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找寻“我们”的批评共同体(2)

第二个必须解释清楚的知识支援是，先信赖文学理论惯例，还是先信赖社会学的发现的问题。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一书的写作过程中，为了遴选出富有创见、对某段文学理论思潮或人文思潮沉淀比较好的批评家，我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比该书所写多得多的批评家文本和中外文学理论批评论著。结果产生了一个突出感受，总结来说，就是批评意识、批评声音，普遍受制于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作为体验对象，绝大多数批评文本要么是当代文学学科内的例行作业，是“当代”和“文学学科”这两个规定性内的言说；要么是某种不证自明的“纯文学”的繁衍增值，一般会把逻辑起点置于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老庄或儒家那里，人性的问题于是成了向内自我修炼的个人道德素养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相比较已经有的社会学发现和哲学思想论述，文学批评对人文现状的反应既迟缓又滞后。这一点使我坚信，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内部，无论中西转换还是古今转换，要把文学批评的镜头再往文学人口（还不包括非文学阅读人口，但人数一定远远超过中产者及其以上阶层人数总和的底层人群）推进半步也都十分困难了。这是现代性论述和社会学视域下的消费主义论述（反批评）成为这本书的一个理论支撑的重要原因。它们反过来支持了我的基层社会经验，我的基层社会体验同时也找到了文献意义上的理论依据。也即是说，我的个人基层社会经验、体验，正是在这里有了充分展开的理由，也正是因为展开，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收敛仅仅是个人性的那个私人经验——因为，共识总是在走出个人性的同时被检验为什么是个人性什么是公共性的。中国历史上，“集体性”及其连带而来的任何东西的确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但是，在当下的今天，“我”字打头、“私”字打头的文学经验和理论批评，目前而言，恐怕还很难与一些社会学论述、哲学思想表达相匹配。王晓明先生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一文中也说过此等意思，他经过严密的现象分析后认为，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指以莫言、王安忆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去年依然如此；“严肃文学”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过去的“集体性”是什么，今天的“公共性”究竟指什么，我想这是无须费多少智力就能辨析清楚的。关键在于，当我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讲述封闭的个体自身，仿佛更接近高悬于头颅之上的那个“文学性”时，文学之于社会现实的性能，包括文学性本身的能量，实际上早已消失在活人世界之外了。而我们的一些理论批评刊物仍乐此不疲地要求对文学进行审美，再审美，其实审美的不过是某个早该废弃的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所谓知识、经验和概念，难道不是我们反思的对象吗？基于这一点倒回去想问题，既然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结果如此之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借重一些新的社会学及哲学思想论述眼光、方法和视野，构建一种批评言说机制，或者再不行，凭借它们把论述文学的焦距调得再近一点，视角再深一点，囊括的非文学人口面再宽一点，不也是当务之急吗？

第三个必须说明的方法论是，有了我认为值得信赖的社会学发现和哲学思想论述后，对批评话语的审视，是否会把批评推向以往被否定了的社会历史批评的问题。挑明了说，我最终要写这本书，其实根本的一个疑惑是，在我们这边来说，启蒙现代性本来就展开得不充分，再加上晚近些年来剧烈的社会分化和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速的城市化等等，导致经济主义机制成了实际上的主导性价值趋向。然而不幸的是，文学及其批评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是大面积地撤向了“自我”和所谓的“内在性”。一般性地看，“自我”“内在性”及其附带而来的审美价值观，似乎正逢其时。因为，异常的焦虑、孤独、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没有意义感和郁闷、纠结等所谓“城市病”，难道不可以通过自我叙述、内在性叙事得到缓释吗？但问题是，在我们这边，总是特殊性成分居多。视野如果仅仅是自我的和那种自在的民间信仰层面的内在性，深一层追问，所有的文学写作的确没有存在的特殊性了。因为比之其他形式的表达，文学除了母本的作用，实在很难找到它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粗浅思考，对于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我心目中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希望通过对哲学思想、社会学的借重，最终生成各类批评路向的价值言说机制。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也很警惕回到我们有过的那种所谓的“社会历史批评”。但我想，因噎废食、投鼠忌器恐怕同样是可怕的。所以，简而言之，先从现有社会机制和社会分化中捋出一条本来该文学批评严正关注，但不知什么原因却被有意无意抛之脑后的线索，然后把聚焦点放到各路话语的纹理分析上，再返回到共识性的价值可能上来，实现批评话语选择虽“分”，但理论表述进行到深处、较彻底之时，必然能从基本价值共识上找到交点的真正多元化局面。既确保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并为这多样化取向空间的不断拓展尽理论批评的职责，又能葆有理论批评自身丰沛生命力，不至于因道德感的褪色而无根飘零，或者因良知坐标安放错位而标准混乱。乐观一点看，如此论述方法，不是到当下为止，而是从当下开始的立论，缩短了批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或者可谓之为正面介入性研究，也自然是关于批评话语及其价值言说机制生成的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