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实用书仪(3)
再以青铜器铭文拼版为例：青铜器铭文制作受模板拼接工序的影响。青铜器铭文分为铸造与锲刻两大传统，春秋始出现锲刻，之前仅铸造一式。铸造时出于模板拼接工序的需要，往往铭文部分版块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以行数等于行字数的正方形版块形态为主流。其文本既不分章节，也无后世所谓平阙类书仪。铭文所依据的史官简牍文书的底本，至今尚未出土商周简牍实物，最早的简牍类出土实物为春秋时代的《侯马盟书》，材料为玉片，有分篇段格式，属于低于金文、高于简牍的文本材料，据此推测当时的简牍撰写同样应有一定的书仪格式。西周及商代简牍肯定不会与金文重合，我们在铸造类金文中基本上找不到相关的书仪线索。与之相对应的锲刻全文，同样保持正方形版块的记事传统，行数与行字数相等，不分章节。与金文相对应的简牍，书仪程式清晰，尤其是文书属性的文本，行款高度格式化，会计类简牍簿籍，行文分栏书写，通行文书则移文不分栏，但有上行、下行、平行之行款差异，因而产生了长短行文及中间高低、空格现象。与之对比，金文则为凑齐行款，常有合文（以减少字之数量）以及拆字（以增加字之数量）的现象。
因此，要计算总字数所匹配的行数与行字数，大多行数字数相等，形成方正形模板，值得注意的是尾行合文、拆字、并行，是出于凑整数占满整行的目的，多一二字则合文，少一二字则拆字，缺字过多则并入倒数第二行，尾行与其余的行列位置有所出入。为了全篇整齐，行距一致，就要变化字距。古代文书列位署款中多见此类格式，一行一款，即不论字多字少，仅占一行之内，行与行的首尾高度一致。于是就出现了为了占位置，而将极少的几个字的字距拉大，将极多的字挤进一行的情况。
再以《秦公簋》为例：《秦公簋》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铜活字印刷。活字排版最早应推至春秋。器身与盖各有铭文，其中器身与盖各有“不”“祖”“天”三对同文，即是同一字模范铸若干字模，整版铭文系活字排版而成，每个活字的外形规格一致，是后来印刷体文字排版方式之祖。秦代陶量四字一印、四方连续的形式，即是这一传统的延续。面对这样的排序布局，全篇的上下文联系与一气呵成的书写有本质的差别。虽然工匠采取了一些调和步骤，如加大字、行距离，使每字居正中，起收笔尖而圆，等等。直接凿刻与连续书写再刻模的铭文相比，其行款要求绝对整齐，万字一同。
再以古书画流传过程中移动行款、改装等情况为例：后世将古代书家尺牍整理成册作为法书，将题答书一纸中致书与题答两部分，或仅取题答卑幼语部分，前面卑幼达上部分被切去，或仅取上达部分，文本已不完整了。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行款左行，割裱本则改为右行，完全失去了原貌，有些甚至装裱幅式也改变了。在《墨缘汇观录》中记载：米芾《多景楼诗》“淡牙色纸本，原属横卷，在宋以改裱为册”。相比之下，割裱本保持了文字的先后阅读顺序，丢掉了横向行列关系，但上下文的笔意关系尚存，全篇的先后顺序未变，虽篇章节奏得以保持，但空间关系已与原本完全不同了。
再以简牍帛书中的标点符号为例：何琳仪在《战国古文字通论》中指出，西周金文《永盂铭》出现了钩识符号。除了用于字内及字间的合文、借旁、省形、对称、区别、装饰符号外，战国简牍、帛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成熟的用于编辑的标点符号系统。美国汉学家郭禄伯在《简帛老子研究》中亦有分章符号研究。
战国时期标点符号大致有11种：
1.相当句号或逗号，即所谓“钩识”。
2.这类短横相当于句号、逗号、顿号、冒号。
3.这类长横与短横配合使用，分别表示句号、逗号。
4.多用于句首。
5.相当句号。有时也用在段落之间，可起分段的作用。
6.用法相同，乃章节间符号。
7.章节间符号，书于文字偏右下角，相当于句号。
8.特指专有名词，类似引号。
9.相当于句号，有分段的作用。
10.段落间符号。
11.可能是“巳”字，表示一简之结束，相当句号的作用。
以下为装饰符号：
各种簿籍简册放在一起，在每卷上挂签牌，标明书名、篇次，便于检阅。由若干册组成一部，还要用布包裹，称帙。这些标点符号及补字、画除、标题、每简序码等格式元素，文末署总字数及目录（包括篇章数），构成了一整套简牍行款格式。这一传统自商周一直延续至三国时代，大量存在于简牍系统中。帛书的相关题记同样署于篇末，明显受到简牍格式的影响。
