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实用书仪(5)

第八节钤印规范

战国以后，在玉器、青铜礼制系统的阶级作用中，玺印逐渐提升了象征地位，秦以皇帝传国玺象征皇权天授，以符节、官印作为执政凭信。印制以称谓、形制、印材、印钮、印绶加以区别爵位与秩级，其中形制大小规定严格。官印与私印两大体系中，官印包括帝后印系统、通官印系统、半通印系统及乡官印系统。至汉代，帝后印系统除皇帝“乘舆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还有传国玺，共七玺。皇后所用为“皇后之玺”。帝后印称谓专用玺字。秦以后，以印信封记的皇帝诏书称“玺书”，允许经商及商品出入的凭证称“玺节”。帝后印形制约为汉尺1.2寸，比通官印大。通官印指秩二百石至二千石之间的官印，常制为一寸见方。秩二百石以下的小官配印为半章，其大小为通官印之半，故曰“半通印”。乡官印及方士印与通官印大小相近，但是钮式有别。至三国晋元兴三年始，废除简牍，启用纸绢文书，官署用印形制加大，钤盖纸绢用阳文朱砂印色，以后各朝印形制逐渐增大，隋代增至近二寸见方，以朱文为主，印文笔画折叠填满，以防篡改文书。

代表个人凭信的私印在称谓及形制上，明显区别于官印。历代私印均普遍小于官印，常规约汉尺0.6寸见方。

下款自署姓名时，视上款之尊卑长幼关系，与用印原则一致，即卑幼致尊长，下款署名，平交署字，尊长致卑幼署道号。若书诗文署单款（仅署作者姓名），“姓”“名”“字”“号”顺序先后为，姓氏后署“名”再署“字”，盖先启用“名”后启用“字”。关于姓、氏、名、字，《通志》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故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妯娌之别。至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赐，多从女，姬姜嬴姒姚姞妘婤……之类者是也。”《白虎通》曰：“古者圣人吹律以定姓……姓有百者何？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者悉备，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后来，以官为氏的，如司马、司空等；以爵号为氏的，有公乘等；以封国为氏的，如卫、空侗等以封地为氏的，有郇、邧等；以居地位氏的，有北宫等；以祖先名为氏的，有成等；以祖先谥号为氏的，有胡等。有家谱即有谱名，谱名为家谱（往往家谱序言中以励志诗句为序）规定的名，没有家谱，则名为出生时祖上所取，同时取字，但字至二十岁时始用。名与字常为同义相连词句，寓意同出递进。号，亦称别号，区别于名、字，使用相对较为自由，可自取。道号之称大概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义所取皆有所指，顾名思义可知。若连“道号”及“姓”“名”“字”全署，一般“道号”在最先，随后署“姓”“名”“字”。《礼记·曲礼上》所言：“男子二十，冠而字。”又《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以鲁迅先生为例，姓周，名樟寿，又名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祖父周介孚为其取名樟寿字豫山，寓“豫樟”为栋梁之才之意；青少年时自号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取迅行、鲁迅、何家干等数十个笔名。区别于名、字，使用相对较为随便，可自取。

根据钤印属性，私印大致可分为作者姓、名、字、号、斋馆；骑缝、起首、界尾；鉴赏、收藏等印记及吉语、成语、诗句押角章等。一般而言，姓、名、字、号印紧随署名，先后有序；斋馆既可尾随姓名印，亦可作起首、押角。姓、名、字、号、斋馆具有凭信的意义，同一印文内容的印一般不重复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中；拼幅接缝处钤印以示纸张连接次序，作品尺幅首尾边界钤盖起标志作用，亦有用骑缝章于首尾边界。

用印虽处极小局部，但要服从于布局平衡全局之所需。

在布局立场上加印如添字，加一印即是加一字，以大小轻重平衡之用，与字组合成行列、疏密、聚散、边角等关系；印与印之间组合，要有明确的主次区域，数量一多一少对比明显，合成一群，共取一势。钤印秩序如同行款聚散连断，笔断意连，就不会造成钤印位置及节奏关系混乱。严格意义上说，钤印也要依行而行，要么独立成行，要么并入字内隐作点画偏旁，若不成行的即成失群之雁。

