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商鞅

东方的吴国灭亡后一百年，西方的秦国逐步强大起来。吴国的强大依赖伍子胥和孙子两个人，秦国的强大却只依靠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商鞅。伍子胥和孙子这对春秋时代的黄金搭档，他们的名字与吴王阖闾连在一起；而商鞅这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名字是与秦孝公连在一起。没有伍子胥和孙子的黄金搭档，就没有吴王阖闾的鼎盛一时；同样地，没有商鞅的变革措施，就没有秦孝公的雄霸一方。

中国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散文叫《过秦论》，开篇这样写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集解》也这样记载：“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论衡》记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一个人居然能够拥有这样巨大的能量，让人震惊：秦国因为他的到来而迅速崛起，国力骤强；六国因为他的出现而支离破碎，国力衰退；历史因为他的面容而改变轨迹，走上一统。是他，让长期站在舞台一角默默无闻的秦国，走到了舞台中央，然后成为了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没有他，就没有秦国的振兴，也就没有以后的大秦帝国，更没有秦王朝天下归一的历史走向。

他是秦国这家战车上的发动机，而且这架发动机一直轰响了140年。这架老字号的发动机，后来掩藏在了历史深处，当有一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还能在那些故纸堆中，听到它绵长的声响。他的改革思想，直到今天还有借鉴意义。

他为大秦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却没有出生在秦国，他是卫国人，也有人叫他卫鞅；他姓公孙，还有人叫他公孙鞅。而之所以叫他商鞅，是因为他后来在秦国的封地是商地，所以后人称他商君或商鞅。

商鞅在卫国的时候，喜欢研究法律，《史记》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他本来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跑到了魏国，先在魏国宰相公孙痤门下当门客，后来做了一名小官。这时候的魏国是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此时，吴起去世二十年，但是吴起给魏国留下了一支无人可敌的军队，这就是魏武卒。

公孙痤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据《战国策》记载，他在击败了赵国和韩国联军后，魏惠王在郊外迎接他，要给他赏赐，他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栋挠而不避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公孙痤一直没有向魏惠王举荐商鞅。

后来，在公孙痤弥留之际，魏惠王去看望他，问他去世之后，谁可担任宰相。公孙痤对魏惠王说：“商鞅这个小伙子才能非常出色，你完全可以把所有国家大事托付给他。”魏惠王嘿嘿笑了两声，他以为公孙痤昏庸糊涂了，没有当回事。

魏惠王要离开的时候，公孙痤屏退左右，对魏惠王说：“你用商鞅，就大胆用；如果不用他，就赶快杀了他，别让他走出魏国。”

魏惠王又嘿嘿笑两声，嗯嗯答应了，走出公孙痤的相府。

在相府通往王宫的道路上，魏惠王望着明媚的阳光和阳光下飘动的浮云，狠狠地把憋了很久的笑声喷出来，他一连串干瘪的笑声惊飞了一群鸟雀，侍从们问他笑什么，魏惠王笑意未尽地说：“公孙宰相老糊涂了，居然给我推荐一个黄毛小子做宰相，简直太可笑了。”

推荐年轻的商鞅做宰相，这件事情公孙痤觉得一点也不可笑，他看着魏惠王的神情就知道他不会选用商鞅；既然不会选用商鞅，那么就会杀了商鞅；如果杀了才华出众的商鞅，则自己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公孙痤左想右想，这样做不对，所以，在魏惠王离开后，公孙痤就把商鞅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给国君推荐你做宰相，说如果不用，就杀了你，国君假意答应了。但是我想国君终究不会相信我的话，会杀了你。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商鞅说：“既然国君不会听取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信你的话而杀我呢？”商鞅没有离开魏国。

商鞅错过了一次出名的机会，而魏国更错过了一次绝佳的称霸的机会。像商鞅这种一千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绝世奇才，谁用谁发达，谁用谁强盛，用了都说好。更何况魏国当年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据《战国策》和《荀子》记载，魏国有“武卒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时的武卒是指重装步兵，奋击指的是轻装步兵，苍头指的是预备役士兵，相当于民兵，厮徒指的是后勤人员，另外还有车兵和骑兵。这样强大的军队，在战国时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再配上绝世奇才商鞅，统一六国的霸业，肯定会提前140年到来。

可惜的是，魏惠王看不上年轻的商鞅，他认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魏惠王与不世功勋就这样失之交臂。

公孙痤死后，商鞅离开魏国。

商鞅走在离开魏国的大道上，而有一个人走在通往魏国的道路上，在这条当年魏国的通衢大道上，他们有可能擦肩而过，但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就又分开了，步入殊途。这个人的名字叫庞涓。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庞涓。

商鞅走了，庞涓来了。魏国送走了一个绝世奇才，迎来了一个绝世蠢才。

商鞅该去哪里？他在黄河东岸的驿馆住了三天，然后决定西渡黄河，去往秦国。那时候，秦国国君正在发布全球招聘令，只要有一技之长，寡人都要。

在魏国都城，夸夸其谈的庞涓，一席话打动了魏惠王，魏惠王将举国军队交给了他；在秦国都城，商鞅也想用一席话，打动秦孝公，然而，秦孝公总在打瞌睡，他根本就没有听商鞅在说什么。

商鞅为这次入秦做了精心准备，他早就打好了腹稿，所以他一见到秦孝公，就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指手画脚，都快赶上《百家讲坛》上的那些说书艺人了，可还是打动不了秦孝公。

时间不早了，昏昏欲睡的秦孝公挥手打发走了商鞅，然后把举荐商鞅给他的大臣景监叫进来，呵斥道：“这小子口出狂言，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你咋把这么一个狂生推荐给我！”

景监是在从魏国回秦国的路上认识商鞅的，此前，景监作为密探，刺探魏国的情报。那时候交通极不便利，要从魏国到秦国，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上行人稀少，因为那时候的人要出远门几乎全靠双脚，有钱人家才能有马骑。景监要做密探，肯定不能骑马。要从魏国的黄河东岸到秦国的黄河西岸，也只能依靠船只摆渡，黄河水流湍急，大船可以载浮，而小船则会被卷入河底。据《潼关县志》和《大荔县志》记载，公元前200年，从陕西到河南和山西才有秦直道，而此前，有一条古道从秦咸阳出发，到达大荔，从蒲坂津坐船渡河，才能通往山西。蒲坂津在《战将篇》写韩信的时候，写到过这个渡口。

所以，在这条人烟稀少，而且依靠船只摆渡的道路上，景监很可能是在黄河木船上认识了商鞅。

景监遭到了秦孝公的训斥，装了一肚子气，他跑到驿馆里找到商鞅，也训斥道：“你在国君面前都胡咧咧些啥？让国君还把我训了一通。真丢人！”

商鞅没有生气，他慢悠悠地说：“我给他说帝王之术，谁知道他一再打瞌睡，看来他当不了帝王，也就只能当个诸侯了。”

