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危机的教训
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国内经济的大权。但是，财政部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我加入国际部时，这个部门就拥有两百人的公务员队伍，并以处理重大问题闻名于世。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写一份关于欧洲金融一体化对于美国影响的分析报告。当时我对这一论题一无所知，虽然在20多年后我才能够勉强得出结论，但对于27岁稚气未脱的我而言，这份报告饶有趣味。
在国际贸易办公室工作时，我的上司是比尔·巴雷达（Bill Barreda），他是一个职业公务员。他也是第一个真正激发我职业灵感的榜样，使我感到自己的任务更加重大。他聪敏而又风趣，丝毫不做作。他习惯骑自行车上班。他会在他的那间能眺望白宫东翼的办公室，用黑板板书给我们上经济学课程。他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管理者。每当我们给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编写简报时，巴雷达都会带上啤酒和我们团队所有人员去干装订和校对的活儿，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经济学博士。
巴雷达秉持一项秘不外宣的技术官僚准则，即专注于做正确的事，这一点我努力想为我所用。要告诉你的上司你真正的想法，既要讲政治，也要随机应变、顺势而为。而且绝对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对整个世界的使命感。虽然我只为巴雷达工作了一年时间，但是他关于获得正确答案的道德标准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在财政部的第二份工作是为美国金融服务业第一次国际贸易的谈判代表工作，每月一次飞往日内瓦，帮助谈判代表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全球市场规则。这似乎是经济政策的新领域，因为越来越多强大的资金流在不同国家间流动，而且那些以往不可能开放的国家正向国外投资打开市场。而我就是执笔的设计师，协议草案都是在我的IBM电脑上产生的。我喜欢这种在一张白纸上创作新事物的快感。我也很陶醉于外交中舞蹈般的美妙，在获得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支持的前提下，我与国外谈判代表达成共识。
1990年6月，我和卡罗尔搬到了东京，我开始了一个更为有趣的工作，即作为美国派驻日本的财政专员助理。在去东京的路上，我们在夏威夷停留休养了几天。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一位经济学家后来告诉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我看起来就像抛开冲浪板的孩子那样欢呼雀跃。在日本，财政部是最有权力和受人尊敬的政府机构，公务员们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在财政部的官僚层级中向上攀升。但是当时我才29岁，肯定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美国财政部选派过来工作的人选。尽管我在为基辛格工作时涉猎过日本，并且我能够勉强读懂日文报纸，但我有自知之明，关于日本我知道的并不太多。我到东京才一个月，这位财政专员就突然回华盛顿接手新的工作，在美日经济关系紧张的时刻，我在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被留下来独自负责。
我的感觉就像一名驻外记者，试图调查一个新地方，然后向遥远的华盛顿发送急电。对于任何外来户而言，日本都是一个难以掌控的挑战；而且很多的经济工作内容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撰写财政部关于日本经济的季度预测报告。这是对我有益的教训，主要是使我对预测总是心存疑虑。我与经济学家和行政部门广泛交谈，并研究相关数据。但是我们应该如何预测日本在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呢？即使是我所学过的最好的预测，也只是有训练的猜测而已。它们可能告诉你一个经济演变的故事，但是它们无法预测未来。
无论如何，华盛顿似乎很欣赏我的工作。我还记得，在我们试图让日本人帮助支付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费用时，我搭乘去东京机场迎接来自华盛顿高级代表团的车辆。当日本警察为我们开路时，部长布雷迪的幕僚长霍利斯·麦克洛克林（Hollis McLoughlin）问我他们对着扩音器在叫喊什么。我不知道如何直译，但我回答道：“他们在说：‘快闪开！’”我不知道到底是我有限的日语，还是我犀利的粗口让他印象深刻，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部里的每个人，我成了部里受人瞩目的一个年轻人。
我在东京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帮助美国企业，尤其是为美国金融机构开拓日本市场。老布什政府，像其前任一样，关注日本的贸易壁垒问题。在美国国会不断升温的反日本贸易保护主义的热潮同样令人忧心。我们的希望是，如果我们能使得日本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国会可能就不太倾向于制定法律来限制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主流的观点，也是我所认同的观点，是更自由的贸易将有利于美日双赢。
那段时期，日本被视为美国的主要经济威胁，日本制造了我们使用的摄像机和录像机，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在我上任的4年前，日经指数是现在的3倍，房地产价格也是现在的3倍。日本的国土面积同加利福尼亚差不多，但国土价值却是整个美国国土价值的4倍。鉴于日本企业和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大公司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出版商曾经出版书籍预测日本的资本会埋葬美国模式。政客们誓言要阻止日本的公司继续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好莱坞电影的特点是把日本企业当作反面教材。
但就在我搬到东京的不久前，日本股市泡沫破灭，然后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当潮水退去之时你就能够看到谁在裸泳。日本的公司看起来不再是不可战胜的。我能够看到在早期阶段日本应对金融危机十分巧妙，一些破产的银行合并成为更加强大的银行，不过这些做法在后来却成了反面案例：政府对弱小银行拔苗助长，但资本金仍然不足，导致了以滞胀为特征的“失去的10年”。在美国政府内部，却又回到了原来那种胜利者对待失败者的状态，要求日本向我们学习。我难以理解关于日本这种所谓优越的经济模式的夸大宣传，但也并不赞同美国的种种傲慢反应。
我非常认同美国推动开放准入的实质。日本的许多贸易做法都收效甚微或者不甚公平。沃尔玛不能在日本建超市，而且美国金融公司事实上被日本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市场拒之门外。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壁垒也是一种合理的害怕反应。即使它并没有引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依赖于日本零部件进口的美国制造商。而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日本称之为外国压力（gai-atsu），有利于日本改革者在其国内驳倒国会里保护主义的思潮—经济大门迟早要打开。
我仍然对美国的家长作风感到不安。我觉得美国人教外国人怎样经营自己国家的方式是不妥的，这一点我继承了我父亲的观点。并且，我认为萧规曹随，现在仍然沿用麦克阿瑟将军通过法令管理战后日本的方式是有风险的。我很高兴主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美国公司面临的困难也并不总是源自日本人对外国产品和服务的歧视。无论是对本国企业也好，外国企业也好，日本的标准都是非常严格的，这也不是日本标准当初设立的初衷。有些人会说这种模式没能够促进日本的发展，反而最终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10年”，但这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人指责美国官员指手画脚地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重塑日本经济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并且威胁日本，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可能会阻止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这样的指责很荒谬。
在这一切中，我扮演着温和的角色。作为公务员，我负责执行美国的政策，包括那些我尚有复杂感情的部分。而这些政策最终的效果却很好，我们说服了日本放宽对贸易和投资的一些限制，国会也保持克制并停止在美国颁布新的政策。虽然我们的工作并不会在美国国内惊起大新闻，唯一夺人眼球的主要故事是布什总统向日本首相吐槽。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意义重大。
我在日本最难忘的记忆是我做了爸爸，虽然那段美妙的体验依然提醒着我，我的工作占据了我的生活。我曾经答应卡罗尔，我会学习一些与分娩有关的日语，以免当我们去医院生产的时候，没有会讲英语的妇产科医生值班。但我光顾着工作，以至于我开始学习相关课程时有点晚了，拘谨的老师只辅导我学习了3次课程。离预产期还有3个星期时，卡罗尔在大使馆接待处羊水破了。那天晚上，医生和护士把我的女儿爱丽丝抱到我的怀里之前，我真不敢说他们说的话我听懂了多少。现在我和卡罗尔可以嘲笑一下我糟糕的妇产科日语了，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为了工作而辜负我的家庭。
1992年，财政部把我召回华盛顿，于是我们搬进了一所与我一年级时在贝塞斯达住的木材场社区相似的小房子中。作为国际事务的助理秘书时我负责一些办公室工作，审查监督文件流程，保证一切准点有序运行。上司的秘书是受人尊敬的祖拉·佩普瑞斯（Zula Peperis），他当时对我说，将来我会成为财政部长，这让我忍俊不禁。我当时只是一名低级官员，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直接晋升到财政部领导的先例。所有的高级职务都是政府直接任命，直接服务于总统，而且通常是从政府以外的人员中聘任的。然而，在比尔·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总统后，我很幸运地被分配给了拉瑞·萨默斯，克林顿将其提名为负责国际公共事务的副秘书长。拉瑞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所具有的能力与才华。