用印严谨之作体现在多重关系的关注，增之一方嫌多，损之一枚嫌少，妥帖自然，不可移易，需要反复调整，审时度势。

结语

兼顾钤印的用途规范与全局空间形势之间的制约关系，避免产生混乱不堪的场面。随处乱钤，既不合用途规范，也没有布局秩序，是不足取的。虽然今天的用印概念与实用书写时代的使用规矩不同，并非每方皆有实用所指，但是，虚拟也要合乎用途规矩才是上乘之作，正如戏剧表演，情节虚构要自身合理。全面了解钤印制度与规范是书家必须具备的常识。

[1]索靖《月仪帖》，又名《十二月友朋相闻书》，即按月往返一次的写信范本。王羲之亦著有月仪书，《初学记》卷四元日条载：“王羲之月仪书曰：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长，征阳始布，馨无不宜，和神养素。”

[2]位列三公的袁安之碑，用的是当时规格最高的正体——篆书。

[3]从文字学角度而言，官方正体与民书俗体并非截然分离，是相互影响的。官书是民书的上游，民书则是新字体发展的动力。前代民书后来变为后代官书，必经字书方式加以规范。如战国时六国民书——秦以后称之为古文，在新莽时成为官书，随后在三国魏以《正始石经》三体字书加以确定；秦之隶草即草书之前身，在西汉以史游《急就章》章草字书方式加以确定。一旦民书确定为官书，形态风格就转变为规范化了。

[4]“乐悬”除了规定乐器悬挂位置及数量，同时规定乐队组织的方位。从西周宫廷乐队组织“乐悬”制度，可以看出空间方位所代表的尊卑等级秩序。

[5]对联署上下款方位关系中，上款一般位于上联左侧顶部，此即最尊位，既上（上联）又左（左侧），在方位秩序上体现出以上以左为尊的书仪观念，与之相应，下款则书下联末尾。

[6]阙字空格最高规格为三字，其次为二字、一字，乃至半字。阙字三字以上规格则提格平出。广义的平阙格式，但凡涉及对方称谓，即使属于对方的行为的语素，同样以阙字行文，阙半字有阙上半格与阙左半格之别，阙右半格常见于臣子对君王署下款时，阙上半格常见于私牍署下款时。

[7]武威汉墓出土新莽《仪礼》简册高约56厘米，合汉尺二尺四寸，与文献记载六经策长相合。规格之高出于文字内容，属于中央政府颁布的，书法庄严肃穆，字体用正体隶书。

[8]收藏于台北史语所文物馆的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全册长91厘米，是目前发现保存编联最长的简册。此即册之最完整实物。

[9]《越王勾践能原》《越王者矛铭》《吴王夫差剑铸铭》以及《秦公簋》等，是用春秋战国时流行的泥活字方式，字字相连印而成，然后浇铸。器物上留有清晰的活字边痕可证。

[10]集字本与割裱本各有所失，差别在于能否保持浑然一体的关系存在，即使集字者与割裱者要做到整体天衣无缝的努力与愿望是强烈的。

[11]西晋索靖《草书势》曰：“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必修，事业并丽。”此作应是当时官员以规范的章草上书的典型风貌。

[12]行款规整严谨为铭石书典型面貌，汉碑、魏碑、唐碑的碑阳部分一般划有界格。

[13]商周青铜器为帝王诸侯贵族专用，为官方典型正体形式，铭文章法具有严整之美，行款匀称，秩序井然。

[14]据文字学家陈梦家考证，汉代字书多以三棱木觚（亦有四棱、六棱、八棱），或用竹简。如《急就章》六十三字一章，若书之于木觚，刚好一章一觚，三面皆书，每面二十一字。《仓颉篇》六十字一章，则每面二十字，同样一章一觚。后来字书文本出现《千字文》《三字经》等。

