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昔司马迁罪废之余作《史记》，为万世史学之宗。后世山林隐逸之士有所纪述，若无统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广见闻而资智识。其所纪时事得于耳闻目击，有出于史册之所不载者，皆足以示劝惩而垂永久，是宜人见而爱，爱而传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纪载，闻见或不实，毁誉或失真，甚至杂以诙谐之语，怪诞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虽传于世，读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词简，理明而论公，大而有关治道，小而切于日用，虽曰信手杂录，而举一事寓一理，使读者忘倦如刍豢之悦口，斯不为徒言矣。予所居岩穴，在双溪之间，恰神养气之余，忽有所思，辄录于册，久而成帙。虽不敢自谓尽合道理，然皆纪实无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观之，未必无所取云。
阴阳五行，动静循环，本无一定，故世道反复相寻，亦无一定。试观历代帝王创制立法，未有久远可行而无弊者，气数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万世无弊，圣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尽善者论着于左，有志经世者欲求至当，必将有感于斯焉。尧禅舜，舜禅禹，善矣。魏禅晋，周禅隋，未善也。禹传启，武王传成王，善矣。秦传胡亥，隋传杨广，未善也。然则传贤乎？传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争夺之害生。郡县善矣，数易之弊起。然则封建乎？郡县乎？未可定也。有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则有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下至汉、周、萧、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韩、范、富、欧，善矣。赵高、李斯灭秦，王莽、曹操篡汉，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乱唐，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则将立相乎？将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琐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作。然则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于农，善矣。边夷之侵不可行，聚兵于卫，善矣。坐食之久终自困。然则将为农兵乎？将为卫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税，以一方之贡供一方之用，善矣。转输有远近，脚费有多寡，将裒益之使平乎？抑随其地而任其轻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则有马政，马育于监苑善矣，兵不得而熟习焉。马给于兵善矣，马不得而蕃息焉。然则将育于监苑乎？将给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圣帝明王创立制度，令子孙世守，不许变更，然终不能使其必不变者，非帝王智虑有所不及也。势之所使，不能不变耳。亦犹造化阴阳昼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也。
国初，天下诸王皆置护卫，有兵权。至太宗靖难后，遂皆革罢，不许来朝。初制亲王岁支禄米一万石，后因地方丰歉，或有减支。郡王将军俱有常禄，亦因民供有限，悉减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关支。又如初封郡王岁支二千石。以后袭封具支一千石，后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庆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论之，一岁皆支米一千石，反多于亲王禄米矣。先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俱于庆府一万米内分拨，并军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时奉何事例？又如镇国等将军年十一二岁，即请封号禄米。弘治某年，因灾异，礼部会官议修省事件，郎中慈王纶白于诸大臣，定议：“镇国等将军年及十五岁，方准拨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论之，则日益不及。以宗室论之，往往衣食不继。又宗室隆为庶人者，计口月给米一石，比与将军中尉反得实支。宗室例不种田、纳税、商贩、营利，而常禄不给，势所必至矣。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钞为则，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
