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1)
一般说来，关于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缩写为PC ）的起源有两种广为流传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将个人电脑的发明归功于一对由玩家晋级为企业家的年轻电脑精英——斯蒂芬·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 ）[1]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 ）[2]。据说，沃兹尼亚克捣鼓出一台电脑与"自制电脑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的玩家好友们同乐，这个蓬门俱乐部从1975年春天起就在旧金山半岛中部开始聚会。沃兹尼亚克那独具慧眼的高中同窗史蒂夫·乔布斯看出这台机器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他俩在1976年携手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第二种说法则将个人电脑的诞生地锁定为名震江湖的施乐公司（Xerox ）[3]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以下简称为PARC），时间可追溯到1970年代早期。当时复印机巨头施乐搜罗了美国最顶尖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构想未来办公室的信息工具。这些天才的集体智慧催生了一台名为"奥多"（Alto ）的电脑——即今日之台式电脑和便携式电脑的前身。由于未能成功地将该机器推向市场，施乐便有了"成事不足"的名声。不过PARC 的几十项研究成果倒是给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硅谷往事提供了基本素材。其中之一说的就是乔布斯在1979年参观了PARC，还随手顺走了图形用户界面的创意。两个故事都是真的，不过都不完整。
本书将要为您展现个人电脑的前世今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方圆不过几平方英里[4]的区域内，出现了政治、文化和技术的非凡聚合。由此聚合产生了划时代的"个人电脑"理念，即个人用户可以操控电脑的所有功能，而电脑将作出回应并拓展用户思维。到了1960年代晚期，这一理念已在旧金山半岛中部广为流传。
在施乐的科学家们和自制电脑俱乐部的玩家们登上舞台前，由政府资助的两个研究实验室一直在研究个人电脑的基础技术。这两个实验室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两端，都成立于1960年代，却秉承着南辕北辙的研究思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 ）[5]建于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人类智识增进研究中心（Augmented Human Intellect Research Center，以下简称为"增智研究中心"）致力于研发能大幅提升人类心智力量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而约翰·麦卡西（John Mccarthy ）[6]的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以下简称为SAIL ）的研究初衷则是创造出模拟人类智能的机器。
一个实验室想要提升人类智能，另一个实验室却试图用机器取而代之。尽管它俩在1960年代没什么直接接触，但每个实验室都有几名研究者和工程师洞察到：与之前的技术不同，硅晶片的特性必然带来计算机运算能力的飞速增长；这也是当时正在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 ）[7]生根发芽的微电子行业的基本原理。不仅如此，随着蚀刻在晶圆片上的晶体管的面积不断缩小，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也将大幅提升。晶体管的体积每缩小一半，晶片上的电路数量就能翻两番。计算机的速度和容量将持续增加，而与此同时成本将日益降低，计算机的体积也会不断缩小。获得这一认识似乎水到渠成，但从拓展心智的角度来看，实现这一认识飞跃的效力堪比服食致幻剂。
1965年，英特尔（Intel ）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提到了一种产业现象，后来以"摩尔定律"（Moore's Law ）广为人知，进而成为硅谷企业的金科玉律。到了1980和1990年代，摩尔定律在硅谷成为万事通用的基础前提，涵盖技术、销售、教育乃至文化领域。根据该"定律"，集成电路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一两年就会翻番。在这一定律的支配下，任何事物都如白驹过隙，任何技术都必然被更先进的技术取代；成本降低和运算能力提升的速度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如果脚步跟不上所谓的"因特网时间"，那你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
尽管人们将定律发现者的荣誉赋予了摩尔，但实际上先于摩尔数年早有几名计算机业界先锋发现了此定律，这些先锋也是最早思考半导体制造技术的人。这一技术的原理是将晶体管和逻辑电路以光刻（photo lithographic printing ）方式印刻在晶圆片上。早在1960年代初，少数研究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设计者和工程师就已意识到此项技术拥有无与伦比的市场前景，而不仅仅是用于拍摄月球表面或者装备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很显然，随着半导体制造业产能的增进，当时还是王谢堂前燕的计算机技术，终将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这些先锋而言，这一发展轨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虽然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里研究员们使用的早期电脑既不是台式机也算不上个人电脑，但交互性和个人用户操控的核心理念还是很快融入了他们的设计成果中。个人电脑的理念在1960年代就已诞生。但只有到后来，当成本降低和科技进步使之成为可能时，个人电脑才出现在人们眼前。
不过，工程师们的预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断缩小的硅晶片的出现绝不是与周围世界隔绝的孤立现象，而是源于两个地缘政治学课题——人类登月以及将导航电路植入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尤其是由于每一代新芯片出现的时机犹如钟表运行一样精确，半导体产业的进步几乎是机械式的。与此类似，斯坦福大学的两家实验室也诞生于非凡年代的非凡地区。1960至1970年代早期，旧金山半岛中部经历了科技、政治、艺术和商业的划时代交汇，而这一交汇也使当时的旧金山半岛中部与一战后的维也纳齐肩。
自1950年代起，计算机就被视为大型集权官僚机构的象征而备受诟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在《机器的神话——权力的五边形》（he Myth of the Machine：he Pentagon of Power ）中断言电子计算机的创造与人类自由相违背，还谴责了试图制造"超人"机器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但十年之内，人们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计算机从受人贬斥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工具蜕变为个人表达和个性解放的象征。从整体上看，对计算机的看法的演变也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沧海桑田。
