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983外商投资蜂拥而至(2)

五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进行行政机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新尝试。

梁湘讲的5条经验中，第二条筹措资金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最难的，也是外界最为不解和议论最多的。这一条是由一个叫尚志安的人发明的。

1980年，在深圳“卖地”半年后的一天，刚从湖北武汉来到深圳的“九头鸟”尚志安像外商一样走进了深圳市政府，他夸海口说：“给我政策，不要市委一分钱，我在荒山野岭的上步开辟出一个工业区来。”

反正，不用投钱，就给他一块地折腾去吧。

尚志安拿着土地批复文件找到银行，贷款2300万元，就在上步建设第一栋厂房，厂房还没建成，就开始预售，拿到购房预付款，再去建新厂房。一栋刚建好了，下一栋就预售了。不停地预售，不停地收钱，不停地滚动。

如此，到1983年，一个上步工业区已经不够尚志安折腾，八卦岭工业区随之开发。此时，香港联城公司在文锦渡口岸开发联城片区，港人文伙泰在老城区进行城区改造，开发华城开发区，刘天就也在布吉开发了工业区，罗湖、福田的开发工地便成了片。而南山蛇口工业区如火如荼，沙河的华侨农场也进入开发期。整个深圳大开发的局面已经铺开。

深圳形象地把这比做“借鸡生蛋”。有人从别人手中借了10个鸡蛋，一年利息100%，即一年后要还20个鸡蛋；这人拿10个鸡蛋孵出10只鸡，一年后10只鸡生了100个蛋。还了20个蛋，就赚下10只鸡80个蛋。这是经济学中最简单的资本增值原理，当然要附加一些前提条件。

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有人来租或者买建的厂房。只要有这一条，政府就放心地给你地，银行也大胆地给你钱。

尚志安盖的上步第一栋厂房刚开工，就有企业来预订了。这家公司叫家乐床具家私厂，可看做是深圳的第一个品牌企业。

现在，这家企业还在上步工业区内，在振华路上建有“家乐”大厦，业务还是为国外客商加工床褥和家具。

港商来料加工，让深圳市属的那些奄奄一息的企业，都焕发了生机。1981年6月，香港金龙机械厂的姚先生来到深圳市机械厂，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从香港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广告图。图纸上印有两种不同外形的外国制造的单色纸箱滚筒印刷机。他对厂长老王说：“你们能不能按照广告上的图样，制造同类产品？目前，这种产品在港澳市场短缺，十分畅销。”老王接过广告图，沉思片刻，说：“什么时间交货？”姚回答说：“越快越好，争取4个月交货吧！”第三个月姚先生被请到了深圳，一台单色纸箱滚筒印刷机样机就摆在了他的面前，此后订单接踵而至。

到1983年5月，上步工业区初具规模，已初步形成一个以电子为中心，兼有航空材料、机械、印刷、家具、服装等行业的工业基地。

天助深圳，上步工业区开发中不但招商踊跃，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1983年年初，上步工业区传来喜讯，区内发现优质矿泉水。经过勘察，它的水质上乘，放射性元素氟的含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矿泉水埋藏在离地面40~100米之间，封闭条件好，水的化学成分稳定，水色清澈透明，略带啤酒味。据测试，每升水中游离二氧化碳含量平均达923.62毫克，与中国着名的五大连池矿泉水相类似，属重碳酸碱土泉。矿泉水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既可生产瓶装矿泉水饮料，又可提供矿泉疗养服务，发展旅游业。

消息一传出，比利时工程企业有限公司就前来洽谈投资兴建矿泉水厂，投资额1000万美元。接着又有香港中化企业有限公司投资1亿港元来开发上步地区井田矿泉水。

这成为深圳后来知名的怡宝、景田、益力等矿泉水品牌的起点。

尚志安的开发模式得到实践的证明，他的公司也被列入市属企业的序列，称做深圳工业发展服务公司，这就是现在深圳鹏基公司的前身。

坟场建起知名手袋厂

深圳建设遍地开花，从市里到村里，都在招商引资。大开发引来大投资，深圳遍地是工地。

1983年10月31日，日本三洋株式会社在深圳设立独资大型企业三洋电机（蛇口）公司，正式开业设厂7间，这是深圳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但是深圳第一家日本外商独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日商独资企业。为此，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致电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引用唐代诗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表祝贺。