国初官制全论历俸深浅转升，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满升一级，从五品又历俸三年升一级，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满，论繁简升转，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学士，十年致仕，五品终身。自洪熙以后，选法渐变。盖因四品已上官渐少，五品以下官渐多，卑官皆升，高官无缺不得升，或卑官未该升，高官急缺亦须升补，以此有不待缺而升者。如翰林院学士、春坊殿阁大学士有升至尚书、侍郎带虚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国子监祭酒及由序班出身升至鸿胪寺，乡医士出身升至太医院使，写字出身在内阁书办升至编修、郎中等官皆有。升至尚书、侍郎带虚御者，皆因该升而无缺也。又有急缺而皆无可升之人，则与署职，如六部署郎中、员外郎是也。然署职之例惟行六部司属，其余衙门无之。如给事中之上，监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书之上，俱无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员，以此俱无署职。国初有御史升主事者，如佥都御史升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职专讲读，弹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属中各论其历俸年深者，不次升补。翰林官不历政事，故不外补中书。九年升各部员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升，八品官最为贫苦，此建官之制之变也。盖转迁虽有资序，官制则有定员，若资序虽当迁转，而官无员缺，则但仍旧任不迁。中间年深政绩卓异者，加升俸级，必待有缺方迁补之。则黜陟之典，额定之员，两不相悖矣。
国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历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满三次，方论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满而升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觐，考察不候满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载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补之例，天下庶官九载考绩者几何人哉？况四方之远，一官赴京考满，往回劳费且误公务，惟许令本处考核庶为使也。方面官有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开报考语，亦令就任复职待朝觐定黜如此，朝觐之典、考满之法两不相悖也。
天下官员设额若干，计筭取士，须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则官职旷虚；或官少人多，则人才壅滞。洪武初，天下学校养士，岁贡一人，后三岁贡二人，通计三岁不过一千余人。后开设举人科、进士科，每省多不过四十人，进士多不过百人，取士之数足当任官之数，而又罢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贡之外又有人才之选，自后人才虽稍充积，然待选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选除。今各部历事监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选，旧法犹存也。但因历年开贡开科，加以纳银纳粟事例，监生积累至数万余人，考勤后一年余仍留在部，及放回听选，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选，往往衰颓迟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贵精而不贵多，及既用之后，贤者久任，不贤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尽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又科贡二途未必能尽网罗真才，如黄福以贡士，杨士奇以儒士，胡俨以举人，是以进士未必皆优于举人，举人未必皆优于贡士。进士、举人、贡士之外也，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斯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选并行不悖矣。
翰林学士专掌词命代草，然亦有预议朝政者。如唐宪宗时，裴泊、权德与为相，然军国大事必与学士李绛等谋之。盖学士备顾问则可，若专委决大事则置宰相于何地？如学士陶榖出制草于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禅以后，世论之必以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尝宠任。尝曰：“陶榖代草，依样画葫芦耳。”终不登之政府。盖以视草之人即为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国初，在内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设行中书省。盖太祖圣神文武，凡事独断，然其初亦以任相为务。尝与诚意伯刘基论可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预焉者也。胡惟庸小犊相偾，辕而破犁矣。”后胡惟庸为相事败，遂罢丞相不设。
