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1918—1921）

毛泽东26岁生日前不久，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省。

《三国演义》描写了三个豪杰，毛泽东和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三豪杰”。萧瑜是其中之一。再一个是蔡和森，他来自毛泽东母亲娘家那个县，是个激进的青年。

1918年，杨昌济离开长沙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首都给这“三豪杰”写信，谈到去西方勤工俭学为什么能帮助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就赴法国勤工俭学计划北上到了北京。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也随其后去了北京。途中先是步行，又坐船到武汉，随后再坐火车到北京。

毛泽东本来就要去北京的。有了杨昌济搭桥，《新青年》杂志做中介，他已经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外围。[1]关于北京出版的这份杂志，他对萧三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

北京看上去是个了不起的大城市，但毛泽东的境况却不那么好。很多大学生在中小学的小池塘里是大鱼，但到了大学，感到又成了小鱼。毛泽东就体验到这种痛苦。他必须找个工作，否则无以度日。

杨教授住在北大后门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毛泽东最初就和这所房子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后来他同另外七个湖南来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在三眼井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杂院里共同租住一间小房子。[2]他们八个人并排睡在北方民居特有的炕上，空气中散发着体臭味。毛泽东回忆那些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的夜晚时说：“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3]

北京物价比长沙高，买柴火烧炕使他们手头拮据。每人有一件棉外衣更是不可能的。他们八个人合买了一件（这种棉衣对湖南人来讲是罕见的，就像佛罗里达人罕有裘皮大衣一样），在严寒中他们只能轮流穿。北京很快就变得寒气逼人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毛泽东跑去请杨教授帮忙。毛泽东尽管很穷，但他在湖南上的是好学校，使他认识了一些人，也学会了想办法办事。杨教授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一个便条：有没有一个差事给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穷学生？

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毛泽东最敬仰两位作者。他说：“他们一时成为我的楷模。”其中之一是李大钊教授，原来他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

毛泽东得到一份在期刊室的工作，月薪8元。工作是很卑微的，薪水也很少。整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借阅者的姓名。对一个具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已经26岁的人来讲，这简直称不上是一份工作。

对于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来自长沙的一个出众的学生，而只是把杂志摆摆整齐的两只苍白瘦弱的手。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4]

无论是在一个临窗的三屉桌前忙碌，还是沿书架巡查，穿着褪色的蓝布长褂和布鞋的毛泽东，不会漏过他眼前的事物。在借阅登记簿上，他认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心酸地回忆说，“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 [5]

在大学的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同样不好。他可以到课堂上去旁听，但不能发言。有一次他贸然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是当时出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并当过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胡适问提问人是谁。发现毛泽东不是一个正式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时髦的教授拒绝同他对话。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对周围任何好的东西都盯住不放。由于急切希望踏入知识界圈子，他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

会。这的确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新闻和道德是他思想上主要的关切点。

他结识了一些新的人物，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成为毛泽东较亲密的朋友。这些人中包括张国焘，他出生于与韶山一山之隔的一个地主家庭。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毛泽东人生的前26年完全生活在南方的环境中。湖南和北京生活习惯的差别，至少像佛罗里达和蒙大拿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别一样大：严酷的冬天，不同的口音，饭菜缺少辣味等等；但是除了客观环境以外，更大的是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官员和名流，他们认为苦力们除了出汗干活以外，头脑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他们与在韶山的田里耕作的人们，如同隔世一般。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有一种很强的地方性感觉。对于北京的生活方式，他终生有一种爱恨莫名的情绪，根子就是这年冬天种下的。然而，毛泽东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北京。他常常独来独往，发现了北京及其郊区对他个人的吸引力。

那是从文学和古文物爱好的角度，他发现了他所喜欢的北京。他徜徉在公园和宫殿之中。在西山和长城，他去触摸古代中国的石头。他凝望着北海岸边垂柳枝头晶莹的冰挂，回味着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岑参在诗中生动感人地描绘了这种水晶般的冬天景象。这个湖南农家青年，更深地把自己同这一超越时代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在这座首都，每周都有政治苦难发生。但毛泽东似乎只关心那些更基本的事情。“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6]一时间，这个反偶像的长沙造反者，被喜欢诗歌、朦胧的山峦和中国古代传奇的梦幻者所替代了。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长沙来的其他朋友坐船出发了，但毛泽东觉得有些障碍使他不能走。去法国的一个要求是学法语，而毛泽东却学不好。此外，虽然这项计划是得到补贴的，但每个学生仍然要支付一笔打折的路费，毛泽东已经负债累累，不好意思再向他手头较为宽裕的熟人伸手借钱了。

