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被货币紧缩扭曲下的中国经济僵局
中国产能过剩吗
有人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首先我们要分清产能是总体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显然中国不存在总体产能过剩，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也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过剩，其实这种过剩，只是官方或媒体的说法，相关行业并不这么看。中国的业内人士从不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了，而且他们一直是大干快上，加大产能，两者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对经济的理解不同，官方和媒体掉入了统计陷阱而已。
被忽视的产能储备
官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往往是根据统计报表来的，但是统计报表所显示的产能过剩往往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企业会有经济周期的概念，会有淡旺季的概念，产能储备往往是为这两者做准备的。比如，经济淡季时，产能利用率维持在70%~80%是正常的，这样到了旺季时，企业才可以开足马力投入生产，而企业不仅要应对每年一轮的经济淡旺季，而且还要应对大概每3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因此储备产能是必要的，这也就是企业家和财经官员的区别：财经统计官员根据统计报表做决策，只看当期，而企业家要布局长远，他们着眼的是三五年后的市场需求，他们需要提前为这些需求布局。而在水泥、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产能建设是需要周期的，不是说扩大就可以扩大的，都需要提前进行建设。
清理过剩产能往往成为通胀的来源
政府每隔几年就来一次产能过剩清理，这已经成为中国通胀的根源。因为你现在将产能储备都清理掉了，当时看着很不错，供需平衡，但等过两年经济繁荣时，这种供需矛盾马上就显现出来，供应跟不上需求，经济马上就通胀。
当年中国出现过的“铁本事件”就是个巨大的教训。2004年4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对铁本钢铁厂进行了严厉的检查和整治。但想不到的是2005、2006、2007年就出现了大繁荣，并且出现了通货膨胀，如果当时不关掉铁本，铁本建成之后的产能正好在2006年释放，也就成功避免了2007年的通货膨胀。也就是2004年关掉的那些项目直接导致了2007年的通货膨胀。经济分析一定要从长视角分析，而不是拿个标尺进行死板的衡量。当中国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时，更不要大惊小怪地去关掉钢铁厂，因为这些都是下一轮经济周期中避免通胀所必需的产能储备。
不考虑淡旺季的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产能过剩，不考虑产能储备的问题就会错误地将产能储备也清理掉，从而导致在将来的经济繁荣期因产能而出现短期通胀。
产能过剩的本质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的原因是货币紧缩。企业家一般按照经济平均速度规划产能，虽然中国企业家一般是以9%的经济增速设计产能，但是政府非要通过紧缩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于是就多出了20%的产能，这是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重回9%，那产能不但不过剩，还短缺呢。中国根本就没必要对外输出产能了，因为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中国要想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方法非常简单，放松货币，让经济重新恢复到每年8%~9%，产能过剩问题自然化解。
影子银行不过是货币紧缩下的金融扭曲
“影子银行”的概念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2007年首次提出，极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广泛认可。虽然由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环境不同，各国影子银行的组织形式有所区别，但一般都认为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目前，美国市场上影子银行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证券化，基于提供流动性和杠杆放大的产品，欧洲市场上主导的产品是基于对冲基金的产品。
影子银行在2012年托起了融资的半边天，可以说没有影子银行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复苏。在银行金融中介功能弱化之时，影子银行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送流动性的功能。然而仔细分析就会知道，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不过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金融怪象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意义。
首先，2010年起，中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量化收缩阶段，政府通过信贷额度来管理宏观环境，迫使银行将这些客户推向非常规银行。企业为防止破产、地方政府为防止工程烂尾，大量利用非贷款融资形式，导致影子银行规模庞大。影子银行一骑绝尘，增速远远超过贷款增速。
中国的影子银行多涉及结构性产品，证券组成复杂，透明度低，缺少监管，而且不少与土地或土地担保有关。还有一种是，银行买入企业债券等中长期债券，再以较短的年期将证券分拆，卖给零售投资者。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比较明显，一旦由于什么原因资金流入放缓，银行势必面临流动性的困难。这些产品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担保债务凭证（CDO）产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美国当时的衍生产品相比，中国的产品基本没有杠杆运作，但是这些产品不仅在金融机构中销售，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个人投资者手中，这些投资者绝大多数并不了解产品背后的证券及其隐含风险。加上这些结构性金融产品之间，往往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产品出事，可能相互牵连一片。
但是影子银行具有顺周期的特点，它们能放大一些问题：当市场有乐观情绪时，它们会放大这种乐观情绪，增加杠杆率，使得信贷增量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但当人们失去了信心时，它也会加重这种情绪，促使大家赶紧把钱撤出市场，使得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影子银行根本就缓解不了融资的问题，只能加大融资成本而已。影子银行并非金融创新，也不具备任何的创意意义。中国市场上的影子银行的产品与欧美市场上的影子银行的产品相比，特性、主要构成有非常大的差异。具体而言，美国的影子银行的产品主要基于证券化、提供流动性和杠杆放大；欧洲是以基于对冲基金为主导；中国的情况则是，在金融管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以及信贷投放存在严格管制、不同金融市场存在严格分割的背景下，由金融家、银行家所开发出来的产品。