《祖训首章》云：“敢有奏请设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本身凌迟，全家处斩。”《大明律》云：“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盖鉴古宰相专权结党之失，为虑至深远也。朱子着《中庸或问》，“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览也则可，如不览则所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御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使其能明此义，则必以正心、修身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赵高虞异，李林甫之徒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为不然，吾恐君上之权不在大臣而移于左右，其为国家之祸可胜言哉！”朱子此说，是欲君圣臣贤两得其人也。然自古以来，虽有贤君，而奸臣蒙蔽者多，岂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任独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违法，台谏得纠正论劾，朝廷端拱以昭临于上万世无弊矣。
尝见纪国初事迹者，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其职不过代草词令。凡制诰、碑文、祭文多出御制。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祝文、祭文，虽臣下所用，亦出御制。至于武臣诰命，皆组织之不书。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取旨毕，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奉到旨意覆奏。永乐初，始建内阁于东阁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七人在阁办事，寻升侍讲。
仁宗皇帝正位东宫，皆转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乐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书》成，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盖虽春坊官，必须兼翰林院职御方得预纂修之事，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右春坊大学士，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今尚书在内阁办事，六部请敕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则旧意犹存可考。终永乐之世，二杨官止五品，盖为衙门所拘。
仁宗登极，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寻升少保，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又升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永乐间系狱十年，至是释出，擢翰林院学士，寻升太常卿兼学士，内阁办事。此三人皆以龙飞超升委任，不可以例论也。后杨溥丁忧起复不入阁，宣德间因九年三品职满方升礼部尚书，学士如故。英宗即位，复命入内阁。正统四年，修《宣庙实录》成，进少保杨士奇、杨荣俱进少师。号“三杨”。然自此官制一变，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至于序班、典乐等官，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太常寺事，皆三杨开其端也。正统初，三杨在内阁，杨士奇虽偏而少私，能持公论。杨荣宽恤休息小民。如兵部尚书王骥始建议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军丁，屡止之。骥后力奏不已，乃从之。凡事循守旧规，不轻改变，亦未敢肆意行私。盖虽承祖宗威权之后，亦二公心术纯正也。然于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如北征之马聚于马房，营造之兵终归匠籍，中官委外，遂为常规。南京兵冗而不知悉减入屯田，北京卫多而不知沙汰为精锐，律书变改始于徒法废而流法亡，军职冗滥并枪比试之法为虚文，降级克军之法弃不能用，皆不能讲究修复。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远及于浙江、湖广，而不知折征以宽直达旧额。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俱改折征，每石银二钱五分。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之民，岁输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则今陆运本色若折征每石折银一两，是北方民税一石当南方民税四石之数，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税有南北轻重之偏。故曰：“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者，岂敢诬哉？”