再以集字形式为例：《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属先有文字内容之规定，再从王羲之尺牍、文稿中选取相应的字，裁剪、重组而成。为了尽力保持上下文之间的笔意连贯与体势衔接，把所有集来的字普遍改动，去掉笔势牵丝，相对中性化处理，为使全篇行列关系相和谐，各处集来之字不相犯，若靠近或连带，反而不易相融，因此，拉大字、行距，才能避免行列之间不和谐。
从上述特殊行款种种情况来看，我们对章法的分析，如果没有理清原作本意，就不能还其布局成因，难免隔靴搔痒。
第六节文本属性
各类不同实用文本的书写，诸如诏书、碑版等官书公文，史籀篇、说文解字、千字文、急就章等字书，经卷，友朋、族人之间公私往来的尺牍，题签、诗塘引首、后序跋尾、眉批、拖尾批答等题记，文之草稿与定稿，不同的文本属性，采用不同的行款布局形态。
以下试就常见文本格式的特殊性加以比较：
官书如碑版、诏书的书写，属于正体字，是规范稳定的，历代法律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唐六典》卷六载：“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又云“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即律是判罪量刑的依据，令是规章制度的条文，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式是各种章程细则。文书程式属于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统一而讲究传统。相对而言，俗体民书约定俗成，简化、异化及草化现象较多，形态复杂多变。后魏江式《论书表》曰：“汉兴，有尉律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以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书或有字不正，辄举劾焉。”说明官书以标准正确为准则。中国历史上最具官方色彩的统一文字时代为西周、秦代及宋代官家雕版，最为复杂多变的文字形态当属春秋战国。西周金文书写的程序，由天子下达到各地诸侯国，字体统一。《周礼·内史》曰：“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内史为周官名，为周王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等政务，负责书写王的命令，并制作副本加以保存。《论语·宪问篇第十四》曰：“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议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二文论述春秋时郑国外交辞令的书写程序：草创、讨论、修饰、润色。
铭石书的书写，尤其是宗庙碑的书体多为篆、隶、楷正体，与其严谨庄重的内容相匹配。碑阴碑侧多为临时从宜，有些仅设行格，没有列格，所谓有行无列。自上而下的诏书以严整示范，则自下而上的应制书愈加工整。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曰：“今应制之书，约分两种，一曰大卷，应殿试者也；一曰白折，应朝考者也。试卷大考，御史、军机、中书教习，皆用白折。岁科生员、童子试，则用薄纸卷，字似折而略大，则折派也。优拔朝考翰林散馆，则用厚纸大卷，而字略小，则策派也。”应制之书在不同内容上有相应的书写程式，其间，赵、董书风及颜、柳、欧等楷体相继流行。康有为认为“大卷弥满，体尚方正，非笔力雄健不足以镇压，宜参学颜书以撑柱之”。“卷折所贵者广，所需者速。”“吾谓婉通宜施于折，精密可施于策。”“折贵知白，策贵守黑，知白则通甚矣，守黑则密甚矣，故卷折欲光。然折贵白光，飘渺有采；策贵黑光，黝然而深。”所描述的背景是清代自乾隆以来，以书取仕的台阁体书写规范。
结语
官书明显区别于民书，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示范作用，共性多个性少，行款整齐有序。
字书是以字为单位，解说字的形、音、义的书籍。自《康熙字典》行世以后，字典一词较字书更为通行；古代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礼、乐、御、射、书、数”，称六艺，蒙学阶段主要学习“书”与“数”。“书”的教育通过字书韵文。古代称识字课本为字书。上古字书文本如《史籀篇》《六甲》《仓颉》《爰历》《博学》《急就章》。