换句话说，影子银行只不过是本轮“史上最严重”货币紧缩情况下的金融扭曲而已，笔者并不批判影子银行，因为影子银行的这种套利不仅没有浪费资金，反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是市场化的表现，本质是一种信用互助，是信用好的机构帮助信用差的机构获得资金，从而整体上提高了金融效率，如果没有这些信用互助，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更大。中国资金的中转环节确实多了，但最终都进入了实体经济，我们不能因为货币中转环节过多就判定货币空转，关键看这些环节是否有必要。
就像我们上面所讲，中国超过60%的资金都已经被央行冻结，市场上的资金只能这样变通着高效运行，这就像越是灾荒的年份，粮食投机越盛行，但本质原因在灾荒，而不是投机，而货币与粮食不同的是，货币永远在流通，而没有储藏这回事，货币只要不脱离商业银行，就是流通的，没有任何人具备囤积货币的能力，即使那些长期贷款项目，也通过贷款转存款重新回到了货币流通体系当中，不会发生任何的资金浪费。也有人归结为银行理财产品风险错配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只能影响一个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影响等于零。就像贫富差距一样，贫富差距影响不了整个国家的总财富数量。
本轮经济周期的逻辑就是首先央行的货币紧缩导致不同机构之间的信用套利，其次不同金融机构的信用套利又导致了货币数据虚高，再次货币数据虚高又成了很多人认为货币不短缺的理由，这里面有两大误解，一是大部分人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二是由于对货币运行机制不了解又导致了对货币数据的误读，而对货币数据的误读，又导致了决策错误。
这是一个链条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却出现在第一环上，那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太紧，真实的资金却被央行以存款准备金的名义挪到了央行的保险柜里，锁了起来，不让用。中国巨大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存于商业银行，更不在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不过是商业银行的分销商而已，央行将货币由活资金变成了死资金，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经济并不缺乏增长动力
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前景比较悲观，主流认识是我们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中低速增长期，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的话，那中国好比是12岁的孩子，而不是17~18岁的孩子，我们即将步入最快的增长期才对。
如此紧缩，经济增速竟然超过7%，说明中国经济潜力很大
中国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货币紧缩的结果。中国经济现在的僵局，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四万亿”后遗症，而在于“大紧缩”，大型银行高达20%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多么大的紧缩力度，目前中国被冻结的货币占到了基础货币的70%左右。也就是说，当下我国大部分货币被锁在央行，根本没有处于流通状态，这才是所谓“钱荒”的根源。
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是很低的，甚至没有存款准备金。中国将存款准备金提高到了历史最高位。中国经济在货币如此紧缩，而且没有什么明显刺激的情况下，都能维持7%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潜力极大，这就像一匹良马在勒紧缰绳的时候都能日行八百里，如果放开缰绳，怎么不可能日行千里呢？当前大紧缩的货币环境正好检验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增长潜力，也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投资需求比以往更大，而且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
中国投资还远没有达到顶峰，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投资，中国城市化后对投资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大了。如果中国人真正留在城市，那对城市住房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井喷式的，现在很多人只关注西部的投资，但中国最需要投资的则是东部发达地区，因为中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他们的需求才是应该关注的。
比如，连接珠三角几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经常堵车，北京的市内交通就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环城路需要扩宽，公共租赁住房需要大量兴建，这都是迫在眉睫的投资需求，而这些需求都需要投资来满足，中国人在城市落户带来的投资需求短期内是难以满足的，况且中国在地铁、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方面的密度都不及发达国家水平。
另外基础设施行业属于边际递增的行业，因为道路的只有形成路网，其效益才会发挥出来。比如，中国仅仅有一两条高速公路，或是仅仅有一两条高铁，其效益并不会很大，但如果整个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建立起来的话，那其效益就会发挥得非常大，在经济学中具有这种特点的行业都属于边际效益递增的行业。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都是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道路基础设施，这些路网建设的越完善，其边际效益越大，中国基础设施的这种边际效益递增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这也导致中国经济将比之前增长得更快。
中国企业也处于规模扩张的最好时期
另外，中国企业的规模现在也处于边际效益递增的阶段，是发展最顺的阶段。这其中，小企业很难发展，最大的企业也很难再有突破，最容易发展的就是中大型的企业，它们具有管理经验优势，具有信用优势。中国很多行业都已经有了成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进行产能扩张是非常容易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将出现一大批世界第一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迅速占领世界市场，而它们走出国门，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也必然带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增长，这几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一直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增长，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绝大部分行业的最大企业都将是中国企业，这是我们“天赋大国”的优势。
中国还远没到中低速增长的阶段