或许还有对杨小姐的牵挂。毛泽东最近常在杨教授舒适的家中和新闻研究会的会议中见到杨教授的女儿。杨小姐是新闻专业的学生，也不打算到法国工厂去做工。

说到底，毛泽东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出国的意愿不够强烈。那些障碍之所以成为阻拦，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的，或许还有中国的，未来的关键在西方。他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壮美和中国近年来受到的屈辱上。

讲到放弃坐船去马赛的机会，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7]尽管他这话中有自谦和一本正经两种奇怪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提出的理由。他的基本态度早已定下，这一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同时，这一决定对未来有重要的影响：它强化了毛泽东的本土主义。

就在此时，在北京东南方200余华里的天津，一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人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越洋去了欧洲。在西南方的重庆，另一名叫作邓小平的青年，也加入勤工俭学的行列，打起行装去了法国。

中国的革命是从图书馆开始的。反叛旧中国的运动，此时仍然处于混沌之中，急需一种理论给以指导。其实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自从毛泽东的祖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自从马克思坐在另一个图书馆——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时候，这种理论就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这一理论已被零星地译成中文。但只是随着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理论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活跃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有趣的理论，它主要给先进国家传达某种信息。而列宁主义则是另一种理论。如果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的必然逻辑是导致社会主义（列宁这样说），难道中国不能成为这种革命的一部分吗？或许马克思那些艰涩的文章值得更仔细地研读一番？所以在1917年之后，少数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里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宣传册。

毛泽东甚至不必买一份日报就可以饱览要读的文章，这对他可怜的钱包真是个极大的恩赐。这时他第一次读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然而那一年冬天，毛泽东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在他心灵的坩埚里膨胀得更大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比读马克思更多。比起系统性很强的德国人来，毛泽东更容易理解一位富有激情的俄国人。

像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更了解他反对的是什么，而不太清楚他拥护的是什么。此时，他还没有攻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就他个人而论，那年冬天他的生活没有明确目标，正好与无政府主义合辙。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大游行，后来这被称为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把《新青年》倡导的思想推向了高峰。但是毛泽东没有参与其中。他正处于一次情绪低潮之中，所以不能果断行事。正当北京的学生们为国家大事而群情激奋时，他却在想自己的心思。他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当学生们把孔、孟骂得体无完肤时，毛泽东却跑到山东拜谒了孔子的墓地。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他回忆说，“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 [8]在这次旅行中，他爬上了东岳泰山，考察了孟子的出生地，还去了梁山县，这里是小说《水浒传》好汉们聚义的地方。

正当北京的激进派视老传统为垃圾时，毛泽东却任由自己去探索老传统的源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已经形成，其主旨是铲除旧传统和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毛泽东此时却置身于中国的名山大川。

在几处儒家圣地做了逗留之后，毛泽东继续他的行程。半路上碰到一个同学时代的朋友，于是借到了足够的钱买火车票。于是他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游览了由于《三国演义》中常常提到而出名的地方。随后，他到了南京，沿着古城墙漫步。在这里，他仅有的一双鞋被人偷走，而且他不得不再次借钱，以便买火车票去上海。

这一行程安排似乎超出了预定去上海的目标。毛泽东说，他的目的是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一行人送行。他的确到了上海的码头送他们出发，但他并没有从北京陪伴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到上海，而他自己对封建传统重要地点的参拜，却用了好几个星期。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北京对他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在北京只停留了6个月。

上海是西方在中国的一个立足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人口200万）。这是个血液中都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毛泽东并不喜欢上海，这里没有古墓、古迹胜地和山峦来吸引他。

他去拜访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位“楷模”陈独秀教授。陈独秀是来自北京的一位文学名家，因受军阀迫害，于1917年迁往上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为以后进一步联系播下种子，但此时两个人都没有使对方真正产生好感。

毛泽东在街上漫步，读读报纸，找一找湖南籍的朋友。

他不住地牵挂着长沙发生的事情。随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负责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小组给了他一些钱，使他能回到长沙。毛泽东收拾好他的书籍、衣物和文件，于1919年4月开始了他回长沙的曲折行程：先步行，再坐火车，最后又坐轮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生活很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准备应考的学生开设的青年招待所里租了一张床。不久，他开始在一所小学兼职教历史。这所小学由他的母校第一师范学校管理。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不想从事一个全职的工作。

结果，他在低于常规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勉强度日，而心灵却远高于常人的传统世界。他的大脚拖着一双草鞋（草鞋是布鞋的一种廉价替代品，只适合夏季穿用），吃的主要是大米和蚕豆混合煮成的粥。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经常靠别人接济过活。