字典属性的字书如许慎《说文解字》《玉篇》《尔雅》《干禄字书》《字林》等。识字课本属性的字书传统自先秦以来，流传极广，如《史籀篇》《三仓》（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合称《三仓》）、史游《急就章》《熹平石经》《三体石经》、智永《真草千字文》、赵孟《六体千字文》等。
识字课本属性的字书内容为韵文，行文按章节顺序，字典属性的字书，按偏旁部首或声系排序。
唐代以身、言、书、判选士，科举考试的“书”即以字书为书写标准，所谓“楷法遒美”，字书作为幼童学书的法帖，亦有章程书之名。南朝王僧虔《论书》谓钟繇书有三体，“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因幼童初学写字，故字书章法以严整规范为主旨。王充《论衡》自纪：“六岁教书……八岁出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有些字书亦应属于官书范畴。史记秦统一后，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即是官定的秦小篆字书。《熹平石经》《三体石经》本身即属官书。字书是书写标准的依据，手札、起草则是书写性情的发挥。相比字书与日常尺牍，如智永《淳化阁帖》中的手札、赵孟的手札及诗卷，便是不同于字书的另一番意味了。可见，文字内容及书写目的不同，布局情趣各异。
中唐以后的字书文本内容，尤其是草体字书多被书家演绎，与智永《真草千字文》相比，同样具备字书功用的怀素《小草千字文》，以变化为目的，根据智永本为底稿以意为之，强调体势之变与笔势之随机性，与智永《真草千字文》之严整相比，二者的目的性有别，智永为规范写经，怀素则游于艺，一庄一谐，堪称双璧。
结语
字书文本作为工具书，有特定的抄写格式；作为蒙学丛书，属于初学阶段所用。仅仅用过字书范本，往往不识字书属性，不能化用为其他形态。
佛教文献的内容及幅式有特殊含义。除写经之外，大体上分为有关佛寺制度、行事、公文类的清规、法语、疏、榜，以及印可状、像赞、问答语、进道语、道号、安名、额字、一行物、偈、僧侣师弟同门关系的尺牍等。佛教徒的日常书写与修行生活密切相关，如清规为规范僧众的戒律仪制，其书写以庄重为主；尺牍的气氛则较为轻松随机；印可状为禅师对弟子修业的评价，亦呈自然庄重格局；偈以韵文形式记录高僧大德的个人感悟，尤其是临终的遗偈，即绝笔，多呈草书笔意。
佛教徒写经，内容与形式统一，如赵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款署：“弟子赵孟奉为本师中峰和尚书”，其卷后明代王稺登跋曰：“圆融秀逸，若游戏三昧，不得戒律，而超然入圣，非平时他作可及。”其书风与文字内容属性相符。《泰山金刚经》以圆融内敛的篆籀气，宁静安详，广阔的摩崖格局，视点是在天上，仿佛为佛祖俯视大地所设。简远的书风，既是出于时代书风使然，同时也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唐代佛教碑刻字体皆宗智永，体现出佛教特有的字书传统。颜真卿《多宝塔碑》书风出自智永，即是这一传统使然。唐代僧人习书除楷书外，主要攻草书，有宗智永与宗张旭之别。其中辩光、贯休取法智永，怀素、高闲、亚栖取法张旭。智永派书僧多守戒律，法度严谨；张旭派书僧多癫狂，豁然无碍。怀素“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是禅宗顿悟思想的表现，黄庭坚《诸上座帖》、吴镇草书《心经》卷皆用飘逸虚幻的草书，皆可视之为禅宗顿经。
佛教书法最具特殊性的当属渐式写经体。据朱关田师《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称：“写经分为渐、顿二式。数日书写称渐式或渐写；一日书毕，往往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称顿式或顿经。顿式多以草书，渐式多楷书。”作为在佛寺内修行的渐式写经，气氛庄严，行列庄重整齐，有其“清规戒律”。
南北朝以来，渐式写经章法传统以抄写严整为宗旨，行列整齐。写经被佛家看作是庄严神圣的过程，绝不可乱了经纬次第，每行字数相等，行列整齐，保持佛经原本完整的教义形式，书风单纯无我。这与诵经以音读而不用训读的含义一致。
只有行款与读音秩序不变，佛经的义理才是正确与完整的。抄写渐式佛经并非要强调个性与性情发挥，要以庄严肃穆为准则，去掉一切尘俗个性，忘却小我，实现大我，追求共性，体现出佛经教义的严肃性，因此，智永所担当的这种示范作用，即《真草千字文》中所呈现的楷书字样，是万字一同的渐经模式；草书作为顿经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