柳宗元论晋文公，问寺人勃鞮以赵衰，宗元以为不官，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此论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诚为至论。然自秦汉以来，文臣误国者岂少哉？若谓赵高、李斯之罪，大相远勃鞮虽贤而不可听，恐于理终有未安。《书》曰：“稽于众。”又曰：“仆御侍从，罔匪正人。”舜好察迩言，《孟子》论用贤初及左右，故询于刍荛不遗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果如宗元之论，是以人而废言矣。予不能无疑焉，姑识之就有道而正焉。
正统己巳秋，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和议，身任总督军务，选将练兵，坐摧强虏，光辅中与，厥功非细。及虏酋也先遣使来言，欲差大臣往迎上皇，都御史杨善使虏，不恃一缯，以口舌憢譬，国威不屈，遂得回銮。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扬眉吐气于班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侧目之秋。故事几一变，挟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众怒之隙，于公于是乎难免矣。盖上皇回銮居于南城，又废皇储，而谦乃见用于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旧臣失倚，苟以迎驾为名，自可邀功希宠，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谗言中伤谦等，则夺门之事为无名，迎驾之举为无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际，兵权是赖，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后事可济。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则亨或不从，故驾其说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谦已遣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数人掌兵者。”由是亨惧祸及，而与吉祥、徐有贞辈内外相应，密谋固结，而谦等骈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论于肃愍公谦之受诬，以谓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祸之罪，则通于天矣。春秋讨贼必先党与，恶可置之末减而自异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谓万世之公论矣。中官吉祥者，传太后敕旨，令石亨等迎贺有功，然不通文墨，恐事归司礼监，以此极力赞说，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时徐有贞、李贤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贤阴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调兵部侍郎项文曜于吏部，李贤以吏部郎中升至兵部侍郎代文曜，盖嫌于升本部，与尚书王翱并之意。谦尝荐文曜、贤，以为今调出谦意，深衔之。后给事中王镇等劾文曜为贤奸党，都御史萧维祯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谦罪以为欲行，主立外藩依谋反者，律凌迟处死，以文曜为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其事载于李贤所著《天顺日录》，并都察院萧维祯所构狱案，皆有可考。《天顺日录》内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知无不言。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当道，予持公以助之，遂改前辄。观此则有贞诬害于谦之事，谓贤不与谋情乎？况《日录》所著，屡短文曜以为党附于谦，士林非笑，不知于谦非邪人，而文曜党附为何事也？唐李训、郑注为宦者，王守澄等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训又恐郑注独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祸。徐有贞、李贤为吉祥、石亨所引用，既而虑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几致祸变。如石亨每来内阁议事，则欲出己意，而令内阁行之。徐有贞等得无厌乎？一日论及江西隐士吴与弼，亨慨然欲荐之。贤乃代草付亨奏之，则吉祥、石亨与徐有贞等李贤相亲厚可见矣。