到1960年代末，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剧变深刻改造了美国，也撕掉了前十年间美国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外衣。民权运动、致幻剂、女权主义、环保运动和反战活动共同促生了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它彻底否定了许多在二战后被奉为圭臬的美式价值观。抗议、致幻剂体验、反主流公社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理想主义共同定义了这离经叛道的年月，而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计算机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在《一切归功于嬉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 ）一文中写道："反主流文化对中央集权权威的蔑视，不仅替各自为政的互联网、也为个人电脑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西奥多·罗萨克（heodore Roszak ）在《从禅悟到硅谷》（From Satori to Silicon Valley ）（1986）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将个人电脑产业的源头追溯至那一时期的反主流价值观。
事实上，新左派（he New Left）[8]和反主流文化当时也分裂成两大阵营——现代卢德分子（Luddite ）[9]和技术爱好者。一些人坚持反对科技、回归田园的生活信条，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不断改进的工具可以引领社会进步。布兰德以工具为核心的世界观，在1960年代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 ）（1968）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布兰德提出人们可以通过驾驭科技来争取民主和实现去集权化。《全球目录》最终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观点思路，使他们相信计算机技术可以服务于政治改革和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布兰德是首个一探计算机世界究竟的圈外人；他还看出，两种不同的心智拓展方式——要么利用致幻剂，要么利用在斯坦福校园周边研发出的新型计算机技术——其实是殊途同归的。1972年，他将一系列有关正在崛起的计算机产业的短文整合成一篇文章，以"太空大战——电脑浪客的疯狂人生和象征性死亡"（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 ）为标题发表在《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10]上。两年后，布兰德将这篇文章拓展成书，书名为《控制论的两个前沿地带》（ⅡCybernetic Frontiers ）（1974），凭借此书他也成为将"个人电脑"一词推向大众的第一人。在《滚石》杂志那篇文章中，布兰德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描述了美国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研究实验室在晚间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电子游戏中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电脑迷，"他写道，"计算机圈子里一多半是这样的痴人。"布兰德是正确的，听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半岛中部居民的亲身经历吧，你很快会意识到，如若不了解技术开发者的个人生活和所处时代，想要解读光彩夺目的新技术成果是不可能的。从计算机产业众多先行者的个人传奇中，可以清晰辨识半岛地区文化和技术的梦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确实，个人决定经常改变了历史进程。
多元化的凯普勒书店于1950年代在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 ）[11]的国王大道开业，老板是和平主义者罗伊·凯普勒（Roy Kepler ）。如果你在凯普勒书店的地上插根棍子，以此为圆心画个半径五英里[12]
的圆，你会在圆圈内发现恩格尔巴特在斯坦福研究所的增智（智识增进）研究组、麦卡西的SAIL（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施乐的PARC（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以及那些组建了人民电脑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13]和自制电脑俱乐部的电脑玩家们。
加州一直处于传统计算机业发达地区的外围，不过它能成为个人电脑诞生地绝非偶然。此前，计算机业大都集中在纽约州北部IBM 公司的大型机制造厂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 ）和剑桥市（Cambridge ）[14]周边的各家实验室和新兴高科技群落。但自1960年代起，旧金山半岛中部的圣何塞市（San Jose ）[15]和旧金山市之间一块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成了政治抗议活动、轰轰烈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计算机业全新发展模式的大熔炉。
也有人争论说个人电脑的种子同时播撒在了东海岸和西海岸。当然，单个用户电脑的理念在1960年代同样活跃于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Route 128 in Massachuseus ）[16]沿线以及旧金山半岛中部。早在1961年5月，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韦斯利·A·克拉克（Wesley A.Clark ）就已开始研发LINC 电脑。次年，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中，这台电脑首次上阵，被用于分析一只猫的神经反应。LINC 的初次亮相正好在伊凡·E·萨瑟兰（Ivan E.Sutherland ）[17]发表博士论文的前一年，萨瑟兰在这篇论文中描述了名为"绘图板"（Sketchpad ）的极具革新意义的软件设计程序。该程序实现了史上首个完整的图形用户界面，可以在麻省理工设计的早期TX—2微型电脑上运行。
萨瑟兰、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 ）[18]、J·C·R·里克莱德（J·C·R·Licklider ）[19]、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西奥多·奈尔逊（heodor Nelson ）和麻省理工的计算机黑客[20]们——个人电脑产业的人才技术最初都聚集在东海岸。那为何个人电脑浪潮以及之后的个人电脑产业会在斯坦福周边地区率先崛起了呢？
答案就是，东海岸没有指向个人电脑的独立技术发展进程。各不相谋的小型电脑开发事业和瓜熟蒂落的个人电脑产业之间的分野，就在于西海岸充分认识到计算机和书籍、唱片、电影、收音机及电视机一样，是一种新型媒介。个人电脑包罗了此前所有的媒体形式，而且由于它出现在所有旧式定规遭到挑战质疑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天生便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些针对个人用户设计且完全属于个人用户的个人电脑，必然涌现于反对权威、坚信人类精神必将战胜而非屈从于企业技术的反主流文化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