，是出于字体使用制度延续下来的传统，字体及其书体的书仪行款要求不同，其中的章法形态差异随之变化。

第二节方位秩序

空间方位秩序及其尊卑意识，是道家宇宙观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国、城、院与篆刻、书法在空间上同构，共同遵循方位秩序。《淮南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所谓宇宙。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空间观念中，上古的宇宙模式从天地关系认知开始，在先秦时代形成的“盖天说”——天圆地方，将天视作覆碗状，视地为与之对应的二绳四维四面八方的平面，以“式”为宇宙模式，刻画坐标，天盘在天分星，地盘在地分野，逐步派生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十二度等空间形式：东西南北四方加上中宫为五位；加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为八方；八方加中宫为九宫，以界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十二度。再进一步，以子午二绳为经纬，对应阴阳二极；四方配四季、四风、四灵；五位配五色、五音、五岳；八位配八卦、八风；九宫配九州；十二度配十二月、十二律……

这种宇宙空间模式的核心是方位，《周礼·天官》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朝南的方位意味着君临天下，以方位对应社会秩序。国家、城市、院落的建筑方位组织“取正制”，以中宫为核心，向四方延展经纬二绳，经营天下，纲纪四方，划分疆界成四方城门、四野、四夷……汉代重五行谶纬之说，四灵以方位空间之天上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作为星宿名称。近代古建筑遗存之四合院民居形式与官方宫廷行政格局相对应，左右为两厢，坐北朝南为正房，与国之四野、城之四城门格局是一致的。

从秦统一天下，建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纵横驰道，土地划分以井田制；施之简牍，象征官方权力的凭信——官印同样以田字界格正方形。战国玺印官私都是正方形为主的，楚官玺中的田字界格式被秦印选择，统一为官印格局，如同一座缩小的以方位为秩序的行政单位空间形态。

由于印面为方形，其中的单字随之呈现出正方，方块字形态出现了。对汉字构形统一为正方即始自秦统一文字。由单字外方，由外及内，其中内部构架逐渐发展为“米”字。《说文解字》解释“点”曰：“小黑也。”“画”曰：“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文字之点画，由外界之四方，于内部逐步趋于纵、横向与斜向八方架构占位。

在制器尚象的时代，实用形象均担当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作用。书法篆刻以及中国画空间布局原理始终与这种方位宇宙观相对应。

以秦印为代表的方位空间格式，形象化了四方、四维、中宫的组织。四字占位进入中宫、二绳、四边，整体章法以方位空间为秩序，微观的组织形态针对单字结体加以变化，广义阐释为大章法，诸如以九宫笔势关系原理演绎为统领全篇的“大九宫”。

以米字格为原理，“米”字八个方位，纵横斜方向、四面（上下左右、北南西东）与中宫点的关系，对应为书论中的“永字八法”及其动态所指“公主檐夫争道”。治理一字之道与治理全篇之法原理一致。

“禹分九州”所包含的九宫原理，与“米”字八方所指一致，不同在于中宫在八方系统中呈现点位上，在九宫系统中呈现方格上。但是象征四时之变的十二度，在书论之中没有出现，频繁出现的是四方、五位、八方、九宫。

中宫及四面八方所指的方位是有主从尊卑关系的，《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文中“县”即“悬”。宋人陈旸《乐书》卷113云：“宫县，四面，像宫室，王以四方为家，故也；轩县，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县，东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县，则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独行也。”从后世出土古代乐队组织情况来看，宋代陈旸的解释是符合当时状况的。如春秋时曾侯乙墓乐队组织方位符合墓主人身份的规格，所谓“轩县”。乐悬制度虽有“礼崩乐坏”的僭越现象，但是方位空间对应的等级尊卑秩序所指作为传统始终没有改变。从西周乐悬制度上看，大体上四面八方齐备为至尊，缺一面（南面）次之，缺两面（南北面）再次之，仅一向再次之。局部关系中，纵横为主，斜向为辅，四方尊卑以南、北、西、东为次序，上尊下卑，左尊右卑，中宫为全部方位之核心，相当于行政概念的宫廷，统领四面八方。

装裱条幅、中堂、对联、屏条等，镶绫绢的上下（俗称天地）尺度有别，常规比例为天三地二，既有天尊地卑之意，又有阳数（奇数）阴数（偶数）之匹配。

册页蝴蝶装品式中的诗配画，即所谓对题，题字在左，画幅居右，并置于两侧，便是缘于左侧地位高的缘故，推篷册的对题则题字在上，画幅在下，显然是遵守上尊下卑的方位观。

清代帝王在故宫匾额上题署签名钤印，居于正中顶部，以示至高无上；题署寺院匾额，则居于左上顶部，空出正中至上以示敬佛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