洪武永乐间，文武大臣未有师保之加，如魏国公徐达、诚意伯刘基，皆无加秩。至仁宗登极，始加英国公张辅为太师，杨士奇升少保进少傅，杨荣升太子少傅进少保，后三杨皆进少师。杨士奇、杨荣先卒，皆进太师。杨溥正统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与赠。及蹇义、夏元吉、黄福等加师保，皆在永乐之后也。景泰间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谦加少保，有安攘功无愧，其余皆滥加也。天顺初，悉革罢保傅官。天顺五年，曹钦反逆，吴瑾、寇深杀死，李贤被伤，独加太子少保。至宪宗登极，始加少保，吏部尚书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后有以考满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乐初虽建内阁，皆翰林官居之。杨士奇、杨荣在阁二十年，终永乐之世不过学士五品，拘于官制不可逾也。仁宗嗣位，以三杨东宫旧臣特加超擢，士奇初升礼部侍郎，后至少傅。荣、溥皆初升太常卿，后至尚书。土奇兼华盖殿大学士、荣兼谨身殿大学士，盖逾常格，非可以为例也。杨溥仍兼翰林学士终身。荣正统五年卒，士奇正统八年卒，溥正统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为杨士奇所荐入阁，没于土木之难。景泰间，易东宫陈循在阁草诏，有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傅之子。萧镃为太子少师兼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江渊为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商辂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俱在阁，虽不宜妄比三杨之例，加至少保尚书而兼翰林院学士者三人，商辂犹以侍郎在阁。天顺初，李贤始以兵部侍郎升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入阁，薛瑄由大理卿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成化、弘治以来，多由尚书、侍郎入阁，若先已升尚书，则曰：“不得入阁矣。”正德初，刘瑾用事，吏部尚书焦芳交结刘瑾取入内阁，杨廷和由南京户部尚书取入内阁，自是遂以尚书为入阁阶梯矣。
户部尚书孙交，湖广人，与李东阳为同乡相厚，又与杨廷和父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有世讲之好。杨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书召为户部尚书。交虽爱民，而未知所处。与东阳辈负文学之名，而未见措之施为。畿内山东地方因承平日久，物产繁盛，且州县壤界相接，如星罗棋布，若降一令，官军捕贼，经过州县，验所报勘合，供给口粮草料，准其税不足官为措处，事毕补还，如此简且便矣，而交等虑不及也。命户部侍郎杨潭总督军饷，发太仓库银贰伯余万两，分送各州县，和买粮草，军所行过处，亦积蓄预备。有司泒民强买欲散之际，益生纷扰或侵克偕贷。及为盗所劫者，为弊滋甚。贼平以督饷功升俸一级，荫子一人入监读书。刘瑾用事，太仓库银积至三百余万，至是为交所费几尽。虽费而民不沾惠，盖军皆民供熟食，每马虽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余剩，非烧则卖之。正德八年贼平，琼任户部尚书，奏查余剩料豆令补给，所在军粮余草数千万束多朽腐不堪用，令减价变卖，得银二十六万两，运送宣府补给军饷。方流贼猖獗之时，民苦焚劫杀掠，而禾稼丰熟民不告饥，惟河涧一府水灾，民多饥馁耳。孙交与东阳等不计国用不可缺，屡诏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间，起运京边粮草数百余万，悉皆蠲除。富民虽被贼害，其力尚能输纳，而幸得悉免贫民无田被贼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灵石县贼入城，焚劫殆尽，然皆市民无田，其乡民有田，贼未至，乃尽蠲其租。由是京师岁用不继，转借于太仓、丘京场，耗草支绝，发太仓银召买贩鬻者，勒取高价，遂至誊涌，公私俱困，边储甚乏，亦发太仓库银助之，边储未克而太仓库银已竭矣。继孙后使无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盐法以助之，则边兵缺食必生觖望矣。盖孙辈所行，所谓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者，处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国裕民也。虽然当流贼内乱之时，而胡虏不侵犹能支也。设使胡虏又大举入寇，李公等必束手无策矣。
自古论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赏罚，而不能见于施，为着于实效。正德六、七年间，盗贼四起，当道者不能预知中外武备废弛不可用，当专用骁将，选劲兵讨平之。因贼攻破曲阜县，犯阙里，李东阳女嫁衍圣公子，圣公言于李，以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回避贼，见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狱，出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师，何鉴奏山东巡抚边都宪宪、真定巡抚萧都宪翀，皆抚驭无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问以失机，既而放为民。又着为令，州县官被贼攻破城池，比守边将帅律抵死。彼时庙堂诸公自以为公行赏罚，而不知盗至十万，非巡抚布按二司官及州县官所能制。是时州县有被贼杀死，皆以节义旌之。如枣强县知县段豸，自城上跳下堕水死，赠官荫子，世袭锦衣百户。