事实证明，北方对他还是产生了影响。虽然在北京时他保持沉默，现在在长沙，他却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个尝试是作了一次公开演讲，主题是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新潮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他知道一点点，但仅仅是一点点而已。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提倡新文化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五四运动的主旨。主要斗争对象是湖南的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是一个半封建的、亲日的小丑式人物，一个政治骗子，五四时期的学生对他恨之入骨。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地区五四运动的工作，在运动的两个主旨上都组织得很出色。在6月份骄阳似火的长沙，他帮助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这次学生运动的社会热情之高，至今仍是无可匹敌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校里一半的时间在停课（理想的“真理”压过了现实的“真理”）。为了第二天举行新的抗议活动，他们通宵不眠，撰写政治宣言。学生们口袋里装上牙刷，背着毛巾裹着的雨伞，从长沙出发到周围地区去联络有共同理想的同伴。几乎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家里人闹不和。印刷得很粗糙的小册子大量出现，从小册子的名称就可以看出高昂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按照60年代的标准，这些学生根本就称不上是现代的。他们多数是穿着长袍的绅士，可以心安理得地指使他们的仆人。然而，如果说他们的一只脚还踏在旧传统里，那么他们反对旧传统的言词却是很激烈的。就像美国的基督教福音宣教士们一样，他们过着和周围的人一样的生活，却轻蔑地嗤笑说，这一切会污染他们纯净的心灵。

一个学生砍掉了自己的两根手指，以抗议省长张敬尧的残暴措施。13岁的丁玲（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带领她的同班同学来到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同男性一样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他们越是年轻，越是没有顾虑。

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主题是“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完全不顾中国产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了女生小队（从一开始他就把妇女纳入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组织之中）去检查长沙的商店，声色俱厉地警告店主们毁掉日本的进口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确，男生和女生很正派地并排睡在一起。因政治活动而忙碌一整夜之后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他们没有时间相互搂搂抱抱。毛泽东“三豪杰”之一的蔡和森和他聪明漂亮的妹妹蔡畅，三个人发誓永不结婚。但三个人后来都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而毛泽东则三次食言。

这三个人并非不真诚，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同时在几个层次上生活，而且像美国的福音宣教士们一样，他们生活在各种矛盾中而似乎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觉得没有时间付给爱情，但爱情却不知不觉中到来，常常使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上爱情的味道。

学生们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处于种种矛盾之中。他们是受屈辱的一代。旧传统的解体，使他们成为无根之苗；国家的苦难，使他们感到绝望。

做一个旧中国的反叛分子要求不顾一切的大胆精神。几个人把一个西瓜里精心装满了狗屎，然后投到一个在公众前露面而自命不凡的官员的头上。在场的群众开怀大笑。一个咒语被打破，那个脏臭的西瓜创造了奇迹。其实，扯去1919年中国虚张声势的外表，没有那么困难。

就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夏季，毛泽东代表学生联合会创建并编辑了一份周刊，名称取自地名——《湘江评论》。它刊登的很大一部分稿件是毛泽东撰写的。杂志的第一期2000份在一天内就销售一空。随后各期印量是5000份（在1919年的湖南，这是很大的印数）。

《湘江评论》的文章采用日常的口头语言。为表达五四运动的文化目的，杂志使用“白话文”，而不使用生硬古老的“文言文”。这种变革就像用流行歌剧《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的语言替换詹姆士一世钦定版《圣经》的语言一样巨大。

的确，甚至像胡适教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个很能吸引人的作者。他的文章在有红色格子的薄纸上起草，文字直率而生动。他热衷于读报，这使他获得了表达一个观点时进行细致描述的能力。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编者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宣布，“什么不要怕？”他的回答表现出他当时的思想像超级市场一样包罗万象的特点：“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9]

在一份中国报纸上，我们发现了一篇由当时与毛泽东同为小学老师的周世钊写的文章，回忆毛泽东当编辑的情况。文章或许有过于夸赞的成分，但仍有参考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0]

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民众的大联合”，总结了他的观点。文章很有说服力，表达了他的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文章虽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但与两年前他写的《体育之研究》已大不一样了。

毛泽东在文章的开头给出一个悲惨的诊断：“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只要有强健体格的人就能解决问题。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需要有自我修养的人，毛泽东就是个典范。但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没有提及领导问题。[11]

他鼓动民众，以取得最大范围的支持。他号召来自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并为反对压迫而“呐喊”。大联合既靠心灵的感召，又靠组织工作的力量，团结是关键。1911年的革命没有调动普通民众，下一次革命唤起民众是必需的。

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德国人），为的是说明他的理论不如毛泽东最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较为稳健的观点或许不能立竿见影，但它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他的文章是革命性的。但在1919年的长沙，比起其他五六位理论家，马克思并不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首席理论家。毛泽东的愿景，是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有一种擅长组织的本领，但是至此，他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认为有一系列的联合，汇聚起来将促成革命的潮流。目标很简单：“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妇女、黄包车夫、农夫、学生，人人都包括在内，并没有按阶级来划分。

