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阅读盐池——在盐池县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2)

健康向上。王安石说过：“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以，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那就是把对读者产生积极的人格影响当作自己写作的重要责任和根本目标。就是说，作品内容要健康，要引人入胜，奋发向上。可是，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在文艺界有的作者还是做不到，有的在创作实践中，放弃了起码的“道德责任”，见利忘“艺”，以丑为美，格调低下，俗不可耐，甚至极力渲染阴暗、病态的情节事象，以此满足低级趣味者的嗜好。盐池的作者不跟风，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坚持走正路，出作品，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这些年来，所创作的大量作品，绝少有粗鄙丑恶、不堪入目的东西。说明他们是一批有责任心、有操守、有使命感的为时代和人民而写作的文艺工作者。

贴近生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是个老话题了。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后，已有65年。然而，尚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并未认真践行，至今仍有闭门造车、胡编乱造、无病呻吟、小资小调的作品泛滥。阅读盐池作者的作品，则能闻到泥土的清香、野草的芬芳和农烈的生活气息。这与作者常年和群众滚在一起，“泡”在生活里，血肉气息相融相通密切相关。因而，他们的创作素材是原始真实的，语言是鲜活有味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如张树林《红杜鹃》中马二旦与三毛的对话：“老虎口里莫久站／你快快领上我朝南转”，“你爹有钱你是福蛋蛋／咋想起跟上我个穷鬼受熬煎？”“三毛生性不随爹／哥哥再穷我心喜欢。”近百行长诗，仅此三句对话，就把一双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忠贞不渝的青年男女表现得活灵活现。又如郭鹏旭在短篇小说《马车夫的鞭子》里写道，经常劁猪骟驴的马车夫从远方舅舅那里得了一套半新不旧的公安制服回家时，被正在挖甘草的八瘸子的婆姨看见了，就损他：“远看是个办案的，近看是个骟蛋的。”一句农民式的幽默话，使一位村妇俏皮泼辣而又智慧的形象跃然纸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上这些鲜活有味的语言，惟妙惟肖的细节，绝对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的，坐在书斋里永远写不出。

扬长避短开拓创新

盐池的文学创作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明显的不足，如，多为感动人的作品，鲜有震撼人的作品；多为记述乡土的作品，少有超越乡土的作品。现在的情况如一句广告词所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下面，谈几点不成熟的体会和建议。

避免题材重复，架构雷同。翻阅盐池文学作品多人选集或个人选集或单篇文稿，就会发现不少写荞麦、荞面、苦苦菜、羊奶子、长城、盐池、荒漠，以及过年过节等风情民俗的事和人、景与物的散文，随笔，诗歌等，不仅题材重复，构思雷同，甚至连标题都一样，这不是好现象。其实，题材重复属创作之正常现象，文学作品有的题材是永恒的，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写，也可以常写常新。问题在于怎么去写，即怎样去发现生活，思考生活，提炼生活，描写生活。一个作家的本事在于敢在别人已经占领的土地上去耕耘，做到你种你的瓜，我播我的豆，做到豆的利润比瓜的厚。土耳其著名作家奥罕·帕慕克（2006年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说：“作家的任务是将司空见惯却又无人深思的问题，通过发现、深化、传播，让读者看到，原来熟悉的世界竟蕴涵如此神奇，使读者乐于重新审视。”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在别人已经写过的或漫不经意的题材上，在大家习以为常的时空中，找到惊骇，找到神奇，找到出人意料的角度，写出让人突兀和惊喜的新意，这是需要有点真功夫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去拾人牙慧，照猫画虎了。最明智的做法是避开。大家一定听说过诗仙李白登黄鹤楼题诗的故事。李白是个天才诗人，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下笔如有神，到哪儿题哪儿。一次，登上黄鹤楼，诗兴大发，正要挥毫题诗，发现一首《黄鹤楼》赫然入目：“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读罢，觉得再题，也超不过这首诗，便只题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转身去了。我们不妨学习古人，别人写过的题材，自己再写不出新意，就放弃。