延绥参将冯祯被贼射死，封伯爵，荫子锦衣百户。宁夏参将仇钺，因捕获何锦等已封咸宁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贼赵风子等，非有攻城略地之功，乃因是进封咸宁侯。世袭都御史马炯然挈家归江浙、归四川，为刘七等所掠杀死，因与杨廷和乡亲，亦赠官荫子。萧翀，杨廷和乡亲，边宪，杨一清门生，罢官未二三年复起用。边宪巡抚宁夏，萧翀巡抚陕西，是非赏罚果有定论乎？谷大用、陆完、毛锐统兵讨贼，毛锐丧师不加罪，自后贼益炽，攻城劫杀人放火益多，皆不责问陆完等奉职不效之罪，惟以斩获胁从首级报捷论功冒升，完升右都御史。官军与贼交错往来燕赵齐鲁之区一年余，而谷大用等奏带权势仆从坐冒首功，日费廪饩又纪功，给事中柴王、吴荣、御史吴堂、雷宗皆得干预兵事，调度民兵，各为战守。官军数百里外函首送验，巡抚都御史张凤急选民兵，令自买马团操，挑穵坑堑，督责布按二司官刻期完办。巡抚真定都御史宁果召募无赖数千，衣粮器具取给州县，事烦民扰，其害过贼之半。巡按山东御史张璇，真定人，积忿不能平，奏论谷大用、陆完等师久无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曰上拆下〉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鉴不行，鼎罢归，竟以完代〈曰上拆下〉。
汉于张掖郡置金城属国以处蛮夷降者，又于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绝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为西夏所据。国朝于张掖设甘州五卫，于酒泉郡设肃州卫，命将屯兵拒守于肃州外为加峪关，关外蛮夷各因其种类建卫，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东，降给印信，各命其酋长管束夷众，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又于肃州外千里许建哈密卫，授官降印，如赤斤诸卫之制，而择其番酋之效顺者封为忠顺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鲁番、撒马儿罕、天方国。诸夷朝贡往来，自古据有河西。修饬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为精密。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遵旧规，不敢生事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弘治五年，哈密卫都指挥阿木郎与达贼野也克力引路抢杀土鲁番人畜，又将赏赐土鲁番衣克留，土鲁番王阿黑麻率众来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陕巴系土鲁番亲枝，不知阿木郎所为，不忍杀携归土鲁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郎张海往经略之。海素有学术，至彼上言远夷不可加兵，来则厚抚，叛则拒绝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贡，自将陕巴送回复立，土鲁番通贡如旧。弘治十七年，哈密属卫阿孛剌等怨陕巴掊克，阴诱阿黑麻子真帖木儿，时年十三岁，来哈密，陕巴弃城走沙州，真帖木儿亦退避剌木城曰：“我来恐达贼夺占哈密耳。若有人来守哈密，我归本土无他意也。”镇守差官舍董杰等同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至哈密抚谕夷众，仍令陕巴守国，阿孛剌等执迷不听，欲真帖木儿守城，奄克孛剌等将阿孛剌等六人擒杀，余党方才畏服。董杰等回报镇巡官，复差都指挥朱瑄统领官军送陕巴到哈密复立。时阿黑麻已死，诸子仇杀离散，真帖木儿不肯回还，愿依奄克孛剌暂住哈密，朱瑄恐陕西怀疑生变，携真帖木儿甘州羁住，正德七年放回。陕巴死，子速坛拜牙即立，贪酒好色，不行正事，属夷哈即欲诉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士鲁番，土鲁番王速坛满速儿令头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遗书甘州镇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与我段一万将城，与我差去使臣速打发出来，不来我领军马往汉人地方去。”巡抚都御史赵鉴、总制都御史邓璋以土鲁番书闻，且言逆虏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张海故事差官经略。彭泽者，陕西兰州卫人也，与大学士靳贵同年进士，皆大学士杨廷和门生。贵，丹徒人；兵部尚书陆完，长洲人，同乡，数人皆无济时才。而泽在四川事完回京，遂荐泽总制甘肃军务。议曰：“番夷挟求赏币不可与，差官经略不可行，请命彭泽征调延宁人马，外遏番夷，内逐达贼。请敕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敕赤斤等卫，如遇番夷内侵，并力捍御。”御史张麒上言，既有邓璋总制，不宜复令彭泽总督，且泽、贯陕西，不宜差本贯公干。杨廷和怒，撰旨斥责，寻外补麟凤阳府知府，后竟黜落。又有给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药，无二君弈棋者局，无二帅不官，并用二人总统戎务。”亦外补江凤翔知府。泽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宁诸路兵万余，借户部粮价银买马，盗取为赂，侍郎冯清专供甘肃军饷银费以百万两计。