拉瑞拓宽了我关于经济学各种可能性的视野，可以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思考，并使经济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工具，这比我在研究生阶段或者早期在财政部工作的那些年学到的要多得多。第一次在世界银行见到他之前，他还是那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读了他论文所揭露的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纽约的新生儿死亡率高于上海。这让我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进行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富裕与否，究竟哪些是政府应有的行为，而哪些则是不应有的行为，这个论题让我纠结。在我成为部长之后，当我们争论美国关于穷人安全保障的问题时，我偶尔会提到，与斯里兰卡相比，圣路易斯的新生儿更有可能活不到一周岁。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拉瑞在28岁的时候就被哈佛大学授予终身教授，并且因自身的才华享有盛誉。他是曾经的大学辩论明星，他会告诉你错在什么地方，你应该如何改进你的论点以及为什么你改进后的论点仍然存在错误。他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挑战，只要你不介意被他不太礼貌的质疑反击回来。他面临公共政策选择时具有启人心智的最可靠的理解力，其基于实证分析的假说总是可以产生更好的求解方法。我们很投缘，他很喜欢我并让我做他的特别助理，而我也愿意直白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数年后，当纽约联储主席问拉瑞，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美联储纽约分行时，拉瑞说我总认为他是一坨屎。我记得那并非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言，而仅仅是当你觉得你老板做错时你所应该做的。
拉瑞似乎意识到，尽管我并没有假装要从经济学角度给他提供建议，但我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财政部如何运转，怎样开展外交，抑或是如何将事情圆满搞定等。我记得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那是在他与七国集团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前，拉瑞复习了他打算扮演的所有角色，包括他这一方的完美论据。我努力告诉他仅仅有想法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如何将想法付诸实践。你要想让别人都支持你，你就不能仅仅是用自己的逻辑说服他们，还要找出你已经超越他们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必须是他们所需要或者所害怕的。拉瑞有时会在我做出一些评论时嘲笑我—在七国集团代表会议召开时，我为他做笔记，他后来就戏称我为“嘈杂的抄写员”—但是他也确实听我的，至少偶尔会听。拉瑞曾说他可以想象我作为合伙人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或者运营一些大型机构，当然前提是我的文凭不那么低。
他说，“我不知道从一开始你是如何被录用的。”
我本打算只帮拉瑞几个月，因为在我们见面之前，我其实已经在财政部的其他部门谋得了一份新工作。但是拉瑞不肯让我离开。一年后，他决定把我从“嘈杂的抄写员”提升为副秘书长助理，这在该部门已经是一个顶尖的职位了。这是一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的确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对我的家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且不说我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当然这还不包括深夜拉瑞的电话，而卡罗尔又怀孕了。当我收到拉瑞发来的一份祝贺传真，确认部长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已经批准了这次提拔时，我们正在海滨度短假。我发了一份传真回去，告诉他我决定留在这里教网球。
我的新工作包括帮助监督处理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全球其他金融问题，这使我又一次感到力不从心。我接替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官员，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在财政部工作，直到退休才离开。因为有太多我所不熟悉的工作，我没有信心能够不辜负拉瑞的期望。记得有一次海地抗议者遣返了一艘美国船只，这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特森部长问我能给总统怎样的建议。我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对海地一无所知，而这也不是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你会打电话给我？
我的工作职责中至少有一项是我所熟悉的：另一轮日本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谈判。我始终认为帮助美国公司对抗国外的竞争是合理的。拉瑞在“拉瑞会话”（Larry-being-Larry）上就一群华尔街高管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解释提出了质疑，这些高管正在寻求更深入地进入日本市场。我告诉拉瑞没有必要太对立，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合乎情理的。日本的金融市场总体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日本财政部似乎已被其金融部门所控制。
但是华盛顿方面似乎也有点儿被控制。争强好胜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威胁向克林顿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宣战，如果美国没有获取一些日本保险行业的让步的话。我告诉日本，我们需要他们的让步，否则我们会阻碍整个全球协议的达成，他们妥协了。我还记得曾经告诉拉瑞，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金融重商主义和为华尔街开拓市场。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有比为对冲基金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更具野心的议程。
我对于自由市场无所不能的说法，并没有纯粹的信仰。我在观察日本在金融系统运转出现故障时会发生什么，比如政府太依赖金融部门而无法收拾残局。但总体来说，我相信我们为打开国外市场参与竞争而做出的努力。我很满意美国所广泛推进的克林顿总统的经济政策，这是对于财政责任的郑重承诺与对诸如教育科研等公共投资领域自由贸易的有机统一。
我没打算留在政府多少年，我因忽视我的家人而感到内疚。有一年冬天，当我在中国旅行时，华盛顿正处在暴风雪的天气，家里的暖炉坏了，身怀六甲的卡罗尔带着我们两岁的孩子，她必须爬上梯子去阁楼才能打开电加热器。1994年4月，我们的儿子本出生了，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所有父母的焦虑和惊喜。我喜欢那个阶段的生活，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着大千世界，但我错过了太多。我给了卡罗尔太多的负担，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们过着没有我的生活。
我讨厌这种一直不在他们身边的生活，没有空余的时间陪他们，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是在忙我的工作。但我喜欢为拉瑞工作，并持续挑战他的智商，他能在任何想法中找到瑕疵并加以完善。我也喜欢为罗伯特·鲁宾工作，当时他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于1995年1月取代了本特森部长。
鲁宾是高盛的前任总裁，但是他自谦和风趣，没有拉瑞那么吹毛求疵，他信奉过程完美。无论职位高低，他都希望从他的智囊团获取建议，即使我们不同意他的见解。对了，特别是在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沉着、公平，甚至慎重得有些滑稽，他从事物的每个角度来分析可能性，在他黄色标准笔记本上记下风险和概率，并收集和保存可选的信息，直到他必须做出决定。他经常提醒我们，你无法从结果去判断决策的好坏，只有在做决策时考虑周全。他的决策通常如此。
鲁宾部长将率领财政部度过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严阵以待。
***
大学期间的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开着我家陈旧的波斯威娜钓鱼船离开海角时看到一艘帆船倾覆在浪花中，船上的一对男女命悬一线。我不知道这对夫妇在冰冷的海水中待了多久。我固定好我的船，然后游到他们的船边，希望他们可以和我一起游到我的船上。毕竟体温过低比溺水更可怕。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不应该让他们移动。当时风高浪急，而他们也不是足够强壮的游泳者。他们在海浪里挣扎了几分钟后放弃了我的建议，并且游向自己的船。幸运的是，他们做到了，而我也及时回到了我的船上。最终，海浪把他们的船推到了岸边，岸上巡逻的警察救了他们，我错误的建议总算没有带来悲惨的下场。这是一个学习在危机的压力下做出判断的可怕但相对无痛的方式，也是关于学习权衡各种选择的相对优势与潜在灾难性结果的过程。
就在10年后，在一次不同类型的危机期间，在公务车的后座上，我坐在部长鲁宾旁边，从美国国会山返回。
部长参加了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听证会，这被称为21世纪第一次经济危机。墨西哥当时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鲁宾曾提出发放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反应是微弱的。民意以80∶20的压倒性优势反对美国政府的救助，而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则指责财政部长鲁宾密谋将美国人民的税款浪费在外国人身上，以及为其可能在墨西哥的华尔街合伙人提供保护伞，更意图从中中饱私囊，这使得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位说话如同特尔斐神谕般的人—不得不面对种种冷嘲热讽。