当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谈论这些阶层的苦难时，学生的痛苦令他最为动情：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12]

在学校的时候，毛泽东就曾造过老古董的老师的反，现在要造整个社会的反。他说：“我们尚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这篇文章受到李大钊办的杂志《每周评论》的赞赏（“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3]这促成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一很难运作起来的联合组织的成立。

毛泽东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对他而言，是迈过了一道门槛。读书、学习、在教科书的页边上写出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采取一种立场则是全新的另一回事。这是采取行动，是敞开自己的心扉，会造成一定后果。毛泽东现在不只是在探索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且是在采取步骤塑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的一个惯常做法是查封左派的刊物，就像在能源危机时公寓管理人关掉照明灯一样。有一天半夜，一支武装小分队来到潇湘印刷出版公司，只出版了5期的《湘江评论》被扼杀了。它的主办单位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天夜里被取缔。

小型杂志就像鸟雀一样多，它们飞去飞来，有的转瞬即逝。毛泽东不久就加入了另一个杂志《新湖南》。这份杂志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同样在宣传五四运动。这年夏天它急需人手，所以欢迎毛泽东担任编辑。《新湖南》在6月份创刊，8月份由毛泽东接手，10月份就遭到同《湘江评论》一样的命运。但在这一期间，毛泽东的文章和笔力还是得到了全国左派力量更多的赏识。

作为一个政论作家，毛泽东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他的几篇文章被长沙主要的报纸《大公报》刊登。突然间，发生了一起值得写一写的事件。

长沙有位赵小姐就要出嫁了，但她不喜欢为她挑选的未婚夫。然而两家的父母（她父亲是个眼镜制造商，而男方的父亲是个古董店老板）都坚持他们为这对新人精心安排的亲事。成婚的日子到了。赵小姐穿着华丽的衣服，坐上了新娘的花轿。送亲的队伍开始向新郎的宅第进发。刹那间，赵小姐从她的裙装下面抽出一把利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文章。在随后的两周内，他写了8篇关于婚姻、家庭压迫和旧社会罪恶的文章，接连发表在《大公报》的专栏里。

像通常那样，毛泽东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挖掘一种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指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他的文章句句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小姐的新娘花轿称作“囚笼槛车”。[14]

人们在毛泽东这9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嗅到毛泽东自己的包办婚姻以及他母亲顺从地受丈夫欺压对他的影响的味道。对于他父亲这样的人，用“大男子主义”来形容，只是中国革命在当时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提法。

毛泽东以一个父亲的口气写了一篇《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的文章。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号召读者“振臂一呼”，从而把迷信这一腐朽的东西摧垮。大胆行事才能成事，这已成为他的一个信条。“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从此时开始，毛泽东一生都反对自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小姐那样自杀，并不是在反对腐朽的旧社会；那是对注定灭亡的制度的肯定，是去适应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泽东这样阐明他的观点。

毛泽东猛烈地抨击妇女贞节牌坊，这种牌坊当时在人们心中是很威严的。“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他这样问道。随后，他让女学生上街去鼓动家庭主妇们抵制日货，并努力为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活动争取支持。

毛泽东的思绪又回到早先创办的新民学会的名称上。妇女问题就是塑造新 [的]民 [众]的内容之一。但是毛泽东已经慢慢认识到，一个新的社会才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正沿着同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发生正面冲突的方向发展。1919年12月，局势达到危急关头。张敬尧的部队动用刺刀和枪托驱散在教育广场上点火销毁日货的群众。一个接一个的筹备会在深夜召开。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宣言书，号召推翻张敬尧这个亲日派封建屠夫。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这份宣言书上签了名。更多的人参加了进来，长沙全市大罢工开始了。张敬尧的政权虽然受损，但没有被推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成为追捕的对象。

张敬尧现在恨透了毛泽东。为了躲避张敬尧的追捕，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人士中为反对张敬尧寻求支持。

毛泽东又回到北京。在北京的4个月对他来讲大有收获，虽然并不完全像他预期的那样。

这次送他去北京的是新民学会，他带领着一个百人请愿团，要求罢免张敬尧。毛泽东还带着《大公报》和其他单位的任务。这次他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他们在武汉逗留了10天（在这里，毛泽东就当地的情况做了大量的笔记），随后就及时赶到北京，参加了在湘乡县会馆举行的反张敬尧千人大会。毛泽东为大会提出一条口号：“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5]

故宫护城河边的北长街有座古老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租下了一部分。夜里，毛泽东睡在没有取暖设备的主殿里，就在镀金的佛像的眼皮底下。他晚间用作读书写字的台子是一条香案，点着一盏豆油灯，微弱的灯光使大殿里的氛围令人悚然。在香案旁边，摆着一台蜡纸油印机，这可是新时代进行政治组织宣传的圣器。这些组成了这位从地方上来的年轻政治家煞有介事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厂。