适土鲁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诸卫，杀掠甚惨，遣人来甘州遗书曰：“速送缎来。”泽素任情，以为番夷好利，可以利啖，乃坐视杀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虏庭纳币二十银，酒器一付，赎取哈密城印。哈密卫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炯答，在肃州写亦虎仙满剌阿王，在哈密彭泽遣通事火信马驯等纳币土鲁番，以写亦虎仙火者马黑木等皆土鲁番亲族，故遣同往谕之曰：“忠顺王不得城印，与了小缎子儿甚么稀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阑、织金缎、纱罗、银器、珍珠，都发与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关，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鳃番，未至，泽即奏河西事宁，乞休致。奉旨：“彭泽待处置哈密事情停当，行取回京。”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泽为真定知府时相善。泽阴托澄奏言陕西一省邓璋、彭泽二人总统戎务动相掣肘，乞取彭泽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泽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宁息，土鲁番虽欲侵犯肃州决不可得。时杨廷和丁忧去，泽又阴贿钱宁、靳贵、陆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泽回京。适都察院缺官掌印，荐泽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肃监察御史冯时雍奏言土番之酋长尚尔骄悍，哈密之城印犹未归复，遣使讲好，大开沟壑之欲，要我以难从之事。后来之变故无形，非愚臣之所能逆睹。靳贵令陆完寝其奏，泽又奏言土鲁番速坛满速儿王畏威悔祸，已将哈密金印城池献还，乞将镇巡等官各加恩典。时写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陆完改吏部王琼代完，乃以冯时雍奏复，请乞留彭泽在甘肃候写亦虎仙等回，处置停当回京，不准行。彭泽正德十年闰四月取回京，写亦虎仙等八月内到土鲁番交割赠币，又许送段币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还哈密城，土鲁番差头目虎都六写亦火者撒者儿同来送印取赏。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关。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土鲁番进贡使臣四十二名，哈密进贡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鲁番使臣十名，鼓泽原差传谕夷情，送赏抚，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挥火者马黑木等十二名验放入加峪关。初彭泽之求回也，都御史赵鉴与彭泽、靳贵亦同年进士，鉴因是亦得转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辄离任。陕西左布政李昆亦贵同年，代鉴巡抚甘肃，昆为人尤任情。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寡谋，印来以杂币二百疋付来使，亦息马因、满剌朵思遗速儿、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顺王回国，质留虎六写亦火者撒者儿于甘州，以制其变。九畴言于昆曰：“彭总督当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时，曲为抚处，厚加赏赐，被其愚弄，犹模棱干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国是。复何面目立于天地间？”昆不能违，亦思马因等回以质二夷告，速坛满速儿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兰复来占守哈密，差倒刺火者等来问甘肃消息。陈九畴监禁致死速坛满速儿，又差巴思等来甘州遗番书云：“我几次差人去，为和好，不从。监责如箭，射石不得。”九畴以巴思等为奸细，捶死满速儿，领兵到沙州，牙木兰来瓜州，候巴恩等不回，遂直犯肃州，总兵官吏镛欲自甘州领兵来防御，九畴以粮乏止之。及是犯肃州，九畴急令游击将军芮宁、参将蒋存礼出兵御之，番兵锋甚锐，芮宁全师败没，蒋存礼几不免，攻破砦堡，杀掠人民甚惨。九畴惶惧，恐哈密夷人居肃州城者谋为内应，仓卒之际，驱逐出城，夷众扰乱。都督失拜因答者进贡自京回，九畴亦遣其出御土鲁番，既而疑其为变，捶挞系狱死，又疑通事毛见等通土鲁番，皆于贼退后捶死。巴思等皆为奸细拘系捶死，虎都六写亦火者撒儿亦以为奸细拘系，又以写亦虎仙知土鲁番入寇，不行劝阻，及先年土鲁番缎一千五百勾惹边患，于失拜烟答者皆本国潜从他国，以返逆论报。至京师，彭泽大惧，密谋于阁老、梁储事，事未下，兵部传差大臣提督军务兵部会吏部诸衙门推举上请，储言于吏、兵二部曰：“须彭泽一往。”盖泽自知奸欺败露，欲自往弥缝，奏讨银五十五万两充军费。先是芮宁之败，巡按甘肃御史王光暨兵部都给事中汪玄锡等劾奏李昆等，负抚绥之重任，昧经国之远图，养成回贼之患，大损中国之威，兵部请敕切责，昆等戴罪防御，事宁勘究。至奏差给事中黄城往甘肃，会同巡按御史赵春勘问前事。大学士毛纪，山东人，李昆之姻家。黄城亦山东人，春出毛纪门下，夤缘徇私。