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我猜我的表情已经反映出来了。
“怎么了？”鲁宾问道。
“我只是担心。”我说。
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去担心了。国会领导人曾答应克林顿总统，会支持他的贷款请求，但是现实却与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我们不得不设计一套备选方案，旨在当贷款请求得不到国会的支持时，去帮助墨西哥，但看起来似乎国会将否决我们的提案。而且，就算我们成功得到了资金去救助墨西哥，也没人能够确保我们最后能把钱拿回来。这不仅仅是对克林顿和鲁宾的政治灾难，更会让美国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这也正是鲁宾所担心的。他总是让我们预先想5步，不停地对我们的设想提出问题，还要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形会是怎样。
“担心，这对你是件好事。”他对我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是否保持着忧心忡忡的状态，是否已经殚精竭虑。专注不是一种策略，但它是制定出好策略的首要条件。
墨西哥这个近20年来首个被邀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现在已经被当作新兴市场的模板，一个国外资本快速增长的投资目的地。但是随着国家的繁荣，墨西哥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短期借贷，但这种贷款很容易因信心动摇而逃走，此外，墨西哥还让比索钉住美元，当人们丧失信心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危机的导火索。
果然，1994年年初，墨西哥叛乱分子暗杀了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后，投资者和债券持有人以及其他的债权人开始担心这个国家是否那么可靠，他们担心自己的钱不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安全。可以逃跑的钱都逃跑了，人们对比索的信心消失殆尽。政府曾尝试买入比索去支撑其价格，从而达到止跌的目的，但那不过是继续榨干政府的美元储备，并且还加剧了人们对政府债务危机的恐慌，尤其是对那一堆堆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国债偿还能力的恐慌。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在12月当选总统后，最终选择面对现实，放弃了难以维持的固定汇率，然而比索早已跌入深渊，人们早已对这个国家丧失了信心。
到1994年年底，墨西哥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国家金融的控制，政府只有60亿美元储备和在未来一年即将到期的价值30亿美元的国债，而市场不再给予这个国家资信可靠的评级，所以它也不能再募集资金来偿还债务。我记得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夫·沙菲尔（Jeff Shafer）后来突然说他想通了墨西哥的问题出在哪里：典型的流动性风险！换句话说，这就是国家版的《美好人生》里乔治·贝里（George Bailey）的银行。墨西哥只有一些适度的长期债务负担，还有稳定的税收，所以，从理论上说，它迟早有一天能够还清所欠下的债务，因为它并没有根本上的债务偿还能力问题，这绝不是一件该绝望的事情。但是，它却直接存在着流动性问题。没有现钱在手头，它不可能立即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就好像乔治一样，这个国家需要马上得到现金的资助。
债务违约也许会成为9000万墨西哥人的噩梦，这会是恶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的前奏，当然它也会对美国造成影响：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美联储也曾估算过，这场混乱的危机会危及美国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使美国经济增长减少整整一个百分点，同时还会增加30%的非法移民。我们同样担心投资者受到墨西哥的影响而放弃其他有着相似缺陷的新兴市场。这种龙舌兰效应已经波及巴西和阿根廷，让它们的市场和墨西哥一同走入低谷。最后，我们知道，如果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放宽其对外国资本限制后的一年，便遭到毁灭性打击，那么，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就可以宣告他们获得了胜利，这最终会导致国会通过贸易限制条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被世界隔离开来。
拉瑞意识到，对墨西哥限额只有26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规贷款远远不足以阻止这场悲剧的继续发生，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来填补这巨大的资金缺口。于是他建议把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关于美国军事干预的原则—只在美国的利益受到动摇并且有明确的退出策略时动用压倒性的力量—用于美国的经济干预。在早前的一次讨论各自方案的会议上，格林斯潘提出200亿美元是刚好能解决国债问题和拯救市场的临界点，由此我们最终决定投放两倍的量。但美联储主席是个支持企业自由竞争的共和党人，他不想干预市场，并认为援助墨西哥（以及其债权持有者）反而会鼓励墨西哥在未来继续冒类似的不负责任的风险。但是我们都承认潜在的道德风险成本远比不上实际的损失。这就像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把这个方案叫作“墨西哥一号”，随着国会政治情况恶化，我们还需要一个“墨西哥二号”。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财政部授权用于减小汇率波动和促进金融稳定的汇率稳定基金时，我发现这笔资金从来没有被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过，这使我认为，我们动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鲁莽的。不过，在华盛顿负责美联储国际事务的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提出一个能够让联储帮助我们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给墨西哥并且仍能保有一定资金用于应急的方法。这不是我们向国会所提的400亿美元，但这是我们在没有法律保障时唯一能实施的方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承诺向我们提供有史以来该组织提供的最大一笔资金—180亿美元，这使得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拉瑞·鲍威尔（Larry Powell）主义的目标了。
然而，我们的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承诺感到非常愤怒，一方面是出于它们对道德风险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认为IMF做出承诺时没有进行充分的咨询。而国会议员也对我们再次使用欧洲社会基金（ESF）感到愤怒，部分是因为他们实质上在担忧我们冒险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拯救华尔街的投机者以及美国鲁莽的邻居，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刚通过了自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援助项目。而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在与墨西哥政府谈判，所以“墨西哥二号”方案没有实施。
我们认为需要提供援助的协议必须包括一些苛刻的条件，包括让政府做出可靠的承诺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控制，并且将利息提高以减少私人资本向外流失。最后，除非政府领导能证明他们的国家是值得投资者信任的，否则我们的援助将无法发挥作用，就像拉瑞喜欢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指望改变的比他们曾经做的更多”。但我们也不想让惩罚性的强加条件使墨西哥经济受挫，从而进一步丧失信心，或者使得墨西哥政府为了证明他们不是无可奈何才乞求美国施以援手而抵制我们的援助。
我们的处境就像在走钢丝，投资者由于不确定政府改革的态度，并且受到美国政治反对党的影响，从而怀疑我们是否能走过这危机重重的钢丝线。美国国会领导者则尽可能阻止我们使用欧洲社会基金，或者至少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从墨西哥劳工标准到佛罗里达番茄出口等事务的限制上。在美国国内，即使在我们于二月下旬签署了协议后，鲁宾仍然扮演着魔鬼代言人的角色：让我们去说服他，我们没有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没用的地方。从财政部大楼里传出来的新消息，给重新考虑贷款问题的谣言火上浇油，这让整个市场继续动荡。
鲁宾喜欢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成功的绝对信心。那些如恰帕斯出现叛军以及比索价值下跌的种种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都加剧着我们对计划失败的恐惧。但是，我们依旧在进行着我们的援助计划。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和他的技术团队信守提高利率的承诺，并同时增税和削减预算，这有助于说服投资者相信政府正致力于引导墨西哥的经济恢复到正轨。在数月的不断衰退之后，市场终于开始趋于平稳。
到了1995年年底，资金开始慢慢回流。到1997年，墨西哥的经济产出终于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其政府也终于提前连本带息偿还了包括美国纳税人140亿美元在内的所有贷款。随着墨西哥情况的稳定，南美、亚洲和东欧这些受到墨西哥及类似地方影响的市场都逐步得到了恢复。援助计划成功了！尽管到那个时候，墨西哥不再是新闻的焦点，美国对它的成功援助，抑或是我们收回了投资顺带还获得了一些利息的事实，也不再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但这都不能否认克林顿和鲁宾这两位援助计划最初决定者发挥的居功至伟的作用，这是任何政治打击都不能抹杀的。