毛泽东在北京没能为反张事业做出多少成绩。北京是个有更重要的关注点、视野更广阔的世界：由一个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正在每况愈下；巴黎和会之后全世界的局势在动荡；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了反响；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传播。毛泽东挨户拜访了不少人物，但他一旦提到湖南的事态，常常是遭受冷遇。

毛泽东在北京的第一个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圆脸蛋，相当白净。毛泽东上次在北京时就对她产生了好感，现在感情又发展了一步。

杨教授在毛泽东到北京一个月后去世。他的去世为毛泽东亲近开慧敞开了大门。

两人的婚姻生活以“试婚”开始。对此，杨教授恐怕不会喜欢。但在北京，他们并没有正式住在一起。[16]他们会面或者在北长街毛泽东那座封建古庙中的神像旁，或者在杨家更暖和更舒适的卧室里。当春天来到时，他们就骑马到西山，沿着山坡漫游，找一个僻静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是在北京那个春天之后不到一年出生的。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是按五四精神双方自由的选择，这在旧中国是罕见的。大约一年后，他们在长沙正式举行婚礼。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甚至没有人能记得起这件事，连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都给不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长沙的赵小姐没能活着去发扬“五四”的价值观。杨小姐则选择了在政治运动中，以斗争来表达这些价值观。死去的赵小姐曾激起了毛泽东的文思；活着的杨小姐则激发了他生活的激情。杨小姐通过把肉体和精神结合起来，帮助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把文思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弥补了赵小姐自杀的缺憾。

毛泽东伏在古庙里他那张香案上读完了《共产党宣言》（正如阅读其他重要的任何外国著作一样，不得不通过译文）。这一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毛泽东真正弄明白了。部分原因是1919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译本，是当时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原因是俄国的革命，像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分析的那样，在中国人的眼中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新的光辉。

苏俄成为毛泽东心中的灯塔，正像法兰西是18世纪90年代英国激进分子心中的灯塔一样。毛泽东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立即打动了他的心灵。

他对一位年轻的女士坦陈了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这位女士反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说：“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 [17]

马克思主义告诉毛泽东，历史是如何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

毛泽东没有想过革命将带来的未来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夺取政权的组织工作的细节。但是，在1920年，他确实作为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深信中国也会发生俄国式的革命。

从而，国家将得到拯救，落后状态将得以改观，受威胁的人民的能量将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意愿将获得适当的社会表达渠道并得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能像一道命令那样从一个历史环境简单地传给另一个历史环境，它在一个新的地点需要重生。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自己理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早在1916年他深受《新青年》的影响而成为拥护解放的青年时，就已在他的思想中播下了种子。成为中国革命新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愿景来自圣彼得堡。消化与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对于毛泽东仅仅是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东提到他第二次在北京度过冬天时说，“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8]除了《共产党宣言》外，还有考茨基的一部著作，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传达给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很准确。

但是毛泽东有了他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毛泽东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此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认同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作为他的政治思想框架，都已从他的思想中剔除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间就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这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得很清楚：他继续专注于湖南的自治运动。他于4月份离开了北京，一个原因就是，在北京他不能为湖南做什么事。

杨开慧在父亲去世后已同她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也想在可能时回长沙同她团圆，当然也要等到湖南的政治形势允许时。

在当下，他希望同陈独秀教授讨论一下他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卖掉他过冬的外衣，买了车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堆没有理清楚的想法。

毛泽东手头拮据，所以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在这个港口城市当一名洗衣店帮手，他一个月能挣12到15元钱。其中约8元要用于乘电车把洗好的衣物送回顾客的公寓或酒店。如果说在后来的年代中一提起上海他很少有笑容，那么他自己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或许就是原因。

毛泽东试图在湖南问题上取得陈独秀的支持。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处理。由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派来的苏俄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向李大钊和陈独秀提供咨询。

陈独秀是那年春天给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人，毛泽东后来在提到这位前北京的反传统者时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毫无疑问，他在洗衣店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马克思“无产者”一词含义的理解。

毛泽东来到码头上送别一组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微弱的阳光映射在黄浦江浑浊的水面上。充满雾气的空气中回荡着船舶的喇叭声、人群的呼喊声和搬运货物的撞击声。毛泽东身穿的灰色的棉布长袍，由于在他打工的洗衣店里的木桶中反复拍洗，现已褪色泛白。

在开船之前，这群新民学会会员在附近的半淞园开了一个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一个口号：“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指定毛泽东回长沙担任勤工俭学计划的负责人。大家站好位置拍了一张合影，随后就沿着吴淞江的岸边漫步回到法国的货船上。