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下笔。所谓大处着眼，就是要高境界，大视野，心胸要阔，眼光要远，像鲁迅先生那样，站在世界看乡村，永远保持一种飞翔的境界。文学创作的高境界和求仙访道一样，是为了至真至纯。写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和时代、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我们正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上，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进入又好又快的时期，西部大开发如滚滚洪流奔涌，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文学以独特的魅力鼓舞着我们去追求更高更远的境界。因而，我们不能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热衷于小情小调、琐事庸事。这跟题材小是两码事，小题材完全可以写出大文章大作品。壶里乾坤大，尺幅见千里。关键在于大境界、深开掘。盐池可写的题材很多，有边塞历史题材，明代以前，这里是边防要塞，如古长城、铁柱泉等战事遗迹；有汉代的张家场古墓群；盐池县是革命老区，是陕甘宁边区西北大门，红色题材很多，如红军西征解放盐池，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边区大生产时期的食盐开采运输、支前生产等等；人物题材有：清雍正年间的翰林学士谢王宠，辛亥革命时期鸦儿沟高登云的灵州起义等；更丰富的题材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以及建设成果等等。这些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别处没有。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所谓小处下笔，主要是指作者的创作心态和要领。一是创作心态要静，即不为世俗的名利和烦嚣所左右，平心静气地去写，要有耐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赶急图快，要从容不迫，平和舒缓，曲里拐弯，娓娓道来，如清风细雨滋润万物，不可大水漫灌。创作跟干别的营生不一样，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不达。二是创作要领就是写细节。小说小说，从小处（细节）说起之谓也。不光是小说要有细节，传记文学、散文、纪实文学，哪个不是靠细节致胜？诗也要写细节。美国著名诗人约翰·西亚迪谈到优秀诗人的诀窍时说：“要表现，不要陈述。”怎么表现呢？靠细节，靠描述。情节易得，细节难求。细节不是虚构的，是从生活中打捞的，这是考验一个作家的硬指标。

长篇小说创作要慎重。这是个复杂而不轻松的话题。巴尔扎克说过，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茅盾说过，要认识一个民族，最好读这个民族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可见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标志之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大的文学（小说尤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必不可少。所以毛泽东曾经说，没有《红楼梦》，中国人就骄傲不起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如火如荼，每年以1000余部的数量问世，真是丰收在灾了，从正面看，是文学事业大发展，文学人才多了；从负面看，是创作泛滥，是名利诱惑的产物，是轻率而为的泡沫现象。乐观估计，每年1000余部的长篇小说，真正有300部上档次，就烧高香了。产量上去了，质量上不去。这是不争的事实，数量“浮肿”，质量“贫血”，并直接导致阅读审美倦怠，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长篇小说是生活和时代的艺术记录，本质是一种追忆。逝去的，在追忆中得以复活，把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连接起来，更多的关注点在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状态上。

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有事件型结构，人物命运型结构等，无论什么型结构，都应从历史的深度，时代的高度，生活的浓度去构筑，去升华。中国古典小说把结构推到了极致。

长篇小说更是想象的艺术，是天才的虚构，是美丽的谎言。梦想成真，对于世人是美好的祝愿，对于作家则是一种快乐，是拿手好戏。作家必须有弄假成真的能力，假如作家有一天丧失了想象力，不会弄假成真，那么他（她）的创作就死亡了。可见想象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

长篇小说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文学，它最终的目的是写人。脚踏实地写人，把人物写透，这是小说的正途，是最见功夫处。茅盾说：“人是我写小说的第一目标。”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离开了人的描写，不在作品中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就不算是小说，等于白写了。对于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并理解生活中的事物和人物性格，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即人的个性和感情。小说不仅仅反映人物的生活状态或生存状态，更追究人的内心世界，想象人的精神历程和命运。小说家的职责不仅仅是求证人为何这样，还要探索人应该怎样和可能怎样。

我建议，写长篇小说的同仁，要慎重，要深思熟虑，做好充分准备后再动笔，不能脑子一发热就仓促上阵。一旦写起来，则要耐着性子慢慢进行，如挖矿藏和掘井一样，一镢一锹往深挖，切不可操之过急。做不到曹雪芹写《红楼梦》那般“一把辛酸泪”，“披阅十二载”，起码要像陈忠实创作《白鹿原》那样磨洋工，干上五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就是一场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不仅考验作家的耐力和体质，更考验其创造一个人所未见的奇异世界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讲，长篇小说就是对作家描写的一丝不苟、从容不迫的耐心的认证。所以，我们绝不可放弃“十年磨一剑”的创作精神，以“脑要冷，心要静，手要慢”的精神状态去写。

总之，文学创作是精进不息的远征，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朝前赶，才有希望到达目的地。投机取巧或赶急图快，都会得不偿失，半途而废，因为路不饶人。

（200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