景监眼前一亮，这世界上能够懂得帝王之术的，可没有几个啊，他安慰商鞅，让商鞅住在驿馆里，吃的喝的都挂在他的账上，他明天再给秦孝公举荐。

五天后，在景监的一再举荐下，秦孝公勉强同意再见见商鞅。商鞅这个小伙子依然自说自话，唾沫星子乱飞，根本不管秦孝公的感受，秦孝公忍受不了他的聒噪，又挥手把他打发出去了。

景监又被叫进王宫，又受到一顿呵斥。

装了一肚子委屈的景监，再次来到驿馆，责问商鞅：“你得是又在胡咧咧？国君又训我了。”

商鞅说：“我这次没有给他说帝王之术，想给他说诸侯之术，谁知道我还没说到正题上，他就把我轰出来了。”

景监说：“你别着急，我明天再给国君说。”

商鞅连着两次见秦孝公，都被秦孝公轰了出来，而此时的庞涓一席话就让魏惠王交口称赞，而此前的管仲一席话就让齐桓公茅塞顿开，而此后的苏秦张仪之流一席话就让诸侯国国君喜形于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家个个口才出众，知道对方想听什么，想要什么，言简意赅，直入主题；而商鞅像《百家讲坛》上的说书艺人一样，说了一大堆话，其实都是废话一堆。

几天后，商鞅第三次走进了王宫，和秦孝公交谈。这次，秦孝公没有打瞌睡，也没有把他轰出去，而是礼貌地说：“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秦孝公再次叫景监进来，景监提着一颗井台打水的心走进王宫，秦孝公这次没有训斥，而是说：“这娃今天才说到点子上了，有点意思。”

景监兴高采烈地赶到驿馆，询问商鞅都给秦孝公说了什么。商鞅说：“第一次，我给他说帝王之术，他打瞌睡；第二次，我给他说诸侯之术，他把我赶出来。所以，我判断他不想代替周天子称帝，也不甘心窝在西北，所以，第三次我给他说霸业之术，他听进去了。”

景监兴奋地说：“这就有门了。”

商鞅说：“我得再次见国君，现在趁热打铁，国君就会同意我的主张，秦国就称霸有望了。”

商鞅第四次走进了王宫，和秦孝公交谈。两天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地把膝盖都碰在了一起。古人交谈的时候，不像今天的人，是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地上，古人是脱掉鞋子，跪在地上，屁股垫在脚后跟，上身笔直挺起，这是最恭敬的坐姿，叫做“正襟危坐”。凡是正式场合，外事处理，接见客人，大会宾客，都是这样的姿势。所以，在古代当国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练就膝盖功，能够跪多久都不会累；其次要讲究卫生，不能有脚气，你的鞋子一脱，臭气熏天，早就把客人獯跑了，谁还会和你一起吃饭。

古人还有一种比较舒服的坐姿，这就是今天的蹲姿，只要不是正式场合，一般人都会采取蹲姿交谈。至今在陕西关中广大的农村，那些老年男子还习惯这种姿势。外地人评论陕西，评出了八大怪，其中一怪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其实，这种蹲姿有着几千年的光荣传统。关中这个地方，是十三朝古都，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连农村没牙齿的老太太，也会背诵几句《诗经》里的句子，至于成语典故，在这些通风漏气的嘴巴里，更是张口即来。

所以，这天，因为商鞅和秦孝公越谈越兴奋，两个不自觉地靠近，最后连膝盖都碰在了一起。史书记载：“与数日不厌。”

这一对君臣，现在终于对上铆了，他们就像当年的齐桓公和管仲一样，谈累了睡觉，睡起来再谈。

每一个诸侯国能够成就霸业，都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位极有才能的贤臣，一个是有位赏识人才的君主，他们组成了当时的绝佳组合。齐桓公和管仲、吴王阖闾和伍子胥、越王勾践和范蠡、魏文侯和吴起……无不是这样。

春秋战国的历史，共有550年，在这550年里，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国君，都想称霸诸侯，一统天下。春秋初期，有大大小小诸侯国近百个，而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了八个国家，除了战国七雄，还有一个小小的卫国，卫国一直到了秦二世时期，才被灭亡，它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卫国在今天的河南鹤壁新乡一带，但是因为仁义治国，宣布中立，类似于今天的瑞士一样，尽管地域狭小，但是却得以保存。

春秋战国就是一场4X100米接力赛，谁最先跑到终点，谁就是胜者。参加这场接力赛的秦国四名选手是秦穆公、秦孝公、秦昭王、秦始皇。在秦穆公跑第一棒的时候，秦国和其余国家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而当秦孝公跑第二棒的时候，已经将其余选手甩在了身后；秦昭王继续发力，遥遥领先；秦始皇接棒，轻松夺得冠军。

这四棒中，最关键的是秦孝公这一棒，没有秦孝公这一棒，就没有秦国的领先优势。没有商鞅做秦国的发动机，就没有秦孝公的健步如飞。

然而，商鞅这架性能良好的发动机，就要安装上秦国这架战车时，却遭到了战车上一批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习惯了乘坐马匹拉着的木车，呱嗒呱嗒地走在乡村洒满阳光的道路上，不喜欢坐在牵引机车上，风驰电掣地奔驰在柏油马路上。

反对商鞅的秦国贵族中，最激烈的是甘龙和杜挚。甘龙是秦国太师，世代都是秦国贵族；杜挚官至司空，也是秦国老贵族。两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大官。而商鞅，是一个刚刚来到秦国的，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地位的打工仔。

有一天，秦孝公把甘龙、杜挚和商鞅叫在一起，说：“我想要变法强国，但又害怕动了祖宗成法，被天下人辱骂。怎么办？”

商鞅抢先回答说：“做事前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想讨所以人满意，也不会成功；遵循过时的规章，还不会成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甘龙立即接过商鞅的话头反驳道：“你的话大错特错。遵照旧礼俗教化民众，可以轻易成功；依照旧法规治理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如果舍易求难，变更法规，百姓难以接受，国君会遭骂名。祖宗之法不可变。”

商鞅说道：“此言大谬！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礼仪不同，却都取得王业；春秋五霸法规不同，却都取得霸业。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因为采取了最适宜建立霸业的法规。所以，哪种法规有益于称王称霸，就采取哪种法规。”

一直没有发言的杜挚，此时反戈一击：“古人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没有百倍的利益，谁会轻易变法？没有十倍的利润，谁会更换器具？只要遵循古人之法，永远不会犯错；如果轻易变法，则就天下大乱。”

商鞅反驳杜挚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你口口声声说要遵照古人之法，可是有那么多的古人，有那么多的法规，我们到底该遵循哪一位古人？遵循哪一部法规？伏羲神农，只重教化，不予诛杀；黄帝尧舜，只杀罪人，不及妻子；那么你到底是遵循伏羲神农，还是遵循皇帝尧舜？对犯罪之人，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商汤周武，因为变法而兴起；殷纣夏桀，因为循旧而灭亡。要建立霸业，非变法不可，非制定一套与霸业相符合的法规不可。”