出去的人中也有女孩子。组织妇女参加这项计划是毛泽东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曾对一个为女子组当领队的朋友说：“外引一人，即救一人。” [20]他对旧中国的憎恨，又一次集中体现在对妇女的苦难的同情上。

一个学生对毛泽东没有一起乘船去法国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21]

毛泽东独自站在防波堤上，面对沿四等舱甲板船舷站着的将要离去的伙伴们。在转身返回城里之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22]

在湖南，实际上一场内战一直在进行着。但到1920年夏天，这场战争以政治上较为进步的谭延闿赶走张敬尧而告终。毛泽东带着一系列的政治计划回到湖南，希望可以利用新获得的宽松气氛。

谭延闿为接管麻烦不断的第一师范学校选择的人，正巧是毛泽东早先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不久就让毛泽东担任师范学校附属修业小学的主事。[23]他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所小学教书。此外，既然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忙着在法国工厂里打工，那么毛泽东已成为新民学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修业小学的薪水较高，而且主事的职位享有很好的声誉。毛泽东很快就表现出，他并非为节俭而节俭。他和杨开慧搬进清水塘的一座房子，这是以前一个地主建在一个花园里的安静而雅致的住宅。租金是每月12元钱，这个数目同他在上海洗衣店拿到的月工资一样多，比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薪水高50%。从外表穿着上看，毛泽东已是长沙上层社会的一分子了。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对思想和行动进行调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关注点，但也给他的一些亲戚多次带来了痛苦。

他继续推行具有五四精神的计划。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并和其他人一起恢复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他到韶山逗留了几个星期，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从而把新文化的火炬带给他的家乡湘潭县。他开始编辑《通俗报》并为其撰稿，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界报纸，由他的朋友何叔衡接掌以后转为左派报纸。

在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年轻女士（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帮助之下，毛泽东成立了文化书社，为的是在湖南传播左派文学。“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毛泽东在书社开业宣言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为文化书社弄到三个房间。他还得到开慧母亲的经济支持。他甚至请到书法漂亮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书写匾额并主持开业典礼。在这个下午，颠覆势力和守旧势力握手言欢。[24]

书社办得挺兴隆，在其他城镇又开了7 家分店。[25]在开业初期，最热卖的书目（都是中文书刊）包括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本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宣传册《马克思 〈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以及《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等杂志。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主题中增加了亲俄的成分。他和《通俗报》的何叔衡一起创建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以及一项到苏俄去勤工俭学的计划。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他力争找到组织工会的门路。通过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信，他收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指点，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它成为考察潜在共产党人的地方。

1921年5月，何叔衡被教育局解聘，《通俗报》的激进人士也随他一起被解雇。毛泽东任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他的小学当老师。凡有罢工罢课斗争，学生便构成其核心力量。而学校的老师就成为联结周围群众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指挥中心的纽带。

在这一运作网络中，第一师范起着关键的作用。毛泽东不断地从这所学校招收追随者，依靠学校的薪水为好几个一起活动的领导人提供日常食宿，使用其校友会不错的设施召开会议，在那里为他的文化书社募集每人10元的捐助，允许年轻人把学校的图书馆当公交车站一样进进出出。第一师范对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党人来讲，就像一个扩大了的家庭。

毛泽东自己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享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及，只对少数人说到过参加葬礼的人很少。[26]毛泽东默默地继承了家长的角色。他安排大弟弟毛泽民进了长沙第一师范，二弟弟毛泽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学。他又帮助过继的妹妹毛泽建进了附近城市衡阳的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个人不久就开始直接在毛泽东的手下为共产党组织工作。毛泽东不断地指使他们做这做那，好像他完全在步他父亲的后尘。

毛泽东不再孤独。他和在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事们不断地有书信来往。他已是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里的大鱼，在湖南全省他也有可靠的关系。他和开慧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开慧不久就怀孕了。

毛泽东在1920年的主要作品是一系列支持湖南自治的文章。[27]这是毛泽东地方主义最后的爆发吗？是的，但这是一次强烈的爆发，映射出了毛泽东的全貌。

毛泽东在上海的洗衣店打工时，联系上编辑《天问》周刊的一个湖南积极分子，以及湖南改造促进会。既然现在谭延闿当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并且“不引狼[北京]入室”。

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是按照他原先要求解放的思路写的，和马克思主义不沾边（这些文章未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提出任何社会目标，只是要为湖南卸掉一个负担。

毛泽东的论点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论点的翻版。他用“外国的”来指“非湖南的”。他呼吁建立“27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主义”是一种阻碍草根生活“自然发展”的祸患。

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当然是，一旦27个省办好他们自己的事，更大更光辉的中国自然就存在了。“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一个已经是激烈的中国国家主义者来讲，他居然在支持分裂，这是令人吃惊的，他的一些左派朋友也认为这是错误的。

“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他抱怨说，“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和它无能的“国民”政府（及其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口音的蔑视）当然是被抨击的一方。

