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人生·文化(6)

个狗主义

有一种说法，称国门打开个人主义这类东西从西方国家传进来，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可疑。我们大唐人的老祖宗在国门紧锁的，朝代，是不是个个都不隶污不盗窃不走后门？那叫什么主义？

欧美国家确实以个人主义为主潮，让一些博爰而忧世的君子扼腕叹息，大呼精神危机。不过，就一般情形来说，大多数欧美人自利，同时辅以自尊；行个人主义，还是把自己看作人。比方说签合同守信用，不作伪证，不随地吐痰，有时候跟着“票”一把绿色环保运动抗议核弹或热爱海鲸。这种欧美式个人主义我们尽可以看不起，但可惜的是，在我们周围，更多的是签合同不守信用，是毫不犹豫地作伪证，是有痰偏往毯上吐，是不吃点国家珍稀动物就觉得宴席不够档次。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在干部的率领下制造假药——你说这叫什么主义？恐怕连个人主义也算不上，充其量也只能叫“个狗主义”——不把别人当人，也禾把自己当人。

有些人一辈子想有钱，却没想怎么当一个有钱“人”。

人和狗有什么区刿呢？如果说人活着不过就是饮食男女，那么狗也能够“食色性也”，并无差别。细想人与狗的不同，无非是人还多一点理智、道德、审美、社会理想等等。一句话，人多一点精神。西方的现代化绝不是一场狗们的纯物质运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他们以几个世纪文化精神建设来铺垫现代化，推动和塑造现代化。有些西方人即便沦为乞丐，也不失绅士派头的尊严或牛仔风度的侠义，就足见他们骨血中人文传统的深厚和强大。与此相反，我们的现代化则是在十年文化大破坏的废墟上开始的，在很多人那里，不仅毛泽东思想不那么香了，连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也所剩无多，精神重建的任务不免更为艰巨。我们不常看到乞丐，但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腰缠万贯者，专干制造假药之类的禽兽勾当。没有一种精神的规范和秩序哪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规范和秩序——势必侵蚀和瓦解法制，造成经济政治方面的动乱或乱动，就像打球没有规则，这场球最终是打不好的，打不下去的。以“社会”为主义的国家，欲昭公道和正义于世，理应比西方国家更具精神优势，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更优质的精神能源——起码应少一些狗眼看人、狗胆包天、狗尾摇摇以邀宠之类的狗态。

1993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3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岁末扔书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书别出心裁，独辟生面，决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不会用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IP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传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须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即可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旦收罗和传送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有较髙的矣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它们一时述角木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坡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辣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乌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人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徤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嗔出气味不对，立刻掉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

我的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夫犹豫他顾？

从这个意义来说，出版印刷业日渐发达的年代，也是扔书的勇气和能力更加显得重要的年代。

1994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在后台的后台

一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多年前是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生活的。于是，贵族可能自居聶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的履历。

同样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旧军装往边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得吃喝拉撒，活得彼此无大异。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那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以及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二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特最在行的活儿。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个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警觉“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法国人酒杯里的意识形态还那么容易入口？

面对人的各种行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隐藏在自然中的文化，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没有选择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和制约？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活泼的历史性实践。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进入曹雪芹平静的眼眸，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三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粗糙的表现。

当今很多人文学者从罗兰·巴特那里受到启发，特别重视文本，甚至宣布“人的消亡”。应该说，这种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如果文本论变成文中无人的唯本论，就会成为一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不过是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到头来，批评之长可能变成批评之短，因漠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批评的价值支点，唯文本论就有点半身不遂，必定难以远行。

其实，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林建法先生和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文与人互相参证的核对。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后台干些什么，离开舞台并且卸了妆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是不是依旧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编者这次没有忘记另一些幕后认物——编辑。把他们也纳人视野，后台的景观就更为完整和丰富。

看一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清查文学生产的真实过程。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然身着便装，操着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好说。文章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来点隐恶扬善以悦己或谀人。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用《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从小就接受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等训练，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习俗、流行舆论、政治处境等等限制，很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把文化假象当自然本质，把自己扭曲、变态、异化当做真实的“自我”——后台不也是一个广义的台？

周作人归附了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虚无顺势的表现，还是怯懦媚权的表现？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愤的政治放大？抑或他只不过是偶然的一时脑子里进了水？也许这些素都存在，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构成了不同的主从和表里。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己，更遑论旁人和后人。

有些人根据他的政洽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家，把他的后期定为反动文学家，显得过于简单，也不无失真的危险。由此可知，知人论世也常常落个一知半解，不一定总是很可靠。

俗话说，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这个舞台的后台纵深几乎是无限，不是轻易能走到头的。

四

人的真实越来越令人困惑，也是一个千古难题。

戏剧家布莱耠特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着，把前台后台之间的界限打破，把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放弃。小说家皮兰德娄让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所谓“后设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人音乐、绘画以及电影，已成为文艺创作潮流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这是本世纪的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