三人争辩了很久，秦孝公一直一言不发。到了午后，三人都口干舌燥，秦孝公站起身说：“我明白了，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我拿定主意了，变法！”

于是，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秦孝公颁布了第一道改革的命令，这就是《垦草令》。

左庶长是辅佐宰相的一个职位。《垦草令》，就是开荒种地的法规。

甘龙和杜挚走出了王宫，两人垂头丧气，他们都说：“秦国要大乱了，这个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野小子，要把秦国带上毁灭之路。苍天啊，大地啊，哪位天使姐姐能替我出了这口恶气啊。老臣辩不过这个野小子，眼睁睁看着秦国要毁灭了，老臣没有尽到责任，死后难见列祖列宗。”

他们跪倒当街，老泪纵横。

《垦草令》是变法的第一道法令，而第一道法令就大刀向贵族们的头上砍去。

《商君书》中记载了《垦草令》，但是从全文语气看来，《垦草令》虽然是秦孝公颁布，但显然是商鞅起草的。这道腰斩贵族的法令，里面有这样的条文：“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鞅认为，那些官僚贵族拿着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还有贪污受贿之类的灰色收入，家中奴仆情妇养了一大群，对国家发展是有害的。如何修理这些像寄生虫一样的官僚贵族？商鞅提出，按照他们家中吃饭的人口数量，收取人口税，并且加重他们的徭役，让他们把装进腰包的钱，再掏出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劫富济贫。

修理这些豪强贵族，还有一道法令。不准他们动不动就下去检查工作，肥吃海喝，吃拿卡要，情妇陪同，小姐侍候。他们的子弟都要建立花名册，赶到乡下开荒种地，想世袭当他爸的官职，没门！

为了积攒粮食，利于备战，《垦草令》还规定，酿酒的卖酒的，都要缴纳此前十倍的税。酒水税这么高，自然酿酒卖酒人就少了；酿酒卖酒人少人，自然就投入农业生产；他们投入了农业生产，自然会增产增收；粮食增产增收了，自然就有了向别人叫板的资本。库里有粮，心中不荒。

为了减少犯罪，强化治安，《垦草令》规定：一人有罪，全家连坐。因为有了连坐法，性格暴躁的就不敢打架，游手好闲的就不敢滋事，贵族豪强的就不敢欺负别人，阿谀奉承的就不敢欺骗，这些人减少了，荒地自然就得到开垦了。

难怪贵族官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原来商鞅是把刀子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一部十万字的《商君书》，所写的都是商鞅变法的内容。十万字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富国强兵。

想要富国强民，就必须动一动秦国的根基。此时的秦国，和中原文明各国相比，落后的不是一步半步，而且整体实力远远落后。

奴隶社会的时候，实行井田制，把一块地分成井字形，最中间的一块作为公田，收获上缴王侯，周边的八块，作为奴隶主的私田，收获自己留存。这种制度显然不够精确，因为土地不一样，产量也不一样。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就废除了井田制，将最中间那一块也交给地主耕种，将收获的几分之一作为地税上缴就行了。

《左传》记载：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辕田。”辕田的意思是用钱换田，也就是说，交地租的时候不再缴纳粮食，交钱就可以了。鲁僖公十五年，是公元前645年。

《汉书》记载：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而商鞅变法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比晋国晚了几乎三百年。

因为落后的社会制度，让秦国的经济文化军事统统落后于中原各国。所以，秦孝公发愤图强，要振兴秦国；所以，商鞅千里迢迢，来到秦国。

商鞅变法的内容非常多而庞杂，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

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井田上的小道，纵的叫阡，横的脚陌。把这些道路挖开，可以种田。

废除分封制，实行分县制。此前谁有战功，谁是大臣，就割出一块地给谁，这些地实际上是一国两制，国中之国，国君根本就管不上。天子有天下，国君有国境，大臣有食邑。大臣窝在自己的食邑里，有军队有警察还有城管，谁也管不上；国君窝在自己的国家里，有军队有宫室有妃子，谁也管不上；天子成了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有，还要看人家的脸色。商鞅废除了分封制，把全国分成名字不同的县，县设县令，掌管全县；另有县丞县尉。县丞管民政，县尉管军事，县令管两者。而县令却又直属朝廷。这样官吏很少，百姓负担就会减轻。不像朝鲜，国家之下是省地县乡队，自上而下五层管理，管理层越往上，人数越多，机关臃肿，吃闲饭的人太多，让百姓苦不堪言。

废除特权，铲除世袭。此前，官吏的儿子还是官吏，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商鞅规定，除了国君，其余的官职全部不能世袭，想要当官，就去打仗，打仗有了军功，就能升官。不管你爹是高级公务员还是底层农民工，只要你在战场上杀得人多，你就能当官。

加重处罚，提高战力。将五个人编成一个小组，记录在册。作战时，如果有一个人跑了，其余四个人跟着受罚。如果得到了敌人一颗头颅，才能恢复原来的身份。如果五人一组作战的时候，没有得到一颗敌人的人头，就要砍他们的头。

正因为刑罚非常重，所以，战场上，秦军士兵前赴后继，争着抢着割敌人的头颅。

商鞅变法中，还有很多细小的条文，比如，《商君书》记载：“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休战。”商鞅把读书人看成是影响社会的虱子，必须去除；把儒家的教化也认为是影响社会的虱子，必须摒弃。后来，与商鞅一脉相承的韩非子更在《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将读书人看成是臭虫，和商鞅口中的虱子一样，都是四害。

商鞅还规定，没有身份证的人，夜晚不能住宿。这款条文，后来直接害死了他。

商鞅给秦国详细指定了各种条文，将秦国纳入了网格化管理，每一个秦国人，都是秦孝公和商鞅手中的棋子，每个人都像卒子一样有进无退，所以，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战国策》这样评价商鞅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戈大强，诸侯畏惧。”《汉书》记载：“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商鞅和孙子、孙膑、吴起这些大军事家齐名。《通典》记载：“商鞅变法，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术界的任何一个前辈，都是在给后辈铺路搭桥。莫言的师傅是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师傅是卡夫卡，卡夫卡的师傅是现代派画家，现代派画家的师傅是古典派画家，古典派画家的师傅是自然。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是想通的，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祖师爷都是自然。师法自然。

商鞅的师傅是谁？商鞅的师傅是李悝。李悝是吴起时代魏国的宰相，在商鞅投奔到魏国的时候，李悝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但是，李悝留下了一本叫做《法经》的著作，让年轻的商鞅如获至宝，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他都能烂熟于心。牛顿站在伽利略等人的肩膀上，商鞅站在李悝的肩膀上。

李悝变法，让魏国成为了当世最强大的国家，为吴起的魏武卒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为了一代帝国，赳赳老秦天下无敌。

魏国还是那些人，秦国也还是那些人，因为制度的改变，国家迅速富强。可见优良的制度对一个国家会有多重要。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土地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吃不饱；土地承包给农民，一下子丰衣足食。

