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3)

2.学生研讨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与硕士生）

2.1 从辩证法看“问题与主义” 之争

20 世纪初，以李大钊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影响深远。

首先，历史地看，胡适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错误的。胡适在解释自己1919 年何以要谈政治时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胡适20 世纪50 年代谈到1919 年的冲突时说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来稍加批评”，并将回应该争论的标题定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可见，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是将信仰马克思主义列为批评的对象之一。胡适本人不赞成、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更是对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进行批判。他虽然提出理论要同实际、主义要同问题相结合，但只是泛泛而谈，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曾提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也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各国无产阶级要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运用这一学说。

李大钊读了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专门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寄给胡适。文中毫不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提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里李大钊实际上已开始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确定革命对象、性质和任务。所以说，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谈问题，而是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必须相结合，问题导向和主义指导两者不能割裂开来。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增强问题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正如邓小平曾经预言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就全面深化改革来说，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发展就难以打开新的空间。现实世界的问题错综复杂，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有曾经经历过的，也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相互纠结、连锁反应。这就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要求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

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撇开枝节抓根本。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方法，对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判断。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确实是客观现实，国际上随之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衰退论”，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判断，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人们信心。所以，分析问题要善于研机析理、察形见势，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向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努力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蔡旖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生）

2.2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论争促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学习了高教授的报告后，我对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就选择何种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展开了平等、自由的辩论。

1920 年的九十月间，由蔡和森、李富春等30 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组建的工学世界社，在法国蒙达尼开会三天， “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1 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为解决学会的共同目的及达到目的须采用的方法等问题，接连讨论3 天。何叔衡说： “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 年的教育。”毛泽东说：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彭殷柏说： “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最后经过表决，绝大多数会员赞同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沙滩大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

辩论的结果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所作的结论， “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可见，众多进步社团和先进分子是通过内部辩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由此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

——胡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 级博士研究生）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与党的理论水平的提升

听了高教授的报告后，我有很大的感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的意义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提高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相对于一般的著书立说、课堂教学、演讲报告等对某一问题的研究，争论、辩论和论战等更能促进论主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严谨、周密和深邃的思考，甚至在同对方的争论、辩论和论战中获得启发，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从而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水平的提高。这些论争推动了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帮助自己和同仁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萌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觉悟，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动力、对象、形式和发展阶段等基本问题也在论争中开始探讨并取得积极的认识成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同其他党派关系的论争，则蕴含着对独立自主、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权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第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社会主义之争帮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弄清了为什么要建立政党、建立一个俄国式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德国式社会党等问题。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时，深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区别，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酝酿中就没有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太多的干扰和影响。刘少奇曾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与习惯，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这无疑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最初比较复杂，很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论争、论战，非马克思主义者纷纷退出，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更加纯洁，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说：

1920 年底广州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由于观点不一致，组织活动极不正常。不久，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后，引导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会上也有内容相近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及其同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之间就若干建党原则的论争，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弄清了坚持独立自主和民主集中制、利用议会但又不走议会道路等建党原则，这些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

——熊玉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硕士研究生）

2.4 大革命时期的论争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是认识规律、获得真理。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正是在论争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论争得越是深入，越是能够不断深入地把握到问题的本质。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的类别、内容都很多，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有国共合作方式之争、对待国民党的新老右派的态度之争、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之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如国民党能否联俄容共之争、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争等，总之，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通过论争，对中国共产党把握自身成长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起到了推动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在论争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剖析和批驳对方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实际。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同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同国家主义派论争中，通过《赤光》《向导》等刊物发表了大量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不仅促进了自身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也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劳资关系和阶级对立。再如，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的论战，促使更多的国民党人了解甚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朱德、徐特立等国民党人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选择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这同他们在国民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密不可分。此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来华代表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说服中国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右派等，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介绍到中国，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认识同时是能动的反映论，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探索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规律性。通过论争，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并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开始思索并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的争论和斗争中，对这些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在批驳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等论调时，探讨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要性，以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党人近期目标与最终目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在批驳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所谓“全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