墨西哥金融危机给糟糕的政治危机应对上了醍醐灌顶的一课，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有争议的事情，看到鲁宾和格林斯潘在其公信力接近最高点的时候却因为要去进行一场赌博式冒险而遭到谩骂是非常难受的，这就是他们最吸引我的地方。国会领导者与克林顿总统的对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尽管克林顿总统一直觉得这可能会危及他的连任，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进行援助的想法，反观国会领导者，他们在公众反对的时候就放弃支持我们了。事实上，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艾尔·达马托（Al D’Amato），另一位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人，他也曾敦促我们丢掉墨西哥这个包袱，以免我们受到猛烈的抨击。这种国会里的投机主义使得对墨西哥信心的恢复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损害的，是我们信守自己承诺的信心。
事实上，当危机一结束，参议员达马托就在国会推行了一项法案，暂时性地限制我们动用外汇稳定基金以应对未来的危机，即便我们知道未来会有危机出现。全球化释放了金额巨大的“热钱”，这些钱可以在瞬间跨国流转。同时，人类几个世纪来逐利心态助长金融泡沫和危机的事实并未改变。
我们不认为国际社会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引导这些新兴但又危险的国际流资。我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一些同事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准备更多的资金来应对墨西哥危机的进一步发酵，另外还需要足够的能力确保资金能快速有效地运行。当一些国家面对危机时，我们必须做的是提供充足的资金使之渡过难关，同时在困难时刻重树市场信心。
但是，即便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成员，美国也不能控制全部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设立，坐落于华盛顿，但是美国的出资只占全部基金25%的份额。正如康德苏发现的：美国可以阻碍一些事，却不能做成一些事，除非美国能说服其他参与国。甚至在墨西哥危机解决前，美国就着手尝试组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组织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我们的部分工作是推广预防危机的良药，帮助一些国家避免成为下一个墨西哥。我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协调各方以国际公报的方式达成共识，鼓励各国避免过度持有他国短期债务使本国汇率稳定，保证各国银行在面对突发性损失时拥有充足的资金作为缓冲。不过这些措施完全出于自愿。我们不能强迫主权国家遵照这些建议，所以我们的主意在那时也没起多大作用。
在为预防危机做出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努力增加当出现下一个墨西哥时的应对措施。我提出筹措一项新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基金，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危机中，世界将不再完全依赖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美国，尤其是如今达马托限制法规束缚了我们提供双边借贷的能力。我们也提出了一项有趣的有关新基金的计划：不仅由传统的发达国家集团出资建立，新兴市场国家也将参与筹集资金和管理。这也部分反映了国际实力的再平衡：亚洲和南美经济体应当在由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具影响力的一席之地；但是这将部分稀释保守的欧洲国家的权力—我们不希望他们偶尔的本位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风险使得未来的危机应对失效。
我经常与来自美联储的泰德·杜鲁门一起遍访全球推动这项措施，一起协商难以理解的细节。我喜欢这种有关实质内容和外交的挑战—长时间待在不能开窗的机舱和没有窗户的房间。甚至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在大西洋上飞了个来回。我还曾5天访问了5个亚洲国家。我和新一届的财长、央行行长们建立起了联系，这让人着迷甚至令人激动。
许多外国官员开始怀疑我们建立这一新的危机基金的用意，认为我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他们的钱实现自己的利益。一些欧洲的同僚称我为“微笑的霸主”。我的确想要把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这没错。我曾问杜鲁门和另一位美联储经济学家卢·亚历山大（Lew Alexander），我们是否能构建这个基金使得美国拥有强制推动或者一票否决这样的权力。他们大笑着说他们认为25%的资金份额不能给予我们这些权力。但我们最终拥有了否决权。参与国也最终认识到这一基金是有利于每个人的。
1997年，我们有了协议框架。但是在国会签署这项应对下次危机的新武器时，新的危机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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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的警告：固定汇率和短期外汇贷款的危险。这么做的还有许多的亚洲新兴国家。这些问题在他们的经济停止高速增长时显现，而且事态严重。
整个20世纪90年代，泰国的银行享受着便捷获得美元和日元的优惠，并利用这些资金创造出了投资繁荣，主要是在房地产领域。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没产生回报。当泡沫在1997年破裂，银行超额拥有不良长期贷款，债权人削减了短期美元和日元贷款，市场对泰铢信心崩溃。泰国领导人不是自我调整，而是走墨西哥的老路，消耗外汇储备维持一个不可能维持的对美元钉住汇率，指望着风暴将会过去。但是没有成功。1997年7月，他们只能放弃—泰铢贬值，危机爆发。泰国不像墨西哥那样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还是知道泰国的危机可能会拖累亚洲其他经济体。而亚洲是世界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泰国比墨西哥更缺乏应对金融冲击的准备，后者以前对于危机可谓是久经沙场，并且吸收了一大批金融人才为政府服务。我记得在危机早期，我在泰国我父母住的房子里致电一位泰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他知道的不多，而且也不愿意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泰国人太过沉默寡言，让人很难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也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国家。我的同事们有时认为我对那里应该有所感受，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高中时光。拉瑞取笑我是“亚洲先生”。但是我在泰国的时光可能除了让我感受到危机的来临之外，并不能带来更多的领悟，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能帮助泰国人的知识了。
美国财政部的主张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复制美国在墨西哥所做的工作。美国希望把一大笔钱“放进橱窗里”，这是一笔足以匹敌负债的金额。我们将要以相当高昂的利率代价快速贷到足够额度的资金来度过这次危机。附加设计好应对各种情况的计划防止泰国重蹈覆辙，实现重塑这个国家投资者信心的目标。
但是泰国危机和墨西哥危机不太一样，美国没有取得金融的领导权，所以我们不是胸有成竹。参议员达马托设置的外汇稳定基金的限制法规阻断了我们本可以得到的所需要的长期借款。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唯一的大额融资来源。8月，在东京召开的金融官员会议上，在日本宣布向泰国融资40亿美元后，我不得不解释美国为什么不直接参与行动，即使美国的金融规模大于日本。“成为超级大国感觉怎么样？”我这样问日本同僚。这种情形让我—我想也会让美国政府—很不舒服。
尽管董事会阻力重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承诺了大约40亿美元，加上其他承诺组成了价值130亿美元的贷款。不过这一揽子计划似乎没有对待墨西哥时那么慷慨。其他亚洲国家被触怒，而日本也借机察觉到了美国显著的弱点，顺势提出了组建亚洲货币基金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角色。我们认为这对世界甚至对亚洲来说不是个好点子：因为区域性的基金面对区域性危机更为敏感，更易于被击溃。我警告鲍勃和拉瑞，在亚洲，美国正经受巨大的信用危机。即便在这个大陆上美国有10万名士兵，美国的影响力仍在衰退。
我们冒着使问题严重化的危险与透明度问题斗争。泰国人公开宣称他们还有价值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几近于零。泰国央行在远期市场出售持有的美元来掩盖问题的严重性。主席格林斯潘先生强烈地意识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泰国应当坦白实情。鲍勃和拉瑞表示赞同，而我存有疑虑。我认为和盘托出会粉碎信心并加剧事态的严重性。
但是我错了。允许泰国政府隐瞒信息可能有助于避免短期的阵痛，但是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出真相，这可能会极大摧毁它们的信用。在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是信心的敌人。各个市场不再信任泰国，可靠信息的缺乏会让投资者设想到最坏的结果。然而，当时我所害怕的事似乎成了现实：美国搞砸了一项并不出资的干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底宣布提供贷款，泰国缺少外汇储备的信息公开后，泰铢继续一路下跌，资金持续抽逃。