商鞅制订的法规还没有颁布，他担心民众会认为他在开玩笑。这么严酷的刑罚，你敢实施？你该不是在糊弄人？所以，商鞅效法吴起，也在都城的南门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椽，明令道：“谁能把这根木椽扛到北门口，我就给谁十两黄金。”那时候的城市都很小，从南门到北门没有几步路。大家都围在这根木椽的周围，嘻嘻哈哈地笑着，扛这样一根木椽并不难，怎么就会给十两黄金？大家都认为这是开玩笑。商鞅把赏金增加到了五十两黄金，人群还在叽叽喳喳，认为商鞅发疯了。后来，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就把木椽扛到了北门口，商鞅马上给了五十两黄金。人群这才不笑了，他们惊讶万分：原来这小子玩真的！

然后，商鞅开始颁布法令。

这么详细的法令颁布之后，人们都不适应，也一下子记不住，所以，短短的时间里，就有一千多人犯法了。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犯法的人竟然是当朝太子。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商鞅，你吹牛皮说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看你现在怎么下台！

这个太子就是以后的秦惠王，他出生于公元前356年，而商鞅颁布新法规的时候，他顶多只有三四岁，正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年龄。

太子犯法犯的是哪一条款？犯的是辱骂法律。法律是神圣的，而你怎么能随便辱骂，所以，太子就犯法了。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连法律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会辱骂法律，又怎么能知道新法规是好是坏？肯定是有人教唆的。谁教唆的？太子的老师，即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这两个人都是秦国的老贵族。商鞅不让他们的儿子世袭爵位，要让他们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一起从零开始，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建立了军功才能提升职位，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

在商鞅的法律中，教唆犯罪等同犯罪。

太子是未来的国王，你总不能把太子弄个残疾，以后他还怎么当君王？史书记载：“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不对太子动刑罚，已经比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知前进了多少步啊。

辱骂法律的人不治罪，但是教唆辱骂的人，就要治罪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脸上刺字，一个被割了鼻子，此后他们永远关闭在房门里，望着室内的一缕阳光，度日如年，无脸见人了。

因为辱骂了一句法律，竟然割了高官的鼻子，给高官毁容，商鞅的法律实在太严峻了。然而，这样严峻的法律硬是把秦国这个偏远闭塞的落后国家，锻造成了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帝国。和吴起一样，商鞅是一个埋头干事，而丝毫也不顾及人事关系的人。他不知道，在中国，会处理人事关系要比会干事重要无数倍。会干事的老黄牛总是遭人陷害，会处事的老狐狸总是呼风唤雨。

高官因为蔑视法律而受到处罚，看谁还敢触犯法律？史书记载：“秦人皆趣令”，大家都遵纪守法了。

商鞅变法中，第一次处罚的对象，居然是太子和他的两位老师，这为商鞅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魏国很不幸，因为它与秦国接壤。

在商鞅时代，秦国北面是匈奴，今天的陕北黄土高原，那时候属于匈奴的地盘，《洛川县志》和《合阳县志》都记载，县境内有秦长城。将此条线连接起来，就基本上是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分界线。秦国南面是秦岭山脉，即使今天翻越秦岭山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秦岭山脉隔开了关中平原的秦国和四川盆地的巴国，两国互不来往。秦国的西面是六盘山脉和甘南草原，即使今天开着越野车去往这些地方，也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所以没有军事价值。秦国要发展，就必须向东。

在商鞅之前的几十年，魏国因为有了吴起而军事异常强盛，他率领五万魏武卒，“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等。”五万魏武卒大战72场，全胜64场，剩下的8场是平局。吴起不但把秦国赶到了黄河以西，而且把黄河以西的渭南地区也据为己有。渭南地区，就是关中东府。

商鞅变法，使秦国军力骤然增强，他要向魏国开刀了。

史书中对商鞅与魏国的第一战记载很少，但是，从战争发生地的志书中，能够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

明万历《华阴县志》记载：“秦穆公十五年，晋惠公献河西地五城于秦，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是时，秦地东至河……秦孝公元年，为防秦，魏筑长城……周显王三十七年，秦魏交战，魏将阴晋献纳于秦。”

清乾隆《韩城县志》记载：“秦孝公八年，秦与魏战于元里，斩首七千，夺取少梁……魏惠王九年，筑长城……秦惠文王八年，魏以河西地少梁献秦。十一年，秦将少梁更名为夏阳。”

这场战争，是商鞅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河西，就是黄河以西。在秦穆公的时候，秦晋两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叫做韩原大战。第一次从西北穷山沟里崛起的秦国，击败了春秋时代的老牌帝国晋国，这是中原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秦国这群披散着头发的野蛮人的厉害。晋国战败后，割让了黄河以西的地区给秦国，以结秦晋之好。

秦国在河西这片地区经营了三百年，总以为有黄河天堑，可以阻挡东部六国的进攻，没想到，魏国出了一个吴起，带着五万魏武卒渡过黄河，将秦国赶出了河西地区，也即是说，此时，整个关中平原的东府，都划归了魏国。关中平原的东府，那是秦国的粮仓，电影《白鹿原》上那一片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魏国在河西地区经营了几十年，总以为这块地方此后永远都会是魏国的版图，没想到，秦国出了一个商鞅，商鞅严酷的军令，让秦国每一个士兵都变成了疯子，他们上了战场，争着抢着割人头，他们割人头像割麦子一样，他们的腰间总是挂满了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能够回去邀功。魏国在这样一群疯子面前，大败而归，又不得不把富庶的河西地区，双手献给秦国。

这片河西地区包括华山脚下的华阴。古代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华阴，就是在华山之北。华阴是美女杨玉环的故乡。这片河西地区还包括韩城，当年韩原大战的所在地，秦国把韩城更名为夏阳。夏阳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

此时，魏国的主帅是庞涓，秦国的主帅是商鞅。庞涓在与商鞅的交手中，输了。

接下来的十年里，秦国在消化富庶的河西地区，在学习新法规，让新法规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新法规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秦国人民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说”是一个通假字，通“悦”。新法规仅仅实施了十年，秦国就完全变了样子，变成了和谐社会。

而在这十年里，庞涓不敢向西反击，只敢向北进攻，北面是赵国。这时候，赵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赵武灵王还没有出生，赵国还是北方一枚谁都可以捏一把的软柿子，所以，庞涓就来攻打赵国，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虚荣心。

然而，庞涓没有想到，他又碰上了孙膑，那个被他剜掉了膝盖骨，脸上刺了字的师兄。孙膑和商鞅一样，都是硬茬子。

庞涓的命很苦。

孙膑和庞涓一共交手了两次，一次是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两次战役，孙膑都是使用围魏救赵的计策，而且所攻击的，都是魏国精锐的前锋部队。庞涓吃一堑，却没有长一智，居然两次都陷入了孙膑相同的圈套中，庞涓实在与他魏国统帅的职位不相称。

