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2)

三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

目前有一种观点，即把是否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大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自从有了核武器，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就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力决战，将在今后的大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方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将让位于技术力的作用；攻击方不需要大规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击对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而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又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战争的面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

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大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比如说美国把中国大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间接的方式让对手明白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一种就是代理人战争，比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大国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一种间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

现在对中美而言，双方矛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它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7]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8]

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面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对台湾的控制，直到1945年才得以收复，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大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的那种感觉，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末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9]，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心疾首；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大失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革的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大变革，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10]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第一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立，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一下，这时在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是，就在同一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盟友关系更加牢固。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东西”。[11]目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

在军事准备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回味一下毛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对一个国家而言，它应当是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研究一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而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方面，目前中国人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国人的经验，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国人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人特别赏识叶利钦，而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

做学问总应当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一相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矛盾。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掉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马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12]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四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人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但是，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太平洋海面上，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和朋友的关系。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它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有些人认为顺着美国就是朋友，但美国往往以顺从者比如蒋介石、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等为最后的牺牲品，而以真正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