到了秋天，我被委任协助财政部长处理国际事务，这是我10年来作为公务人员第一次被政治任命。在拉瑞的建议下，我从共和党人变为无党派人士，因此能更轻易地进入白宫议事，虽然我曾两次给克林顿总统投票。忙于亚洲事务的我无暇体味这一任命。鲁宾在中国香港的一家酒店里主持我的就任宣誓仪式。那时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印象最深的却是不断袭来的恐惧感。危机蔓延到了同样实行固定汇率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市场也出现了和亚洲市场相似的情况：投资者赶在危机蔓延之前出逃。虽然美国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增长趋势，工资不断在上调，而且联邦预算也是几十年来破天荒地有了盈余，但是在10月末，亚洲金融危机席卷美国，使得道琼斯指数突然下跌了7个百分点，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中止交易。
我从优秀的同事那里受益颇多—比如鲁宾和格林斯潘，他们在那些日子里被传颂为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魔术师；拉瑞是美国重要的国际经济战略家，现在是副部长；戴维·利普顿（David Lipton）是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有经验的“乡村医生”，曾经做过拉瑞的副秘书长；曾和我一起环游亚洲的杜鲁门曾是美联储经验丰富的危机斗士。克林顿总统支持我们的战略，这让我们没有感受到政治的羁绊。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执着地为我们不受欢迎的工作而自豪。我们仅仅专注于在一堆糟糕的选择中找到最好的选择。在一次次的会议中，掺杂着争论、争吵和思维的碰撞，但这还没有到尽头。我戏称之为“群交”（clusterfucks），而这也成为财政部标准的行话。这时，拉瑞即将宣布我们在泰国需要一次“群交”。
我们一直按着自己的方式前行，跟着感觉走，虽然无奈地意识到我们掌握的不充分信息和手头工具的限制，但我们还是精练并讨论着我们的策略。在危机背后我们也试图采取着一些措施。我们一直急于赶上，我们希望争取到的每一个平静的时刻都能够成为终结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的转折点。但是这些希望总是遥不可及。
印度尼西亚是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货币崩溃，银行透支，其腐败政府（由年迈的独裁者苏哈托领导）也无招架之力。到了11月初，苏哈托勉强签署了一项23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协议。但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会致力于这个项目或者说他的政府能否重拾信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贷款的那一天，杜鲁门和我在雅加达会见了印度尼西亚的高级经济官员。财政部长进入会议室，询问中央银行行长利率出现了什么情况。中央银行行长兴奋地说利率上升了。财政部长回应道：“我以为你会告诉我这一项目会使利率下降！”
杜鲁门和我对视了一下说：这不会起作用的。
印度尼西亚人的执行力有问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犯了错误。最具破坏性的结果可能会迫使苏哈托关闭陷入困境的银行—包括他儿子所拥有的那家—这些银行实施了一种作用非常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而其他银行系统之所以发生存款挤兑，是因为存款者担心这些倒闭的银行只是许多即将倒闭的银行中的第一批，存款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他们的钱由受照顾的内线人员管理都不安全，那么任何地方都不安全。而苏哈托的儿子在几周之后轻易地购买了一家新银行，向其转移了许多相同的资产，将其建在相同的位置，并取了个新名字—这向潜在投资者发出了一个惊人的信号，改革浪潮还没有波及印度尼西亚。
在任何金融援助下，许多最艰难的决定围绕着情况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哪一种药可以有效，合适的剂量是多少，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病人死亡。比如，在泰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利率大幅度地增加，试图阻止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以及一些温和的预算削减来粉饰银行系统的修复费用。对于像泰国一样经济陷入混乱的国家，关键是制定出使投资者确信国家是有信誉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在浪费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的标准。但是泰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很低了，像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这类无奈的措施将会在低迷期进一步导致经济衰减。在新数据揭露经济处于衰退中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在泰国的财政紧缩上改变方针，而这只是对于此计划的诸多修订中的第一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度尼西亚强加了更加全面的条件—不仅是传统的财政紧缩和利率上调条件，还有经济特权（苏哈托曾经同意支持上层集团）的全面废除。我们没有制定出这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大部分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改革者之手—但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这很难证明数十亿美元冒着风险来维持腐败现状是合理的，而且我们认为只要苏哈托和他的核心集团控制着主要产业，外国人就不愿意在印度尼西亚投资。
但是这些条件太过分了。目前还不清楚为何打破对腰果和丁香的垄断对于恢复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腐败不是危机的根源，而且在危机肆虐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合理地消除腐败。在内部讨论期间，我们表达了对于条件范围的担忧。我开玩笑说，利普顿正在担任麦克阿瑟的角色，试图重塑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但我没有提出一个可靠的选择方案，我的担忧不仅仅是一个策略。
在任何情况下，这个计划都是一团糟。卢比在几个月内贬值了80%，苏哈托一再承诺改革，但他没有实施的意愿，也可能是没有能力实施。危机打破了印度尼西亚几十年来推行的政治体制，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也不能修复这场浩劫造成的伤害。
危机蔓延到了韩国。韩国是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力量，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盟友。我们担心，如果韩国被殃及，投资者会认为没有一个新兴市场是安全的。我们甚至不愿去想象朝鲜可能会试图利用民主邻国的垮台去做一些事。
像其他的亚洲小虎一样，韩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就像墨西哥，韩国最近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但是其银行已经借贷了大量的短期外汇贷款，同时在韩国发放了大量的长期贷款以赢得财阀（庞大的国家补贴的集团）的支持。如今，财阀陷入困境，银行面临挤兑，而政府耗尽外汇储备来支撑韩元。当杜鲁门和我11月中旬再次抵达首尔时，韩国的总统已经更换了仅仅为了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的财政部部长，表示拒绝接受援助。如同我们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见过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情景。而韩国央行行长再次告诉我们情况比看上去更糟糕；几乎所有的国家外汇储备都已经耗尽了。我问他为什么新的财政部长同意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他还没有看过账簿。”韩国央行行长告诉我们。
数天之后，韩国同意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这次，我们决定向橱窗投入足够的货币防止挤兑。在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之前，我们想掐灭其于萌芽状态；我记得和鲁宾说过，我们对韩国不能轻易地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他对于势在必行的说法或者上诉的必要性没有很好地做出回应。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成功概率较大的计划，那么袖手旁观，或让韩国遭受危机是完全合适的反应。他喜欢提醒我们，虽然有一个问题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同样的，我喜欢指出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韩国的经济比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体还强大。这个赌注越来越高。债权人上门向韩国银行讨债，那些在银行有大量储蓄的韩国企业和个人会随时匆忙地取走存款。
我对鲁宾说，“一切皆有可能。”
随着危机的持续升级，达马托的限制期满，我们在对韩国发出的国际性回应中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我们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5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财政部和其他国家的“第二道防线”的200亿美元，以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被完全耗尽。墨西哥那时还是未知领域，已经收到了大约7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韩国获得了19倍的配额。这是拉瑞的启示。基本上，他在游戏的中途改变了游戏规则，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更快地借出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初几个月，美国偏向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并没有投入自己的资源和精力，而在韩国，拉瑞却把鲍威尔主义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但即使是在我们看来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承诺也不能停止挤兑。市场不相信这个承诺是可信的，或者足以覆盖所有韩国银行所隐藏的不良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付款很快外流，因为韩国银行的外国债权人匆忙退出。韩元在3周内贬值40%，而政府实质上是耗尽了外汇。我们开始怀疑能否拯救韩国；我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一次深夜召开的电话会议中，拖着沮丧和精疲力竭的身体，我建议可以简单地通过加速支付下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办法来争取时间。拉瑞嘲笑我提出了一个越南战争的策略，这将会是一个失败的处方。