吴起留下的天下无敌的魏武卒，葬送在了庞涓之手。吴起缔造的一枝独秀的魏国，葬送在了庞涓之手。

魏国像日薄西山一样气息奄奄，而秦国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冉冉升起。

秦国默默无闻已经太久远了，久远得让全世界的人都忘记了它的存在。汹涌澎湃的黄河之西，那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西部，是一片荒凉偏远的野蛮部落所在地，辽阔咆哮的黄河水，隔断了人们去往西部的脚步，也隔断了人们瞭望西部的视线，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一代代秦国人都在中原文明的视线之外，像花开花落一样自生自灭。自秦穆公之后到商鞅变法的这三百年里，史书中很少记载秦国的故事，秦国一代代国君，一代代人民，像空中之鸟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风中之草一样，无人问津。

直到商鞅出现，直到变法图强，直到击败了当时最强大的魏国。

于是，各国震惧。

三百年来，被中原诸国排斥在圈子之外的秦国国君，终于引起了各国的注意，终于有了话语权，终于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秦孝公开始乘着马车出国访问，六国的国君也来到秦国访问，每次，宾主双方都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高度赞扬了秦X两国的关系，并表示秦X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会后，双方出席了宴会，宴会气氛热烈，秦孝公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坚持“一个秦国”的立场表示感谢，对制造“两个秦国，一秦一陕”的观点表示遗憾。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商鞅、甘龙、杜挚等国家领导人。

秦孝公出访最多的，是魏国，因为魏国距离秦国最近，只有一河之隔。

秦孝公在对魏国进行友好访问，商鞅在对魏国磨刀霍霍。

商鞅认为，秦国和魏国，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就像当年的吴国和楚国一样。为什么，因为魏国这几百年来，强大了，就渡过黄河侵略秦国；衰弱了，就退过黄河据险坚守。而秦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先拿魏国祭旗，踢开这块称霸路上的绊脚石。《史记》记载：“孝公以为然。”

马陵之战，魏国元气大伤，太子申被擒，庞涓被杀。商鞅认为这是攻击魏国的大好时机。所以，在马陵之战后的第二年，商鞅就率军攻打魏国。

商鞅率领秦军渡过黄河攻打魏军，魏军现在缺兵少将，太子申被俘虏在齐国，庞涓身首异处，魏王实在找不到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就派公子昂前去迎敌。

《吕氏春秋》记载：“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昂。”商鞅当年在魏国，和公子昂有交情，而且交情还不错。商鞅投身在宰相府中做门客，公子昂肯定经常来宰相府中玩，所以，二人应该很熟悉。

因为以前有交情，所以，公子昂把商鞅当成了老朋友，而商鞅却把公子昂没有当成朋友。公子昂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而商鞅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公子昂是一个感性的诗人，而商鞅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两军交战，谁讲感情，谁就会吃亏。三国时期徐晃增兵樊城，见到关羽先讲交情，关羽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徐晃突然转过身喊道：“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后，徐晃击破了关羽大营。

不讲交情的商鞅，要给讲交情的公子昂下套了。

两军对垒，商鞅按兵不动，他派人给公子昂送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

商鞅说要撤军，公子昂很高兴。公子昂本来就不想打这一仗，因为他没有把握战胜商鞅。既然商鞅准备撤军，那就再好不过了。公子昂接到了商鞅的书信，相信了商鞅的话。

但是，公子昂没有想：战争是商鞅挑起的，商鞅远道而来，几十万大军吭哧吭哧渡过黄河，吭哧吭哧赶了几百里路，消耗了那么多粮草，制造了那么多肥料，现在寸功未立，却准备原路返回，这符合常理吗？

任何一个人见到商鞅这封信，都会有所怀疑。可是，公子昂丝毫也不怀疑。公子昂丝毫不怀疑的原因是，他认为他和商鞅是好朋友。可惜这个好朋友是单方面的，他认为他和商鞅是好朋友，而人家商鞅却没有把他当成好朋友。这种一厢情愿很让人难堪。

公子昂是个好娃，但是好娃不适合打仗，因为打仗基本上靠的是阴谋诡计。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打仗不靠阴谋诡计，这就是吴起。吴起作战的时候，挥起大力金刚手，就像孙猴子挥舞金箍棒，所有妖魔鬼怪都给砸扁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吴起。

商鞅这封信发出去后，就制造退兵的假象，秦军像乌龟一样，每天向着黄河的方向退后几公里。公子昂一看，心花怒放，他相信商鞅要退兵了，也不命令魏军追击。他们也做好了退兵的准备。

魏军刚开始退兵，商鞅又给公子昂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可与公子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具有诗人气质的公子昂接到这封信后，更是欣喜若狂，他幻想着和商鞅坐在高山之巅，把酒临风，笑对长天，然后手挽着手寻找往昔记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一种何等旖旎的意境啊。

诗人公子昂决定前去赴宴，魏国将领们都说：“不能去，小心有诈。”公子昂说：“我和商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怎么会欺骗我呢。”公子昂没有听从劝阻，带着亲兵队兴冲冲地奔往死亡之途。

史书记载：“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昂。”公子昂辛辛苦苦来到商鞅大营，想和商鞅重续友谊，怀念一起在魏国走过的战斗岁月，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商鞅在大帐之外安插了伏兵。可怜的公子昂一路风尘仆仆，来到老朋友的帐篷里，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就惊愕地看到刀剑架在了脖子上。

公子昂带来的人，全部做了商鞅的俘虏。商鞅严令不得走漏消息，然而派出便衣走进魏国，大肆宣称：公子昂和商鞅相见甚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通宵达旦，现在正在制定盟约，永世和好。

消息传到魏军中，魏军绷紧的神经全都放松了，他们放下手中的兵器，笑容满面地收拾行装，等着公子昂带着和平协定从秦营回来，他们就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了。

魏军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不是公子昂，而是凶神恶煞的秦军。秦军在狂风呼啸的夜晚，借助着黯淡的月光，摸到了魏军的大营外，然后发起了突然攻击。魏军毫无招架之功，他们像受惊的鸟雀一样，拼命地逃向魏国都城的方向。魏军的大营里，全是打包的没有来得及带走的行装。

商鞅没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强大的魏军。

在魏国都城安邑，魏王像冬夜中的寒号鸟一样啼哭不已，他悲痛欲绝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不知道他后悔的是没有用商鞅，还是没有杀商鞅。

魏国举国都在骂商鞅，骂商鞅忘恩负义，骂商鞅诡计多端，骂商鞅言行不一，商鞅被评为年度最不受欢迎的人。商鞅扣押了公子昂，却也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短短的十余年里，强大的魏军，先败于孙膑，又败于商鞅，此后，魏国元气大伤，不得不将都城从靠近秦国的安邑，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安邑在今天的山西夏县，大梁在今天的河南开封。开封在夏县东面八百里。开封已经与卫国接壤了，然而，纵使与卫国接壤，也比与秦国相望安全一百倍。

此后，秦国不断进攻魏国，可怜的魏国没有打赢过一次战役，秦国攻打河南陕县，魏国战败；秦国攻打山西河津，魏国战败；秦国攻打山西永济，魏国战败。除了打魏国，秦国还跨境打赵国，秦国攻打山西离石，赵国战败。

