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不过我对於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後，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