黄城未至甘肃、赵春奏言李昆有功无过，乞除其戴罪，今吏部推用，兵部不从。及黄城至，与赵春勘问，依凭李昆、陈九畴原案回奏，一无异词。兵部以彭泽、李昆前后欺罔事迹疏闻，乞今法司按实议罪。毛纪与大学士蒋冕同年，力庇李昆，但今兵部会议，密嘱附泽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鸿儒者，南阳府人也，少时为门隶。知府段坚，兰州人，彭泽乡亲，坚见鸿儒俊秀，教今习举子业，入学应试，遂中解元，后出仕，因坚以识泽为刎颈交。至是会议，鸿儒托礼部尚书毛珵、户部尚书石玠承望内阁风旨，以谓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国家，专之可也。今事须再勘。兵部尚书王琼曰：“纳币虏庭，失信夷人，致贻后患，利乎？不利乎？事须勘明，更勘何事？”众多是兵部议，而无一人为李昆庇者。奏上，泽罢免为民，李昆、陈九畴等提赴刑部问，侍郎金献民署印，淹滞半年不成狱，刑部尚书张子麟省亲回，始问成。会多官于午门前覆审，彭泽擅差写亦虎仙等往土鲁番讲和，送与缎匹，后又许增添失信，致启边衅，并李昆坐视玩寇，辱国丧师，皆无异词。时杨廷和丁忧服阕，在阁与蒋冕、毛纪庇泽已罢免不罪，李昆止降级，陈九畴为民，黄城、赵春调外任，因是憾兵部尚书王琼不附己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杨廷和草诏捕写亦虎仙下狱。今法司查黄城、赵春原拟开奏，又于科道劾官本内云：“以琼为勾引奸夷，科道本原无勾引奸夷事，欲今法司因此中伤琼，法司以事干夷情，关系重大，不敢从。”廷和怒，令回话，法司乃以写亦虎仙问结，死于狱，连及彭泽。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马黑木及辩冤供明，米儿马黑麻皆坐与写亦虎仙罪同死之，竟与琼无干。御史杨秉中者，彭泽同乡，素厚，及见琼系狱，承廷和风旨上言琼害泽罢免，乞罪琼，起用泽。廷和乃催取彭泽赴京为兵部尚书；李昆升都御史，寻转兵部侍郎；陈九畴升都御史，就令巡抚甘肃。土鲁番因写亦虎仙等皆被杀，聚夷兵三万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杀降为词，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祸甚惨，皆杨廷和、彭泽等之所致也。后给事中史道劾廷和为漏网元恶，彭泽附廷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书乔宇，以道巧诋廷和乞治罪，遂下道锦衣狱，谪南阳府通判。给事中于桂、御史曹嘉、杨继劾廷和、彭泽结党乱政，符同奏启，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论劾，泽阻塞言路，蒋冕、毛纪党廷和、彭泽，调曹嘉外任知县，令乔宇外补，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杨一瑛者，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时望所属，而史道首开诬诋之源，于桂则导其流，曹嘉则扬其波，乞暴白是非，恳留廷和以慰中外之望。蒋冕乃极是其说，令廷和速起视事，廷和、蒋冕思史道、曹嘉因扬露己奸被谪，恐公论终不容，欲再假言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闻给事中闫闳与曹嘉、史道议论相合，不附己，乃令给事中毛玉、御史刘廷盙劾史道、曹嘉、阎闳为疑间忠良，变乱国是，再谪史道陕西县丞，曹嘉四川判官。阎闳已升佥事，远窜云南蒙自县丞，给事中孟奇、御史吴铠等十九人相继论救，皆责之。时称史道、阎闳、曹嘉为“馆中三杰”，杨廷和、蒋冕、毛纪为“阁中三党”。后宣府游击将军靳英以赃败，御史郭辅劾兵部用人徇私，给事中曹怀论泽门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泽自陈准致仕，杨廷和因主事桂萼论其为权奸，首乱大礼，幸蒙圣明开悟，亦令致仕。蒋冕、毛纪继去，给驿人夫月米并荫子世袭指挥，一如廷和恩典。乔宇以附廷和等亦罢免，其后金献民亦以交通边帅去任，其子检讨金皋以接受边帅书简降湖广荆州府推官，廷和子状元杨慎云南充军，史道、阎闳、曹嘉皆召还复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国朝升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门。如顺天间以布政王亘为礼部尚书，初无礼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杨士奇以儒士由齐府审理副、胡俨由知县、李贤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阁，亦无内阁必由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来，南京吏部必须用翰林一人，南北礼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升入，由是翰林人多陟显要，布科道部属不得齐躯并驾矣。
天顺间萧维禛为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贞害于谦等，文狱案故入死罪，律当反坐。后维祯升南京刑部尚书，都御史寇深为吉祥侄曹钦杀死，举代者李贤首荐维祯可用，上曰：“此人曾在吉祥处通情吉祥，力荐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萧维祯奸党诬忠，而贤荐用之，则贤为有祯之党益昭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