魏国在强大的秦军的攻击面前，只能一再依靠割地赔款换来暂短的喘息，不但把河西之地给了秦国，还把上郡给了秦国，上郡是今天的陕西绥德一带十五县。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曾经在《六国论》中写道：“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他认为六国之败，败在割地赂秦。然而，六国除了割地，还能有什么办法，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掉，只剩下像清政府割地赔款这一条路了。

秦国如此凶悍，六国风雨飘摇。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粉墨登场，这就是苏秦。苏秦用合纵战术，劝说六国共同来对付秦国。

战国时代的猛人一个接一个，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里，孙膑、商鞅、苏秦……接撞而至。战国就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因为有了商鞅，秦国地域大大拓展，秦国国力快速增强，秦孝公为了表彰商鞅的不朽功勋，就把商地赏赐给了商鞅。商地在今天的陕西洛南。《洛南县志》记载：“卫鞅破魏，秦封之商於，称商君。”

洛南因位于洛河之南而得名，洛南也是秦岭山中的一个县，隶属于商洛山区。整个商洛山区都在秦岭山中，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当今有一些开发商把眼光落在秦岭山中，修建别墅，对外出售，价格远远高于西安市区城墙之内的房价。历史上辅佐汉惠帝的商山四皓，当年就隐居在商洛山中。

然而，这里山多地薄，人口稀少，唐代诗人元稹有这样的诗句：“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六百里洛南，没有一条好路。大文豪韩愈遭贬后，来到洛南，感叹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连马都不敢翻越秦岭。著名词人温庭筠在山中驿站住了一晚，黎明时分写道：“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雄鸡高唱，山间月小。因为山中静寂，而鸡鸣声更为嘹亮；因为高山巍峨，而月亮显得更为狭小。山中的霜露凝结在石板上，赶路的脚印宛然犹存。正因为这里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所以才有“八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相隔十里八里，风俗不一样，说明他们很多年都没有来往。

秦孝公把如此偏远闭塞的洛南，赏赐给商鞅，有点对不起商鞅。也许当年富庶的关中平原都被分完了，商鞅孤身一人来到秦国，举目无亲，形影相吊，遭到所有贵族的排挤，只有秦岭山中的洛南还没有人要，干脆就分给商鞅吧。

洛南就洛南吧，反正商鞅变法中规定了，封地里不能养军队，只能收地租。商鞅是一个不爱钱的人，有没有封地都无所谓，封地大小多少更无所谓。

公元前350年，为了利于向东方发展，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了咸阳。栎阳在今天的西安阎良附近。秦咸阳比现在的咸阳要大得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和咸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咸阳县志》记载：咸阳“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左挟崤函，右控巴蜀。”嵕的意思是小山梁。九为虚指，表示很多。秦咸阳位于渭河北岸，而南岸还修建有甘泉宫，秦咸阳其实是横跨渭河两岸。秦咸阳北面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东面是崤山和函谷关，易守难攻。西南面是秦巴山区，穿越秦巴山区，就是四川盆地。这样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别人想要进攻秦国，只有东面一条路，而且东面还有崤山和函谷关，还有天堑黄河。所以，秦国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天然称霸的地方，进可以长驱直入，一泻千里；退可以关闭大门，高枕无忧。

关中平原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历朝历代的很多帝王都选择这里定居。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朝代，汉代和唐代，也都建都在此。也正因为建都在此，才能够威仪天下，万国来朝。这一点，用风水学可以解释，背山面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秦国定都咸阳后，商鞅又颁布了一条新法规：国民父子兄弟姐妹分室而居。

西北为黄土，黄土具有粘性，西北又天冷，所以此地家家盘有大炕，炕洞烧火，炕上增温，借以御寒。一个大炕可以睡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商鞅规定，以后一大家子不准睡在一张炕上，必须分开睡觉。

商鞅的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今天，陕西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过，一个大家子分成几个小家子，小家子各过各的日子，各睡各的炕。陕西人极为讲究长幼尊卑，弟媳妇对大哥异常恭敬，如同父亲；弟弟对大嫂子绝对恭敬，如同母亲。草原上一大家子人睡在蒙古包里，这种情景在陕西看不到；东北人小叔子没大没小地开嫂子的玩笑，这种情景在陕西也看不到。孔子在中原各国连连碰壁，他的礼仪卖不出去；而秦国人没有见到孔子的面，却在实践孔子的礼仪。

孔子没有进入秦国传授礼仪，民间传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孔子带着他的七十二个弟子，刚过函谷关，踏上了秦国的土地，看到路边站着两只田鼠。两只田鼠对着孔子连连作揖。孔子说：“秦地田鼠尚且如此懂得礼仪，何况人乎？”所以，孔子带着七十二弟子又打道回府了。

其实，田鼠一见到人就害怕，一害怕就直立，一直立就连连作揖。和礼仪无关。

商鞅变法，有利有弊。利在低迷的秦国一夜之间强大了，秦国强悍的战斗力冠绝六国；弊在违背人们的意志，用专制的手段让人们变得愚昧盲从。

商鞅从变法之日起，就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贵族们骂商鞅，因为他触及了所有贵族的利益，所有贵族都对商鞅恨之入骨，商鞅取消了世袭制，让所有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一夜之间变成了贫二代。贫民们骂商鞅，因为他危及到了贫民们的生命安全，他的连坐法让他们心存恐惧，保不准什么时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商鞅变法得罪了所有人。

商鞅变法让人人自危，人人面临危机感，这种危险与恐惧需要发泄，而秦国国内是不能发泄的，因为动辄得咎，株连九族，所以，只能发泄在战场上，战场上的秦军勇不可挡，拥有了战功才能够成为贵族，成为了贵族才能够具有相对的安全感。

《淮南子》记载：“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和吴起都让他们所效力的国家富强了，但是，商鞅治标不治本，百姓表明服从，其实内心如地下之火在运行，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吴起是战略高手，却不懂权谋之变，总有一天会遭陷害。

商鞅有一个朋友名叫孟兰皋，他向商鞅举荐了一个人叫赵良，说这个人很有才能。商鞅唤赵良前来。

赵良拜见商鞅，商鞅说：“孟兰皋是我的朋友，你是孟兰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还是朋友，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赵良冷冷地说：“我不敢奢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听说‘非其位而居之者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者曰贪名’，我如果成了你的朋友，就会被人骂为贪图名位。”

赵良话中有话，商鞅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赵良说的是自己贪图名位，实际上指的是商鞅。商鞅就问道：“我治理的秦国难道不好吗？你有什么看法？不妨说说。”

赵良没有正面回答商鞅的话，而且隐晦地说：“兼听的人，是聪慧的人；反省的人，是明智的人；克制的人，是坚强的人。”

商鞅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即听明白了，赵良是说他不聪慧，不明智，不坚强。商鞅想听听自己哪些方面有问题，就问道：“你看看我和百里奚比起来，如何？”百里奚是秦穆公的宰相，也是商鞅之前的秦国最有名的宰相。

