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12)

1996年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收音机中，100座级占22.5%，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能力100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槛。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行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六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5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1992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的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1997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258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总额的近80%。十大系列五千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114]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这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的相似行为。这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如果我们再联系思考1999年美国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的霸道行为及2003年俄国在“安大线”上的变故对能源本已严重短缺的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式的影响，[115]使我们对1963年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16]的论断又有新的体会。

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民用产业技术与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并不可混为一谈。前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非核心技术，是可以按商业原则“自由流动”，并被“跟踪模仿”的；而后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上游的技术，则必须是由国家控制的，是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就会与当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四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通过冷战后从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种种事件，南方国家更应当认识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117]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统计的“专利申请量”、“三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118]。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昔日的南斯拉夫、苏联的科技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却在西方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本国的短期商业利益引诱下得鱼忘筌，被西方瞬间击垮。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19]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必须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但是，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就不能得出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规律。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时也是新需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合围的险恶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难得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20]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小平同志始终是这样表述的）。其间，国家GDP快速增长。然而好景不长，从1999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1999—2000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构建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2001年和2003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台独”步伐，从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2003年起，台湾当局在快速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摊牌”做军事准备。[121]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统一台湾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现战事，高技术战役将决定结局，而这个结局，又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或变相中断的可能。[122]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果，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形势逼人，台湾问题已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最后，日益险恶的安全形势把中国推到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

作为联动效应，通过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工程等也可获相应的拉动。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如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123]能源方面，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2000年净进口量超过6000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124]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2003年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125]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能源风险增大的同时，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却在飙升，近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