到1921年春天，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实行自治的兴趣。寄望于一个军阀来实现一个激进分子的愿望是不可靠的。1920年11月，谭延闿被替换，新来的统治者将自治运动使人民得到解放的念头完全变成了空想。

几个星期之内，毛泽东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攻击，把卷轴和横幅从装饰优雅的墙壁上扯了下来。他已取得一个教训，认识到改良主义政策的局限性。他将不得不在现有的政治势力之外另行组织力量。

萧瑜完成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之后，又见到了毛泽东。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两个人都哭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一条鸿沟。毛泽东亲苏俄，萧瑜不赞同。毛泽东主张强势的权威，而萧瑜则为可能失去个人自由而担心。[28]

毛泽东专注于组织力量夺取政权，萧瑜在骨子里则仍然是个学究。他对毛泽东说：“像刘邦和项羽 [秦末的两个对立的政治家]那样争夺天下的斗争，在耶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只是回答说：“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新民学会早先像兄弟一样的团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21年初，天上下着雪，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形成一个高潮。毛泽东极力主张以“变革”为目标而反对“改良”。他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过程”。

毛泽东的主张遭到大多数去过法国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在法国的人的反对，在法国的人通过来信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似乎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了，因为他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赢得了战争。他转换了他的阵地，把同他思想一致的人带进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把新民学会像一个空壳一样抛弃了。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成两派。分歧点就是使毛泽东和萧瑜产生隔阂的那些议题。1919年发生在《新青年》拥护者中的一场争论，已经对这些议题做了概括：“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 [29]

胡适教授领导着五四运动的自由派，坚持研究“问题”而与政治保持距离。李大钊教授则领导着马克思主义派，坚持一种涵盖一切的“主义”。毛泽东自然是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裂。如果把五四运动和某一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一运动的分裂，那么这种分裂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分裂也隐约出现了。到1920年，无政府主义“兴起”了。当时存在若干团体，其中不乏有才华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只相信绝对的自由。这些团体包括湖南诗雨社、健学社、青年会和（影响最大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被这种主张所诱惑。但在他现在的思想中，克鲁泡特金已被马克思赶走。他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其纲领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毛泽东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驳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头面人物。他好言好语对他们进行劝服，又嘲笑希望“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心血来潮，向他们抛出颠覆性的石头。每当他从无政府主义的迷雾中救出一只迷途羔羊，他就将其引进社会主义青年团这牢靠的羊圈里。

在北京时，他感到孤独并被人排斥，所以倒向了无政府主义。但他现在已无可争议地成为长沙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他把无政府主义视作令人恼火的思想沉迷。

1921年夏天，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行程是他10个多月在长沙进行组织工作的最高点。作为准备工作，已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研究会，以便招揽人才。接着发生了新民学会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忠诚的拥护者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下来将采取一项重大举措。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曾多次接到临时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的联络处以及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发来的指示。他也曾于1920年9月秘密地到上海去参加筹备会议。

这一次，毛泽东是作为湖南的两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人都是教师）之一，连同其他来自另外5个省和日本的11名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和萧瑜两人坐同一船舱，直至武汉。他们作为朋友辩论了一个通宵，同时毛泽东翻着一本名为《资本主义制度概论》的书认真地读着。难道牢固的友谊比判断力更为重要么？更大的可能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心态。

这13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艰难地来到法租界，办了他们在博文女子学校预定的住房（学校正在放暑假）的入住手续。他们中大多数都很年轻，平均年龄26岁。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社会出身都比毛泽东高一等。

他们于7月中旬在位于望志路的一座灰色和红色砖相间的花园住宅里开始开会，黑漆的房门紧闭着。这是一座不显眼的房子，底层没有窗户。房子为一个上海代表的哥哥所有。

代表们，还有两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在客厅里围着桌子坐在圆木凳上，桌子上散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现在27岁。嘴唇更显坚定，眼睛下面出现了黑晕。毛泽东穿一件粗布长袍，一个代表记得他看上去很像是从湖南农村出来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与人谈话时不断地耸肩，而且在他的言谈里有一种争斗的味道：“他喜欢在讲话中设圈套，他的对手们常不自觉地落入他的圈套，使他们显得似乎自相矛盾。随后他就大笑，显然很得意。” [30]这种情况使得那些认为自己有重要事情要讲的人感到不快。

他像是常常不洗澡，做派也不雅。“你能从他脖子上身上刮出一斤多的污垢。”一个同事这样认为。[31]在餐馆里，他会用衣袖去擦洒在桌子上的饭菜和酒水。他会赤脚穿鞋，或穿袜子而让袜筒耷拉在鞋面上（这种穿着习惯持续了几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个星期对毛泽东来讲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他一直以来都期望有这样一天。他在推行湖南自治运动时曾说过：“无论什么事有一种 ‘理论’，没有一种 ‘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 [32]他已认识到，这场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现在，他和两位布尔什维克一同坐在桌子旁，他们是共产国际的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科尔斯基。