赵良依然在用隐喻：“千张羊皮，不如狐狸腋下那片皮贵重；千人附和，不如一人仗义执言来得珍贵。周武王兼听则明，国家富强；殷纣王偏听则暗，国家灭亡。你是想学周武王，还是想学殷纣王？”

商鞅听到赵良在用隐喻，他想，你会用，难道我就不会用，于是商鞅也这样说道：“坦诚的话语是树上的果实，逆耳的忠言是治病的良药，您如果能够指出我的不足，我求之不得。”

古人说话都很有艺术，他们的话不会直接说出，而是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而且越是有文化的人，越喜欢这样说话。古人最爱用的是比兴，现在的说法叫隐喻。《诗经》中有大量运用这种比兴手法的诗歌，比如求爱的时候，古人这样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室宜家。”“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现在的人求爱，远远没有古人这么艺术，他们一见面就说：“请你吃一顿，你是喜欢吃肯德基，还是兰州拉面？”

赵良看到商鞅是真心想请自己提意见，就说：“百里奚出身楚国穷乡僻壤，听说秦穆公贤明，想来秦国效力，苦于没有路费，就卖身为奴。来到秦国后，他给人放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年过后，秦穆公听说了他的名字，就把他从牛栏里解救出来，做了宰相。从奴隶到宰相，一步登天，但是秦国没有一人有怨言，因为百里奚的才能无人可及，百里奚的品德无人能及。百里奚任职六七年，对外征战，连战连捷；对内执政，国富民安。”

商鞅静静地听说，他明白赵良说的是百里奚的故事，但绝不单单是百里奚的故事。

赵良继续说：“百里奚做宰相，劳累了不坐车，更不会买豪华车；天热了不张伞，更不是让别人打伞。他在国内视察的时候，不要随从，不要护卫，他和农夫坐在田间地头，询问收成；他和老人坐在土炕床头，嘘寒问暖。这样的宰相，是人民的贴心人，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百里奚死后，秦国不论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秦国人民爱戴他。”

商鞅脸上有点发烧，微微低下头去。

赵良不管商鞅的感受，你既然让我指出你的错误，我索性全部指出来，他继续说：“您做秦国宰相，不为人民谋福利，还要人民说你是大救星。你修建咸阳宫，劳民伤财，愚弄百姓，却还要人民称你红太阳。你对太子的老师处以墨刑，对广大的百姓施加重刑，致使上下积怨极深。你知道吗？你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太子的老师已经很多年不出门了。”

商鞅眉毛跳动着，心中卷起波澜。

赵良接着说：“百姓是你和秦孝公的子民，而你不爱惜他们，奴役他们，《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失去了民心，就会遭到报应。从古到今，谁敢不把百姓当回事？百姓看起来弱如草芥，但是无数百姓联合起来，就是燎原之火。”

商鞅很尴尬地用手搓着脸。

赵良望也不望商鞅，继续说：“正因为得罪了百姓，所以你非常胆怯，害怕百姓说话，害怕百姓聚会，你一出门，就战车跟随，重兵防守，如临大敌，你把百姓当成了敌人，你生活在一个人人为敌的环境中，你能够生活安逸吗？你能够生活幸福吗？”

商鞅异常沉重地点点头。

赵良说：“如今，你最好的办法是，把秦孝公赏赐给你的商地十五邑归还给他，你自己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归隐山林，躬耕田园，与世无争，也只有这样，你才能颐养天年。如果你还贪图功名，迷恋权势，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秦国想要收拾你的人太多了。”

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话。赵良一语成谶。

赵良是何许人，为什么会对商鞅的隐患洞若观火，史书中没有记载。

商鞅舍不得已经到手的变法成果，他想实现自己帮助秦国称霸的理想，他想当然地认为，秦孝公对自己如此信任，去之不义；秦国百姓如此驯服，去之不明。赵良的话只是危言耸听。

赵良无法说服商鞅，长叹一声，走出咸阳，飘然而去。

五个月后，秦孝公身体每况愈下，在弥留之际，他把商鞅叫到跟前，传授王位。《战国策》记载：“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非常信任商鞅，他不但对商鞅言听计从，而且还要传位给他，君臣能够如此亲密，如此信任，在世袭制的社会里，实在太罕见了。民间传说当年刘备想要传位给诸葛亮，诸葛亮坚辞不受，此事只出现在《三国演义》中，《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其实真实的事情是，刘备临死前，让诸葛亮和李严一起辅佐后主刘禅。

商鞅是一个至刚至强的人，他极有能力，行霹雳手段，但缺乏变通，无菩萨心肠。他的心中只有秦国，没有自己。所以，秦孝公想把强大的秦国交给他，把所有人羡慕的王位交给他，而他不接受。

不久，秦孝公就死了。

秦孝公死了，秦惠王来了，这是公元前338年，这一年秦惠王16岁。

秦孝公死了，身为宰相的商鞅没有了靠山，他这时候才想起了赵良的话，隐隐感觉到局势不妙。《战国策》记载：“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退。”商鞅想要退休，但是秦惠王不批准。王宫里的小人们趁机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现在，秦国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只知道有商鞅，而不知道国君您哪。商鞅太强势了，早晚会篡夺王位。当年商鞅要治罪您，是您的仇人啊，您不能不提放着他。

16岁的秦惠王可能早就忘记了当年因为自己辱骂商鞅之法，而两位老师被处以重刑的往事。因为那时候的他还不懂事，因为此后的他经历了很多事。两位老师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字，这件事情对于太子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太子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一念之差就会或卷上波谷，或跌落谷底，他必须时刻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心里哪里还装得下孩提时代的陈年往事。

但是，被割了鼻子的那个人却没有忘。被割了鼻子的那个人的徒弟也没有亡。

秦惠王一上台，那个徒弟就告发商鞅谋反，秦惠王没有调查，就派人去缉拿商鞅。国君最害怕的是臣子谋反，臣子最害怕的是功高震主。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告发他谋反，是屡试不爽的杀手锏。而且，一告一个准。谋反这个罪名，没有具体的界限，没有具体的标准，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即使你真的没有谋反，即使查无实据，也可以莫须有，像按给岳飞的罪名，你的谋反也许真的可以有。只要“也许真的可以有”，你就难逃一死。

秦惠王也不想想，他老爹要把秦国给商鞅，商鞅都不要，又怎么会从他的手中篡夺王位！

商鞅给秦国制订了严酷的刑罚，他岂能不知道“也许真的可以有”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不死，也会距离死亡只有一厘米，所以，商鞅只能选择逃亡。

秦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商鞅要逃亡，只能逃往东面。北面是匈奴的地盘，茹毛饮血，语言不通，要被捉住，难逃一死；西面是大漠戈壁，冰山雪峰，草木不生，走进去也难逃一死；南面是秦岭山区，高山峡谷，丛林草莽，猛兽出没，进去后还是一死。而东面则通往中原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或许可以避祸。