他说，“逐步加码升级是行不通的。”
韩国危机挑战中的一部分是集体行动的问题。债权人拒绝向他们认为有违约风险的韩国银行重新发放短期贷款。当这些贷款到期时债权人就要求偿还，这增大了违约的可能性。因为韩国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而且它的经济是很有成效的。如果债权人都可以持续为韩国银行融资，就会避免更混乱的局面，这对债权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都担心，如果他们不取走自己的钱，其他债权人就会取钱，因此他们就想比另一个人更快地取走钱。这是在危机中常见的动态过程，个体理性的决定会产生灾难性的集体性结果。如果要让更大范围的计划有奏效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去打破这个循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杜鲁门和我想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办法。我们提议劝说韩国的主要私人债权人—一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金融机构—延长其给韩国各银行贷款的到期日。虽然我们不能强迫这些债权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可以使他们确信这一点：自愿“放水”将符合双方的利益，如若不然，我们可以确信结局会是政府违约，这将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在一系列电话会议中，我们召集了主要跨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各国的财长，他们听到了同样的消息：如果同意把短期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那我们就会加快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款项进入韩国，这样他们都能有机会把贷款全部收回。但是，如果大家不肯团结一致稳定局面，那我们不能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继续放贷给韩国，最终他们都将面临更大的损失。
一开始，各银行都有些震惊，但是鲁宾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然后银行家们凑到一起，同意先暂时停止收款，并扩大了债务再融资范围。恐慌逐渐消退。韩国新任总统金大中先生是一个毕生的民主活动家，他明确表示并且承诺：要像塞迪略总统在墨西哥的所作所为一样，不惜任何代价恢复韩国的市场信心。第二年，韩国的经济严重萎缩，不过，1999年韩国经济以惊人的11%的增长率再度发展起来。
泰国扭转衰退局势所花费的时间更长，但在新首相做出真正的改革承诺后，泰国的经济也开始反弹。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更加艰难，199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这是自大萧条以来衰退最严重的情况之一。那时印度尼西亚曾因恶性通货膨胀引发暴动，而且曾对华裔商人进行人身攻击，并指责他们造成了印度尼西亚的困苦。苏哈托被迫辞职，他曾执政30年，但这不仅没有结束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战役”，还催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印度尼西亚的贷款不得不重新谈判23次。不过，最终经济开始缓慢恢复。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有过几次和平民主过渡的历程，并正经历着长期健康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不是很完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被设计成尽可能独立于成员国的政治活动。虽然我们没有操纵它，但是从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我们非常关心它平息全球危机的能力。因此，即使是处于“金融救火”期间，我也倾向于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提议。考虑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越来越独断专行的日本的矛盾心理，这不是外交的艰难壮举。我们认为区域性的基金组织将使亚洲经济恶化，因为区域外的国家将没有动机去应对亚洲大陆未来的危机，而且区域政治对贷款条件的影响会使得亚洲基金组织的项目在投资者的眼中不那么可信。当然，我们不希望美国被排除在未来危机的应对行动之外，而且也没有很多亚洲国家仍视美国的安全存在为区域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佐证。但最终，日本疲软的经济宣判了亚洲基金计划的死刑，迫使其财政部官员撤回提案。这是日本的耻辱。我们并不乐见日本经济的困局，这会降低亚洲经济的增长率并加剧金融危机，最终将会损害美国和全球经济利益。但是我们很高兴保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使其成为最后的唯一的国际贷款人。
当我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后时期离开财政部时，我的同事们曾半开玩笑地为我推荐下一份工作：例如，鲁宾建议我去做拉瑞的传记作者。格林斯潘提议让我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副总经理第一助理”，他以这种诙谐的方式庆祝这一组织的不存在。
1998年春天是危机的一个短暂平息时期。靠着肾上腺素维持了将近一年后，我得了偏头痛；我开始参加铁人三项运动，用以弥补突然减轻的压力。但是，金融危机的节奏往往不可预知。亚洲金融危机逐渐蔓延到亚洲以外地区。到了夏天，俄罗斯、乌克兰、巴西和土耳其也都出现了违约风险。
俄罗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领导人威胁将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债权人的贷款。我几乎没有参与早期支持俄罗斯改革的行动，但是鲁宾还是问我对于拉瑞和戴维·利普顿正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的、作为防止违约的最后努力的救援计划有什么想法。对于干预政策，我往往属于团队里比较积极的一派—在条件方面我总是持宽容态度—但是我认为花钱填无底洞的行为非常疯狂。那时，俄罗斯在金融和政治方面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了。鲁宾也同意这一点。就像美国曾鼓励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样艰难，就像我们担心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不稳定一样，违约似乎在所难免，对俄罗斯额外的贷款感觉就像资金和信誉的浪费。
但是，当世界金融市场处于脆弱之时，违约会极具破坏性并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来自俄罗斯的违约冲击会促使投资者撤出风险资金，引发世界各地的金融证券价格下跌。而这些变化的动能进一步把过度杠杆化的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带到了破产的边缘，还加重了其华尔街债权人及其他有相似风险的机构对更严重损失的担忧。比尔·麦克唐纳（Bill McDonough）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负责人，他曾经帮助安排了一个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甚至比我们在韩国曾做过的方案还简洁。华尔街各主要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同意现金注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直至它的交易可以安全结束。当10年后一次更严重的危机袭击美国时，我们还将重新审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解决方案。
一个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设计的关于风险管理战略的大型对冲基金的崩溃，显示了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金融存在的危害。秋天，我们得到了另一个警示，那时，俄罗斯危机的余波把巴西也卷了进来。最初的方案收尾以后，我们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搭建了另一个巨大的资金墙。一旦最初尝试的钉住美元制被舍弃，来自巴西的一流经济领袖在几个月内就能把情形扭转。
1999年，全球金融系统已经足够平静，《时代周刊》特别把鲁宾、萨默斯和格林斯潘放在封面作为“世界拯救委员会”的代表。我现在负责国际事务，这是拉瑞以前在财政部的工作，而且我是杂志中“世界拯救委员会”的一员。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但它也有些言过其实。我们也曾犯过很多错误。我们的干预并不总是创造奇迹。甚至是在墨西哥、韩国和巴西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功案例中，也遭受了毁灭性的经济紧缩，因为信贷泡沫破裂后的去杠杆化过程始终是痛苦的。而且我知道必胜主义基调会冒犯世界各地的同事。我们帮助部署到危机国家的资金是至关重要的，但钱不能弥补政治意愿的缺乏。我们在华盛顿所做的选择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和危机国家称职、可信的领导人共同处理事务时，这些选择才能运转。巴西央行行长阿米尼奥·菲拉加（Arminio Fraga）也拥有美国国籍，他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我后来还把他作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推荐给奥巴马总统。
