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这般上海(1)
我到中国的时候，理查饭店在上海是相当有名气的。可是，从前它却只是一座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供应吃住的公寓。当时，美国的纽约理查饭店在美国最为出名。在上海离开船后，出于对理查饭店的仰慕，这位船长创办了一家类似的饭店，只是在名称上添加“旅馆”二字时他并不乐意。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听说过美国理查饭店的大名，而上海的这家同名饭店与美国的也大不相同。上海的这家理查饭店四面全是街道，周围很空旷，房屋之间以走廊相接，用砖头砌成的墙不过三四层那么高。房屋的中央，有一块供交响乐团夜间演奏的圆形场地，这里开晚饭的时间很晚，总是超过八点钟，但人们依然每晚都衣着得体地到餐厅吃晚饭。在上海，很多社会领袖都前去这家饭店，出现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里。一次，一位本地人幽默地对我说：“这家饭店的休息厅是上海所有骗子和流氓的聚集地，假如你有兴趣待在这里，你就会信以为真。”
我向旅馆里的职员打听密勒先生的住处，这位职员说他正在楼上，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了。在等密勒先生的过程中，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的样子。突然，一位茶房职员打破了我的沉思默想，他向我朝着楼梯的方向指了指。只见一位先生正从楼梯上缓缓而下，虽然他的身材很小，但他身上挺直而平整的西装着实令人惊叹。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了解到我老板的一些情况。密勒先生最初在《纽约先锋报》写戏剧评论，之后担任国际政治特派员的工作。他的老板是《纽约先锋报》的创办人，现已去世，但密勒先生已经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最想了解的是我的工作内容，但密勒先生对此似乎并不着急。由于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我们行动大受限制，只能受困于此。我们每天只能将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当作下午茶来喝。
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当地是明令禁酒的，而此地的日夜饮酒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更让我不解的是，在我从旧金山出发的时候，美国已经接近了1920年的“大实验”时期。
理查饭店里的顾客日益增多，我们坐的桌子显然已经不够用了，于是，茶房只好在我们这张桌子的旁边又并了一张，以便放置更多的餐具，尤其是酒瓶和酒杯。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会以请大家喝酒的方式加入我们。结果，桌子的周围摆满了酒杯。每次职员将酒拿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总会让请客的主人在签字单上签字，而这些人也从不在乎多少钱。
有一次，我正在休息室等密勒先生，这时我看到一则有关美德两国断绝外交的电讯，这条信息来自英国路透社，是该社于1917年2月3日发布的。在我们这些闲谈的人群中，没有谁会关心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事。他们似乎对美国的禁酒问题更感兴趣，担心美国因船运不足而不能将大量的酒运到，由此上海的酒价可能不断上涨。最后，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在上海即使喝不到美国的酒，也总会喝到英国的酒，因为英国人比美国人更会做酒的生意。
就在大家谈论十分激烈的时候，一位头发灰白、有着中等身材的人走到了我们旁边，休息室里随即安静下来。然后，有人介绍我跟他认识，他叫托玛斯·沙蒙，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很受别人的喜爱。他总说上海会发生一些大的事情，而这是国务院的人并不喜欢听到的。
当我们这些闲聊的人结束畅谈后，密勒先生建议我住在理查饭店，并将我介绍给亨利·毛顿船长，他是这家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中的职员大多都是船长出身，因此饭店的布置与船上的样子大致相同。比如油漆过的走廊，就像是一艘通往官舱的大客轮通道。因此我并不觉得奇怪。亨利·毛顿船长在“统舱”里为我安排一个房间。住在这里，我可以享受到一日三餐和下午茶，但需要我付出125块银元的月租，折合成美金是60元。
次日，我找机会向密勒先生询问我来上海工作的事，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密勒先生向我说起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此时他在中国的状况。
密勒是1900年来到中国的，他作为《纽约先锋报》的一名海外特派员，来中国的目的是采访义和团事件。从那时起，至日俄战争期间，密勒与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等一些政治领袖已经相当熟悉。当时，中国处于封建帝国的阶段，但大革命时期即将来临。到了1911年，密勒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这是他在中国大地上创办的首家美国报纸，是由费利雪协助密勒先生一起创办的。之后，费利雪又在日本的东京创办了《日本广告人报》。创办《大陆报》需要买一些字模和机器设备，这些钱大半是由查理士·格朗出的，他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制造商，因此查理士·格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陆报》的最大股东及社长。查理士·格朗之所以愿意投资《大陆报》，是因为他希望在外交界有所发展。如其所愿，在1909年，格朗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公使，不过他并没有到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才重新接受了这个职位。
当时中国许多银行家和知名人士，包括唐绍仪在内，都愿意以购买股票的方式投资《大陆报》。但是，当激情满怀的密勒先生抵达上海准备办报时，曾经那些要与他合作的中国人纷纷有了退出的意思。在一番调查之后，密勒终于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原来是英国的《字林西报》在暗中作怪。作为《大陆报》的劲敌，《字林西报》创办的时间要早，它以N.C.D.N为简称，是一份相当权威的机关报，由英国人经营。这些英国人自然不喜欢同行竞争者的存在，尤其是像美国《大陆报》这种类型的报纸。《大陆报》中不仅有中国人的投资，而且还经常出现一些中美合作及中国民族企业融资的情况。在上海，对于正在日益发达的美国侨民来说，拥有一份美国报纸是相当必要的。
由于经营有道、内容丰富等原因，《大陆报》的销量很快超过《字林西报》。这时，英国的《字林西报》又提出了很多攻击理由。《大陆报》创办后的发行收入并不高，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困难。后来，《大陆报》的大部分股权被转让给一家美国公司，这家公司在上海是做房地产和保险生意的，密勒也辞去了编辑的工作。之后，一个英国人买走了《大陆报》的大半股权，为此出了很高的价钱。
密勒先生想要再次办报，并找我当他的助手，创办一份周报。密勒先生已经给这份报纸起好了名字，叫做《密勒氏评论报》。但是，现在筹备不足，只具备了一些字模和白报纸。看来，要想完成这份报纸，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将报社的地址定在印刷厂附近区域。开始工作时，我遇到了很多问题，譬如，报纸是由我们自己来印呢，还是为了方便起见找一家印刷厂代印呢？我们将来有哪些渠道可以销售报纸以及又能从哪里拉来广告？中国人接不接受我们的报纸呢？想到这些后，我对躺在椅子上的密勒先生说：“我们的报纸要刊登哪些内容呢？”他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他很大声地说：“我们想要什么内容就刊登什么内容！”
与中外的许多商人多次接触后，我再次向密勒先生表示：我们的报社必须要有一些方针政策，这对以后的销路以及拉广告都有帮助。然而，密勒先生给我的回答总是一笑了之。密勒这种自由出版的态度，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辞去《大陆报》编辑的职务。密勒对他心中的原则从未动摇，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放弃一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