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集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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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苟能屈于长者,便是问学之次第云尔。

整齐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后乃能齐也。人须偏有不至处,鞭所不至处,乃得齐尔。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处,是疑也。譬之通身会得一边或理会一节未全,则须有疑,是问是学处也,无则只是未尝思虑来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则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记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气。“君子庄敬日强”,始则须拳拳服膺,出于牵勉,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乡党说孔子之形色之谨亦是敬,此皆变化气质之道也。

道要平旷中求其是,虚中求出实,而又博之以文,则弥坚转诚。不得文无由行得诚。文亦有时,有庸敬,有斯须之敬,皆归于是而已。存心之始须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

求养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触理皆在吾术内,睹一物又敲点着此心,临一事又记念着此心,常不为物所牵引去。视灯烛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长一智,只为持得术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则茫然复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钻研太甚则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虚,则是已起一心,无由得虚。切不得令心烦,求之太切则反昏惑,孟子所谓助长也。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则亦动其心乎?夫思虑不违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养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虑,须是考前言往行,观昔人制节,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动焉而无不中理。

学者既知此心,且择所安而行之己不愧。疑则阙之,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而今方要从头整理,将前言往行常合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进,盖已于大本处不惑,虽未加工,思虑必常在此,积久自觉渐变。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当是畏圣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义择善而行之。致文于事业而能尽义者,只是要学,晓夕参详比较,所以尽义。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舜好问,好察迩言,皆所以尽精微也。舜与仲尼心则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则有辅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学者则事必欲皆自能,又将道辅于人。舜为人君,犹起于侧微。

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颜渊学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乐正子,为信人,为善人,其学亦全得道之大体,方能如此。又如漆雕开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说信甚事,只是谓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若天祺气重也,亦有矫情过实处。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

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立本处以易简为是,接物处以时中为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时中则要博学素备。

经学理窟 义理

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工商之辈,犹能晏寐夙兴以有为焉。

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后,俄顷不舍,岂暇安寝?然君子向晦入燕处,君子随物而止,故入燕处。然其仁义功业之心未尝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为接,无以为功业,须亦入息。

此学以为绝耶?何因复有此议论,以为兴耶?然而学者不博。孟子曰:“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孔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

人不知学,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以理观之,其用智乃痴耳。棋酒书画,其术固均无益也,坐寝息,其术同,差近有益也,惟与朋友燕会议论良益也。然大义大节须要知,若细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

凡事蔽盖不见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义所得,所至不得见底,又非于吾言无所不说。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强自是,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有固、必、意、我,无由得虚。学者理会到此虚心处,则教者不须言,求之书,合者即是圣言,不合者则后儒添入也。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

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凡未理会至实处,如空中立,终不曾踏着实地。性刚者易立,和者易达,人只有立与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则刚与和犹是一偏,惟大达则必立,大立则必达。

学者欲其进,须钦其事,钦其事则有立!有立则有成;未有不钦而能立;不立则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自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也。

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

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

耳目役于外,揽外事者,其实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长,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尽亦可,有终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一言而乃尽尔。

释氏之学,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岂是物能役心?虚室生白。

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

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

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圣人之能而为不能,则狂者矣,终身而莫能得也。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知德斯知言,己尝自知其德,然后能识言也。人虽言之,己未尝知其德,岂识其言!须是己知是德,然后能识是言,犹曰知孝之德则知孝之言也。

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学者易为力,今须自作。

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

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

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学者言不能识得尽,多相违戾,是为无天德,今颦眉以思,已失其心也。盖心本至神,如此则已将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乱吾所守脱文。

有言经义须人人说得别,此不然。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

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又不可徒养,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

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

语道不简易,盖心未简易,须实有是德,则言自归约。盖趣向自是居简,久则至于简也。

闻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适周,诚有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觐老子薄礼,恐非其人,然不害为两老子,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

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

观书且勿观史,学理会急处,亦无暇观也。然观史又胜于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

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

观书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则都不见,须是大体上求之。言则指也,指则所视者远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视焉,只视于手,及无物则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观书见一言大,一言小,不从博大中来,皆未识尽。既闻中道,不易处且休,会归诸经义。己未能尽天下之理,如何尽天下之言!闻一句语则起一重心,所以处得心烦,此是心小则百物皆病也。今既闻师言此理是不易,虽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易曰“一致而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既得此心,复因狂乱而失之,譬诸亡羊者,挟策读书与饮酒博塞,其亡羊则一也,可不鉴!

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金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

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观书以静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岂能长静,须以制其乱。

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求。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记有疑议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

尝谓文字若史书历过,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又学史不为为人,对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胜。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如文集文选之类,看得数篇无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释典,不看亦无害。既如此则无可得看,唯是有义理也。故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画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语道断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

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说义理,命字为难,看形器处尚易,至要妙处本自博,以语言复小却义理,差之毫,缪以千里。

从此学者,苟非将大有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