就像“世界拯救委员会”一文所指出的，“惊人、强劲的美国经济”正使得我们看起来更加精明。尽管我与美国国内的成功毫无关系，但我感受得到国内的经济实力如何提高了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当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把自己的经济管理得很好时，他们就更倾向于听从我们。
但我对那个时代的主要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可怕”，我们如此无知，曾经试图找寻理由来找回对这个市场所失去的信心。尽管我们的干预措施有效，但经济依然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现在想起仍然心有余悸，市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一切防备都显得手足无措，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起恐慌，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蔓延开来，政客们做了多少迫于无奈的决定。我所认知到关于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是可怕的。
亚洲恐慌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欧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和本土保守派批评家认为，我们所做的只是徒增道德风险而已。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贼喊抓贼。通过援助墨西哥，我们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不好的信号，使当局领导和债权人相信如果情况变坏我们会再次出手相助。站在道德风险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持续高风险的投机，而债权人还会义无反顾地出资。
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故事，显然这不是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理由。纵观历史，金融危机总是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尽管新兴市场危机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领导人引咎辞职，但他们还是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继承者们。但外资银行或境外投资者有什么理由来给脆弱的政府或银行提供融资，难道是因为它们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会保护它们免受损失？在墨西哥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那些困难的国家只是提供了少量的资金援助，那些国家遭受的经济破坏也是影响深远的。即便是在墨西哥，在我们的救援开始生效之前，一般家庭和投资者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让人警醒的故事，而不是让你去刻舟求剑。
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投资者的损失将会更严重，即使这样，他们也对该组织毫无信心。在墨西哥危机之前，世界各地的许多银行已被国有化或者破产清算，在这过程中通常会把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剔除出去。在墨西哥，风险已到了不可预测的地步，即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人们仍然没有办法去评测风险。当俄罗斯濒临违约的边缘时，一些投资者购买其债券作为一种“道德风险赌博”，事实证明，他们当初所想的违约救助是错误的，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认为也许因为看到了墨西哥的成功，投资者才对亚洲的发展更加自信，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危机已经结束或他们认为自己会受到保护，而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的一个原理可以缓解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和周期。但我们不得不用道德风险来解决金融危机，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风险来保护投资者和机构。用杜鲁门的话来说，他们是有效应急措施的连带受益者。想要为在危机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设计一项有效的救援措施，如果没有连带受益者是不太现实的。
但墨西哥的成功并没有促进亚洲的繁荣或提升投资者投资的意愿。在马尼拉的亚洲金融危机早期的一次会议中，当欧洲一些金融官员在争论用道德风险还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时，斯坦·费舍尔（Stan Fischer，优秀的美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以后我会把他推荐给奥巴马作为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性爱不是由安全套引起的。斯坦的观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不是金融危机的源头。显然不是因为有了消防员才会发生火灾。
我认为只有达成一系列的共识，才能解释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静和稳定，预示了未来更多的平静和稳定的这种过分自信。更大胆地说，你可以称之为“狂热”。近年“亚洲四小虎”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投资者更加确信过去的预言将会慢慢实现。在对抗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阅读了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著的经典的金融危机史《疯狂、恐慌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以及他对几个世纪以来危机复发的解释，我感觉这最贴近于我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危机之前，亚洲的信贷余额3年间翻了一倍。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投资者对未来的表现太过乐观，从而忽视了固定汇率的脆弱性，热钱的流入总是伴随突然的流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曾说过，若干年后自会证明由于稳定催生了过度的自信，而这又是未来动荡的源泉。
自欺欺人是人类的天性，但这又并非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起因。当时，相似的外部环境促使美国互联网产生泡沫，投资者都被eBay（易贝）这样的成功者投资于Pet.com这样的失败者所深深吸引。但是巨大的泡沫并不是产生危机的主因，因为那些公司财务杠杆都还比较合理。当这些互联网股票下跌的时候，投资者遭遇了巨大的损失，但对实体经济来讲，仅仅是一次温和的下降而已。
热衷于额外的负债，过度的杠杆会导致严重的危机。当金融机构或政府过度举债时，往往会遭到债权人的质疑，从而催还债款。更危险的是他们以短期借款的方式投向过热的市场。经典的例子就是银行把活期存款储户的钱投向商业和房地产信贷。把短期的钱用于长期投资，这种类型的“期限错配”正是电影《美好人生》里乔治所陷入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存款保险制度来避免银行的挤兑。但是许多投向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看起来就像无保险的储蓄，当没有信心时资金马上会撤出。当债权人要求还钱但金融机构因为把钱长期放贷而无法及时偿还时，立刻就会发生倒闭。如果只有一家银行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只是不幸。如果有大量的银行发生这样的问题，那就可称之为灾难了。
狂躁和高杠杆投资是造成亚洲银行系统灾难的助燃剂。过度的自信催生了泡沫，当泡沫破灭时又变成恐慌，就像当投资者认为某些类型的投资绝对安全时，突然发现没有一种投资是安全的。信贷市场、银行间市场、国际市场终止交易。他们的优势变为盲点，就像他们曾经无视自己的缺点一样。运营所需的钱越多， 在其他资金运行上就会出现更大的压力。这就是金融危机传播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你需要一个有效的危机预防部门时，你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现代设备。
我们最终成功地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危机预防基金，但这并不容易。几个月以来，我们不得不与国会共和党人协商，共和党人以美国贡献为由，向对外援助拨款法案附加完全无关的堕胎限制。我还帮助推动创建20国集团（Group of Twenty），作为一个扩大的国际金融合作论坛，包括促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巴西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将更进一步促使20国集团成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主要舞台。
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所有的辩论几乎都会在10年后全球金融危机里重演：严厉的爱与无条件的爱；《旧约》对纵火犯正义处罚与对无辜者的实用主义；透明与宽慰；紧缩与刺激；流动性与偿付力。对于每个国家，我们商讨金融危机发生多久之后才应该积极干预，如果危机继续恶化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想救的人是否能够信任，并履行他们的承诺。我们发现提供更少的资金反而成本更高，就像总统塞迪略所说，当市场反应过度时，政策也会反应过度。虽然没有人愿意不设置附加条款白白拿出钱提供救助，然而，太多的附加条款又可能阻碍救助。
对于应对危机，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这比科学更具艺术感，相对黑与白，这属于灰色地带。它需要灵活性、创造力和谦卑之心，而非毫不动摇的原则。我喜欢套用拳击手兼哲学家迈克·泰森的话：每个人都有应对策略，直到他们被一记重拳击中面部。