一到经济危机，人们就普遍悲观，“新常态”一词就是这种悲观论调的代表。它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概念，“新常态”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指出，经济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并认为美国将进入高失业、经济停滞的状态。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失业已经恢复到了接近正常的水平，实体经济也比以前更强劲了。在欧洲，英国经济也开始出现繁荣，可以说人们假想的“新常态”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长，同样的低速增长在中国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中国只要将货币政策调节到正常水平，中国照样还会出现超过10%的经济增速，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大概用了12年，韩国则用了8年，这都代表着两个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极高的发展速度。而考虑到现代GDP的含金量变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之前，都应该处于高速增长期。
如果GDP是按照7%的增速发展，中国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需经过11年。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一个经济体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至少要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还没有到这样的阶段。中国就是11~12岁的孩子，即将进入的将是另外一个高速增长期，是一个比以前更高、更快、更健康的增长期，是真正的黄金增长期，这才应该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国完全没必要用过紧的货币政策维持现在的低增长状态。
中国应该做好各方面准备，迎接一个新黄金增长期的来临。当然这还需要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这也就是下一节要讲的内容。
政府顾虑与解决建议
时间不等人，问题要解决
作为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笔者以前对产业政策关注并不多，但最近发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局完全来自微观经济的制约，而微观层面的制约如果不解除，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当前中国政府的两大顾虑
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一直维持在8%以下。从宏观上看，这是货币紧缩的结果，因此专业学者们大多呼吁中国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当然笔者这几年也一直是这样思考并呼吁的。但近期发现，问题并非出在这里，当前中国政府没有放开货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空气污染问题，二是高房价问题。而这两样问题也是这几年民怨的来源，如果这两大问题不能先行解决，货币政策的放松就必然产生更大的问题。
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建议
环境民怨是近几年在中国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情况，特别是空气雾霾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因此应该成为我们最先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必须拿出真措施来解决的问题。不然，即使我们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会导致空气进一步恶化。因而笔者提出一个建议就是：10万元以上的家庭乘用车可以从生产环节进行引导，全部转向混合动力车和新能源汽车。
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可以大大提速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只有产业化走在前面，技术创新才会成为可能。为何欧洲国家能够在太阳能技术上遥遥领先？因为其在产业化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如果中国能像欧洲支持太阳能行业一样支持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国不仅能为经济增长扫清障碍，而且还可以占据未来行业的制高点，随着传统能源的消耗殆尽，新能源汽车是早晚的事情，早做决定比晚做决定更好。再说了，空气污染是全民性的，其他的污染只是局部的，如果空气污染不解决，即使我们保持7%的增速，污染仍然是不可承受之重。
使汽车全部更新换代为新能源汽车是不现实的，毕竟还有不少家庭消费不起。因此让有实力的购车者率先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10万元以上的家庭乘用车全部转为新能源车，考虑到现有汽车的存量，即使现在实行，也得需要大概5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将一半汽车转为新能源车的目标。因此这个措施具有紧迫性。
除了一刀切的强制，另外也可以以经济杠杆作为缓冲，可以对10万元以上的非新能源汽车征收50%的环境税。污染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一种外部性，相对于公交族、地铁族，开车族对环境的危害显然更大，因此征收环境税也是站得住脚的。
解决高房价问题的建议
中国一直没有放松货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宽松的货币会进一步推高房价。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建议让以前从事房地产经营的国企就地转为半公益经营。国有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以“微利”的形式经营，就可以稳定和降低房价，因为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暴利行业，而房价飞涨也跟房地产商的推动有直接关系。如果“国企微利房”成为市场的一个新品种，那么购房者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国企微利房，当国企微利房在市场上占到一定份额后，比如超过1/3，那么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就不敢肆意涨价，这样房地产市场就足可以稳定下来。
中国提出“公益型国企”的概念很久了，但一直没有落实。中国就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做个公益型国企的样板，让老百姓感觉到国企的实惠；“国企微利房”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新品种，与现有的政策也不冲突，因为这些国企没有丝毫特殊性，也是市场化经营，只不过其定价和利润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不像以前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属于福利房，因此也没有寻租空间，不会产生新的腐败。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4年低迷，时间不能浪费下去，只有解决好了以上两个问题，中国才能将货币政策调整到正常状态，中国经济才能恢复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