13名中国代表来参会，他们各持不同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激励了他们激进的思想。如果没有苏俄的启发和帮助，在1921年不可能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

但是，长沙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莫斯科。大会的核心思想和毛泽东这个地方政治家自己打造出的观念能一致吗？

似乎已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与主流思想不一致，因为大会认为毛泽东的同伴何叔衡，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还不足以使他担当代表。毛泽东很敏感地体会到他的湖南同乡的心情，找了一个借口说，长沙有件急事需要何叔衡亲自去处理，让他离开了上海。

会议室里的气氛是低沉的。一些代表感觉思想混乱，所有的人都觉得又热又乏，代表们的目的也不一致，所以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毛泽东在这次相当随意的会议上，完全不是个重要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在后来的年代很少提及此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呢？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的。李大钊教授（仍然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在广州）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没有理由期望他们能在一夜之间把大山搬走。

他们远不是拥有共同世界观和统一作风的同一支团队的久经考验和锻炼的成员。一个代表住在豪华的远东大酒店，而不住女子学校，而且他花去大部分的精力去购物及陪伴他漂亮的妻子。

此外，这13名代表还不能事事完全做主。会议的形式和日程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未到会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确定的。

特别使毛泽东垂头丧气的是，会议桌上表达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基本思想不合拍。

会上出现了两种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并得到能干的张国焘（来自韶山隔山另一边的那个年轻人）支持的路线：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与孙中山国民党人的任何联系。

被否定的是渐进主义路线：需要一个对公众进行教育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还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家；在反帝和反军阀事业中与孙中山合作是可能的。

过去经历过的事情的阴影还在毛泽东的眼前打转！去组织什么人？应采取温和的还是强硬的方法？对这两种思路他都有些了解。那么，在望志路这次会议上他为什么不坚决地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还没有理清楚自己的思想。苏俄的模式是他新的追求。然而，这一模式并未在他心中牢固地确立，一些信念已然更深地在他心里。在长沙打击无政府主义分子时，他曾对这种新理论充满信心。出于建立一个政党的热情，他把自己的疑虑放在了一边。但在上海更广阔的世界里，他新获得的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

他湖南的同志们，全国57个共产党人中在他领导下的16个，能理解莫斯科的思路吗？这些新概念在韶山能被接受吗？毛泽东还没能消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块从外国进口的肉。

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来访者。事情很明白，法租界的秘密警察已经紧紧地盯上了这次大会。于是一个新的计划制定出来：他们要转移到上海以南不远的一处旅游胜地，会议将在南湖上租来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召开。

萧瑜在回法国的途中正经过上海，他和毛泽东（据萧说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一起坐火车去南湖，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会议的所有代表都坐同一列车，但他们并没有坐在一起。一路上毛泽东一直和萧瑜在聊天，到南湖后又住进同一个旅馆房间。在他们打开行李时，毛泽东仍然在力劝萧瑜参加这次会议。

代表们坐在色彩艳丽的16米长游船上，一面任其漂荡，一面继续开会。他们通过了若干决议：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并向其设在莫斯科的总部按月汇报工作。在最后决议之前的休息时间，他们还品尝了南湖的烧鱼。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晚才回到宾馆，撩开蚊帐爬到和萧瑜共用的双人床上。他感觉热得出汗，但他不肯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以老乡谈话的口吻对萧瑜说，他似乎在回味他已进入的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或英语。” [33]

毛泽东对萧瑜说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预见：“假如我们努力奋斗，有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34]但是往往预测在最初做出时，是不受重视的。萧瑜当时并未很在意，但他担心这会招致独裁主义。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前一天晚上他睡得很晚（他喜欢晚睡），这一天他和萧瑜一起去了杭州，花了一天时间观光。他们游览了西湖周围的花园、小山和寺庙。

然而他们争吵起来。萧瑜很欣赏西湖的美景，但毛泽东扫了他的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干可耻勾当。”他们只在杭州过了一夜。

毛泽东很快就回到了长沙，承担起他作为初建的共产党的湘区委员会书记的职责。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萧瑜。

毛泽东已经从一个小村庄的孤立状态发展到开始信仰一种世界革命的学说，正是在这一学说的名义下，俄国革命已震撼了世界。在他寻求改造社会的知识的第一个阶段中，他兴致勃勃地研读西方思想。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曾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那些形成他基本思想的年代里，为了服务于更大范围的社会，他十分强调个人的锻炼。的确，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时间，他常常让人觉得像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几年间，他逐渐从主张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强人促成变革，转而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革命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