不过，大头岭一家坟场中的手袋厂声名鹊起，可能更让深圳人兴奋不已。

这时候，深圳还是深圳市与宝安县并存的建制。宝安和龙岗、盐田等区还属于宝安县的管辖。罗湖、福田、南山开发热火朝天，宝安县也不甘落后，纷纷出招招商引资。

1980年宝安县轻工业局找到局里干部张冠中，要求他去办一家企业，因为他出生在香港，能够从香港招商。办什么企业，到哪里办，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张冠中童年时就对手袋着了迷。他在香港出生，儿时走街串巷，看见小巧玲珑的手袋，非常喜爱。打从那时起，就憧憬着当个手袋商人。解放后，父亲带他回老家宝安县布吉农村读书。有一次，跟父亲到宝安县城，路过县城附近的大头岭，父子谈心，他说想当个手袋商。父亲指着大头岭说：“以后就在这岭头办手袋厂，当个手袋大王吧！”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光阴似箭，一晃过了十多年，1959年，他当上了小学校长。看见学生们都提着藤笈当书箱，很笨重。这使他“旧梦重温”，他对学生说：“我以后办工厂，做手袋，让学生们买上手袋当书包，既斯文又方便，就不用藤笈了。”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张冠中想起了对父亲和自己的学生许下的心愿，他要在大头岭办一家手袋厂。

当时黄金地皮有的是，他偏偏要选大头岭，很多人不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鬼地方”，是个荒凉的坟地，原宝安县火葬场。张冠中带领二十多个人到这里安营扎寨，平整土地，靠贷款盖起了两幢厂房。

栽下梧桐，却没有引来凤凰，外商认为这里不吉利，闻者生畏。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法国女商人洽谈合作项目，当时市区修建道路，未通汽车，张冠中便到罗湖桥头，用三轮车接这位客商，连人带车又拖又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带上了大头岭。谁知道，这位女人下了车，环顾四周，见到坟墓累累，只说了声：“这个鬼地方能办工厂？”掉头就走了。

这并没有使张冠中泄气，他继续找合作伙伴，结果与香港一位手袋制造商崔先生合作，办起了深圳市首家手袋厂。办厂第一年就创汇几百万港元。张冠中别出心裁，设计生产出一种造型美观、印上中英文字与深圳罗湖桥风光的皮革手袋，还生产了以五光十色的塑料胶珠压成的女装手袋，款式新颖，参加中国、日本、联邦德国、挪威四国在北京举行的产品展销会，被抢购一空。

没过几年，手袋厂固定资产达到一亿多元，成为国家二级企业。有一天，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商人来到张冠中办公室，开口便说：“张先生，你的厂鸟枪换炮呀？”张冠中一时反应不过来，犹豫地说：“莫非你就是坐过我的三轮车的那位法国女士？”答说：“不错呀，张先生记性真好！”老张说：“你的记性也不差，还记得到敝厂来，欢迎，欢迎！”这位女商人说：“是想看看这个鬼地方，真想不到变成了聚宝盆！”

外引带动内联

除了同外商合作外，特区还同国内14个中央部门、20个省市合办了400多个企业，以弥补当地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不过这些内联企业，也大多与外商合资。

中航技是最早到深圳投资的内联企业，其最早的航标厂，都是与香港大同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邓焜合资兴办的。2005年，已经退休的金击强回忆起这段历史。

1980年年初，航空部辅机局副局长金击强被委任兼任中航技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筹备深圳办事处。

有一次，北航的党委书记陈达明为金击强介绍一个朋友，这个人就是邓焜。邓焜参加革命很早，陈达明在东江纵队当政委时，邓焜夫妻俩都是他的部下，但后来邓焜去香港经商，陈达明则留在了革命队伍。邓焜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因此与大陆很多领导人都有联系，改革开放后也与国内的人做生意。

邓焜当时是一机部机床香港总代理，从香港出口的机床都经过他。可是，他当时对国内的机床质量失去信心了。邓焜说话很直，说大陆机床到香港，不是漏水就是漏油，质量不行。金击强说：“你没与航空部打过交道，我们的飞机系统如果像你说的漏气、漏油，飞机早摔下来了。我们上天的产品比地上的产品要求高得多，高空压力小，压差大、温差大，更容易漏气、漏油，我们在高空几万米都不漏水、漏油，在地面就更不在话下了。”