沿着秦国通往东方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商鞅踉踉跄跄地跑着，跑得气喘吁吁，跑得失魂落魄。16年前，他意气风发，怀着满腔的热血和理想，沿着这条大路向西走来；16年后，他万念俱灰，怀着对生命的一线生机和生存的本能，沿着这条道路向东逃去。16年来，他青春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秦国，他以一己之力，让秦国从偏居一隅的卑微小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秦国站起来了，他却要倒下去了。秦国的称霸成功了，而他的人生却失败了。秦地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奈满眼秋，霜染丹枫寒林瘦，不堪回首忆旧游。

商鞅逃到了函谷关，而傍晚已经来临，函谷关的关门在隆隆的响声中关闭了。商鞅像那年在昭关前的伍子胥一样，面对着紧闭的关门和渐浓的夜色，心急如焚，一筹莫展。

商鞅无奈，只能沿着黄河岸边向北行走，天极冷，风很大，他冻得哆哆嗦嗦，单薄的身体变成了一张剪影。他在黄河沉闷的呜咽声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岸边有一家客栈，敲门进去，想要住宿。

店主人打量着商鞅，要他拿出身份证。

商鞅给秦国所有人颁发了身份证，唯独给自己没有颁发，他不需要身份证，他的那张脸就是身份证，他出门的时候前呼后拥，侍从如云，哪里会需要身份证。可是，现在他落难了，他孤身一人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在远离秦咸阳的黄河岸边开客栈的人不认识他，他只认识身份证。

店主人说：“商君的法律很严酷啊，没有身份证，没人敢留你住宿，否则要连累亲戚朋友都跟着坐牢。”然后，店门就关上了。

商鞅站在呼啸的夜风中，心中充满了难言的苦涩，他慨然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烂法律竟然把我害成了这样。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商鞅在如墨的漆黑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黎明时分，他来到了黄河渡口，然后坐着船来到了魏国。他想帮助魏国建立霸业。商鞅和吴起一样，都是绝世奇才，谁用他们，谁就能称霸。

然而，魏国人不要商鞅，他们至今还在记恨当年商鞅用诡计擒获公子昂的往事。《史记》记载：“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新序》记载：商鞅“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吕氏春秋》记载：“襄疪，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昂也，吾无道知君。’”疪是通假字，通痹，意为麻木、冷漠。魏襄王对商鞅很冷漠，不接纳商鞅，他说：“你当年把公子昂抓走了，我知道你是个不讲道义的人。”

魏国拒绝了商鞅，它又一次失去了称霸的机会。当年公孙痤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他没有起用，这是失去了第一次机会；现在商鞅自己送上门来，他又不起用，这是失去了第二次机会。

现在，商鞅该去哪里？

在人生最后一个关口，商鞅走错了。这一步走错，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途。

著名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柳青在陕西作家的心中，占有绝对的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此时，商鞅千不该万不该，又返身回到秦国。

商鞅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斗士，但不是一个头脑聪颖的智者。

魏国不但不接纳商鞅，而且到处散播谣言：“秦国强大，谁敢接纳商鞅，秦国就要讨伐谁。”于是，大小诸侯国都对商鞅关闭了大门。

商鞅此时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赵良指给他的路径，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隐名埋姓，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可是，商鞅的心中还燃烧着万丈豪情，还想辅佐君主称霸天下。他放不下，他看不开。放不下的人，就会生活很累；看不开的人，就会心思很重。生活很累和心思很重的人，都生活质量很差。

宋代高僧怀海说：“莫记，莫忆，莫缘，莫念。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曾有人为情所困，前来向他讨要良方，他说：“放下。”来人说：“我放不下。”高僧让他手持水杯，注入热水，来人放下水杯，高僧说：“世间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商鞅为功名所累，他放不下。他那颗如同脱缰野马的心，无法系上笼头。他总觉得他自己还能建功立业，他的才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他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生命会进入另一种境界。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中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这是元代的一首小曲。在元代那么黑暗的年代里，读书人没有一点地位，但是他们知道怎么处世，怎么生存。寄情山水与诗书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也不失为一种生活状态。可惜，商鞅功利心太重了，他看不到这一点。

就这样，怀着壮志豪情的商鞅，又回到了秦国。

秦国抓捕商鞅日急，商鞅不敢回到秦国的关中平原，而是潜行到他的封地商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洛南县。

商鞅之法规定，各大夫的封地不能养有军队，不能打造兵器。现在，商鞅严酷的法律又一次害了自己，他回到商地，没有一支属于自己军队，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战车。商鞅从零开始，白手起“兵”，想打造出一支能够与秦军抗衡的军队。

洛南地处秦岭山区，地薄人少，不足以养兵，商鞅就带着自己在商地仓促组织起来的一支武装，走下秦岭山，向北进击秦岭山下的郑县。郑县是今天的陕西华县。《华县志》记载：“秦孝公二十四年，商鞅被诬谋反，被迫从商邑起兵，北击郑县失败。”

商鞅之法把乌合之众的秦军打造成了无敌之师，现在，商鞅严酷的法律再一次害了自己，因为军法严厉，逼迫秦军上了战场人人争先。而商鞅带着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和用商鞅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军作战，注定是要失败的。

商鞅之法一次又一次地害了自己。

作战失败后，商鞅不敢回商地，只身逃到了渑池。秦军追踪三百里，在河南境内的渑池追上了商鞅，将他带回了秦咸阳。渑池非常有名，是因为几十年后，秦赵两国在这里召开会议，白起廉颇蔺相如等当世最牛的牛人都参加了，在这次聚会上，蔺相如大出风头，举起烂盆子要砸秦始皇的秃脑袋。至今，坐着绿皮火车，走陇海线，从东向西进入陕西，还经过一个叫做渑池的火车站。渑池车站很小，快车呼啸而过，慢车才会停下来。

商鞅被带到秦咸阳后，秦惠王用最严苛的车裂之刑处罚了他。车裂，是人类发明的最可怕的刑罚之一，把人的头和四肢用绳索绑着，让五匹马或者五头牛向不同的方向拉，最后将人撕裂成五块。车裂之刑，又叫五马分尸，或者五牛分尸。

车裂之刑的残忍，只有袁崇焕遭受过的凌迟才能相比。车裂和凌迟，在古代都是针对乱臣贼子所设置的刑罚。

商鞅和袁崇焕一样，他被五牛分裂开的尸体，被秦咸阳百姓抢着分吃了。

商鞅被车裂的这一年，穷书生苏秦回到洛阳，妻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和他说话。苏秦悬梁刺股，发奋攻读，再次出门求官。

五年后，苏秦用合纵之术，佩六国相印，叩关攻秦，用商鞅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军击败了六国联军。秦国军事实力，此时明显高于各国一大截。

50年后，战神白起横空出世，他以不败的战绩，将秦国推上了称霸天下的高速公路。商君之法仍在实施。

又50年后，王翦和儿子王贲组成“父子档”，一举吞并了六国中的五国，弱小的韩国除外，因为此前早就被灭亡了。商君之法还在实施。

然后，千古一帝秦始皇诞生了。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