[15]后世字书如皇象临史游《急就章》《熹平石经》、邯郸淳《三体石经》、智永《真草千字文》、赵孟《六体千字文》等，虽已使用纸绢，用卷册幅式，但每行字数匀整的习俗还是秦汉以来的木觚传统。

[16]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采用字书文本内容，并非一定是字书，高闲《千字文》大草残卷、传为怀素的《千字文》大草卷、赵佶《千字文》大草卷是用诗卷的表现形式写《千字文》，已经不属字书性质了。

[17]从文字学角度而言，官方正体与民书俗体并非截然分离，是相互影响的。官书是民书的上游，民书则又是新字体发展的动力。前代民书后来变为后代官书，必经字书方式加以规范。如战国时六国民书——秦以后称之为古文，在新莽时成为官书，随后在三国魏以《正始石经》三体字书加以确定；秦之隶草即草书之前身，在西汉以史游《急就章》章草字书方式加以确定。一旦民书确定为官书，形态风格就转变为规范化了。

[18]宋人张可久《一半儿》（野桥）曲曰：“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墙闲酒瓢；杨柳晓风凉野桥。放诗豪，一半儿行书，一半儿草。”形象地概括出因诗文思绪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书体风格变化，行草相间，由轻歌曼舞转为流畅激昂，诗性所致，书风随之，相得益彰，与诗文意趣相合。我们从古代书家自作诗作品中常见这种意趣。黄庭坚《花气诗帖》的情境，即是因作者正在坐禅，忽逢友人驸马王诜送花乞书而作：“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其书风印证了张可久《一半儿》中所描写的行草相间的趣味，笔意由严谨渐变为随意，即兴发挥的状态，是禅宗思想影响下典型的尚意书风。

[19]以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帖》为例，从书仪而言，苏黄之间亦师亦友，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不可能在《黄州寒食帖》后的谨空余纸上题记，因而另纸以正文相近的书风续题，跋与正文如同联句，和谐一体。

[20]以王羲之书信为例，平辈之间往来，常规状态为《十七帖》所收，主要为致周抚尺牍，历时十七年左右，二十七封信。《远宦帖》为《十七帖》之一，王羲之与周抚为世交好友，所用书体以小草为主，书风平和，文辞优美；题答晚辈书，则楷、草、行诸体杂用，语辞简约，笔势尤纵，往往前后没有署名；致书尊者，书体以楷、行楷为主，其中事件重大的问吊之书，更加庄严肃穆，施以正体，布局端庄。

[21]以陆游《自书诗卷》节奏展看到刚柔关系为例，全篇以刚性笔调为主体，修长的体势与方折笔法贯穿首尾，刚性字组占位充分，内部点画气势随之扩张出去，倾斜趋势极有力度。大致每一三五行组成的块面中，就会出现刚性字组的支撑。柔性的笔触呈现出空灵飘逸的穿插形态，点缀其间。这其中告诉我们的经验是，凡是柔性笔调出现，接下来必是迅速有力的刚性字组生发出来。

[22]春秋时《侯马盟书》结盟所用朱砂，出于告知地下神灵之用意。

[23]用印数量、规格及风格，视作品所表达的风格概念不同而变化。大抵古雅、显赫的氛围用印多；淡雅、简约则用印少。同时，用印规格不宜超过正文大小，略小于款字或更小才不会喧宾夺主，个人姓名印不宜过大如官印，以示谦卑；特殊者如巨幛榜书则随钤署姓名印正文、款字相应匹配；装饰性、标识性概念用印如虚拟宫廷御用玺印之巨大、粗边形制，不属于作者姓名印规格范畴；印风与书风在一幅作品中是同一概念，若工谨之书钤印粗放，典雅之书用印野逸，瘦劲之书用印肥厚；等等，则属风格不和谐。

[24]主体钤印居中偏左，有大聚大散，有次聚次散，两侧以押角，起首相破。

[25]以左下角钤印为主体，数量多，密集有力，向上延伸为疏朗形态；右侧为辅助平衡地位，数量少，体量小，弱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