邓焜觉得有道理，但并不太相信。当时邓焜在香港制造塑胶机，金击强提出可给塑胶机配模具。如果信不过，可先弄个比较复杂的图纸让他们做。邓焜以高薪在香港聘了一个搞模具的高手王德高，他带来两套图纸交给金击强。金击强给宝鸡212厂打电话，让他们选两个最强的设计员，到了深圳不许干别的事情，就在招待所把图纸的一个个尺寸消化，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图纸的毛病挑出来。过了3天时间，他们消化了这两套图纸并挑出许多毛病来。两个设计师把图纸一谈，邓焜服了。他请了个高手，却被挑出这么多毛病。他认为这两个设计师真懂行，但这个模具能不能做出来？金击强再给宝鸡212厂领导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做这个模具。212厂领导要求工厂停人不停设备，一个多月干出来了，但路上却运了两个月。做出来的模具邓焜很满意，可是邓焜说：“金总啊，你可以指挥厂，但你不能指挥铁路呵。”金击强说：“我们可以把人调到深圳来，在深圳办厂，问题就可解决。”

1981年9月27日模具厂正式开工，成为航空部在深圳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厂虽小但开启了深港合作办企业的第一步，意义不同寻常。

打工妹当厂长

外商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工厂，带来了新的管理和理念，不但引发了制度的变革，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成长的机会。

1991年，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女主人公赵小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

可以说，在深圳有无数个“赵小云”。1980年，打工妹张桂梅就当上了厂长，算是最早的“赵小云”吧。

“1980年9月。南方的初秋，依然是热浪灼人。在深圳市宝安县龙岗工业区管理办公室里，工业区负责人和一位香港皮鞋商对视坐着。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只听见头顶上的电风扇发出呼呼的声音。港商不自觉地解开系在脖子上的领带，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浓茶，嘴巴嚅动着，话没说出喉咙又咽了下去。”

“‘让阿梅，张桂梅当厂长，你看如何？’还是我方负责人打破了沉默。”

“‘张桂梅？！’港商又惊又喜，没想到，双方竟是不谋而合。”

这是邱远光、叶万片报告文学《她从乡村来》描写的真实一幕。

当了厂长，张桂梅要填一份简历。她写道：1961年至1967年，读小学；1967年至1968年，读中学；1968年至今，在家务农。再往下，她难住了，如今又算什么职业呢？她既不是全民企业的工人，也不是集体企业的职工，又算不上是合同制工人，更不算干部，她的户口、粮食关系，仍在农村，她的名字仍工工整整地记在生产队的花名册里，她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是这样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中学读了一年的农家女被投资双方选中当了厂长。

张桂梅干得怎么样？1983年，她当厂长的皮鞋厂已经由一间变成了4间，她当上了4间厂的厂长，每一间厂，她又选了1个副厂长。一厂的20岁，二厂的22岁，三厂的25岁，四厂的也只有22岁，都是年轻的打工妹，她们成为张桂梅的得力助手。

1984年9月24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这篇报告文学时，还刊登了张桂梅当时的照片和张桂梅与4个副厂长的合影。

在龙岗工业区，打工妹当上厂长的不只张桂梅一个人，1983年已经有26个打工妹当上了厂长。

到过深圳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字：“年轻”。年轻的特区，年轻的城市，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

在深圳的各个单位，老年人不多，中年成了长者，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主力军。处处有青春的活力吸引感染着你，处处有青春的气息包围着你。从厂长、经理、董事、工程师到一般的工人、职员，无不以他们那种当代开放型的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和青春的美，征服着每一个来访者。

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

1983年，有一个不太年轻的人必须提及。当大家都涌向深圳创业的时候，他却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让人不着边际的证券知识。

这个人叫禹国刚，原籍陕西安康，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至国营三三七厂工作。陕西位于中国西部，与沿海边境地区的深圳相隔数千里。1982年，禹国刚的一位亲戚从陕西跑来深圳，没多久，他就去信动员禹国刚举家南下，信中说：“深圳目前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我敢说这就是美国当年的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