我进入政府工作并非想成为一名改革斗士，我只是想做一些有意思的和重要的工作。我想要超越自己。在财政部我有权帮助制定政策，帮助国家发展，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对此我备感荣幸。当新兴市场危机结束时，我要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个不用拯救投资者或是激怒公众，并且极富挑战的方向，正是这种挑战当初吸引我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当第二个千年临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和其他宗教领袖呼吁富裕国家减免贫穷国家的债务，要知道贫穷国家有将近30亿人每天仅以不足2美元生活。这种周年纪念活动有一个强大的道德支持，在海外长大的我曾见证过。在全球范围内，有1/3的孩子营养不良，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为了别墅、瑞士银行账户或战争而融资，将这些孩子的未来作为抵押。在许多国家，支付的利息超过医疗和教育预算。1999年鲁宾下台之后，拉瑞成为新的财政部长，我认为他有经济方面和战略方面的理由帮助贫穷国家摆脱沉重的债务，以免伤害他们的人民，并造成他们所在的地区不稳定。所以我们提议大幅减少最贫穷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并且逐步取消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所有欠款。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条款，例如为了获得债务减免，一些政府不得不把省下来的利息用于支付人民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
豁免债务的举措花费昂贵，同时被认为会诱发道德危机，因此遭到来自美国财政部和其他国家一些财政部工作人员的强烈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豁免债务；它从成员国筹集资金，保证他们的贷款将永远是高等级的，并能够全额偿还。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认为救援只会鼓励发展中国家不负责任。
但是我们不认为富裕国家会向某些发展中国家腐败的独裁者提供资金和武器。有一次我遇到U2摇滚明星和债务减免活动家波诺，他描摹了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者教导穷人的滑稽场景。我告诉他，听到一个苏格兰人讲话伴有德国口音很奇怪。波诺是爱尔兰人，但他显然原谅了我的失礼，当我离开财政部时，他对我下一份工作的建议是做他的乐队鼓手。
我处理了全球债务减免谈判的大部分。我也曾在国会做了很多有困难的政治谈判。由于婚外恋事件，克林顿总统刚刚被共和党人弹劾。共和党人已经举行了一次例行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试图让总统削减国内开支的行动，当部长鲁宾采取一系列创造性的金融措施用以避免政府违约的灾难时，他们也曾扬言要弹劾他。共和党人倾向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资助的全球福利计划。许多自由民主党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抱有敌意，他们将其视为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和以财政紧缩为名义的“结构性改革”工具。我雇用了莉迪亚·威廉姆斯（Lydia Williams）来帮助设计美国的战略和与左翼接触，她是一个优秀的乐施会活动家。但在弹劾的创伤后，国会山上的党派之争看上去实在太让人心烦意乱，以致无可救药了。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全球债务减免的起因促使福音派的共和党人和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积极合作，他们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做点正确的事情。我们成功地与来自得州的迪克·阿梅（Dick Armey）等南方保守派，以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等东北自由主义者合作。2000年11月6日，在一场将造成持续一个月党派诉讼的大选前夜，我作为跨党派组织的一员，看着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赦免22个贫穷国家债务的法案。
“我相信这一行动将使得我们国家的人道主义基础更为坚实，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那天在白宫东厅的发言中说道。
这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在财政部的第一个12年里，我多次观察到政府的萎靡和行政的不完善，但我又仿佛获得了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就是关于政府公仆对于整个社会正面推动的观察。举例来说，这项债务赦免中有5000万美元的政府捐款投入到谢莉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拉瑞的首席幕僚）和我支持的一个国际接种疫苗基金。这些都是公益事业，我们可以为无数未曾谋面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刚开始在财政部工作时还是一个公务员，但是现在我是民主党任命的官员了。因此，当布什总统就任时，我离开的时候到了。当我正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很慷慨地给了我一份和目前薪水差不多的工作。
我也尝试了一些金融公司，但我对这类职位提不起兴趣。一个离开财政部之后去了投资银行的朋友建议我说，如果要到金融行业工作，就去薪水给得最高的那家，因为薪水高低直接反映出公司是如何评价我的。这听起来是个很奇怪的求职建议。在找工作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薪水的问题，并且我也从来没有为了追逐金钱而放弃我的理想。即使作为公务员，我们一家也过得很舒服，因为我的工资高过大部分美国人。卡罗尔从没要求我挣大钱，她只是希望我能多陪在她身边。
最后，我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的世界里。我的朋友斯坦·费舍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这一职位传统上是美国人把持的。德国籍总裁霍斯特·克勒（Horst Koehler）推荐我接任这一职位。但是，接替我财政部职位的来自斯坦福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阻止了这一任命。我当时被认为是与克林顿一伙的，泰勒觉得我在新兴市场危机中制造了太多道德风险，并且布什政府也希望在政策上划清界限。他们推荐了来自斯坦福的共和党人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担任这一职务。之后，克勒提议由我担任政策和审查部门的主管，这也是个高级职位，我接受了。拉瑞和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觉得从名声上看这个职位不如之前的，但是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事。我的部门是政策的仲裁者，必须对每一项金融资源的使用负责。我很高兴有机会继续从事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相比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为正式，工作时也更加严肃。在这里，有没完没了的会议，充斥着官僚主义，有一个富有侵略性、争吵不断的执行委员会，有数不胜数的文件，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派系冲突。当然，作为公共部门，工资却是异常高的。如果考虑到这一组织的使命以及在贫穷受灾国家的干预任务，高工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这里的工作节奏比我之前要慢得多。我很不擅长坐着不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聪明的专业人才很多，但很多人都没有承担过制定政府政策的重任。这里有许多文件要整理，有官僚主义要解决，有会议要开。我的同事肯·罗格夫（Ken Rogoff）是一位杰出的首席经济学家，有一次我问他是如何熬过高级官员们的冗长会议的。罗格夫年幼的时候是个国际象棋神童，他告诉我他会在脑子里同时下许多盘棋。
不过我依然有些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我帮助设计了一套原则，这会指导如何在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制定借款政策，能更好地区分何时我们应该让一个国家重组债务，何时我们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履行义务。我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了一系列援助限制，用以降低道德风险，同时为真正的系统性危机保留了激进行动的余地。除按惯例将注意力集中于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外，我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深刻地理解了因高风险的融资形式所形成的漏洞。虽然布什团队喜欢批评克林顿时代的救助计划，但他们最终支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乌拉圭和土耳其的大型救助计划，采用的仍然是宽松货币供应策略，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所在。
多年之后，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在告别晚宴上对我说，我就是教科书一般的证明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之间差异的证据。“所有危机中都有蒂姆的身影，”他说，“但他没有导致危机。是危机引来了他。” 我一次次地观察到放纵的资本如何产生融资热潮，而信心上的一点危机就会将繁荣引向萧条，继而变成恐慌。我看到那些有决心和绝对力量的危机管理者是如何帮助遏制恐慌的。同时那些化解危机所需的行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欢迎的和充满风险的。
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