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5)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当时的状况不允许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1840 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绝不是要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次，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即买办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27 年大革命胜利之际就一脚踢开了参加大革命的人民大众，独占革命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 “十年剿共”也没有剿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剿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党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幻想搞资本主义但没有能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无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毛泽东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驳，使人们认清：中国革命只能作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又不能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民主革命有自己的确定的任务，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而不可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

也再次强调了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中国革命必须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在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存在相同点的基础上，共产党才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党推进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的指导原则。毛泽东通过对比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新旧三民主义，特别指出了共产党承认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彻底打消了国民党资产阶级顽固派借“伪三民主义”实施反共的计划。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

——夏雅敏（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 级博士生）2.8 邓小平的“争论” 与“不争论” 的矛盾分析方法高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事物的发展一个过程连着一个过程，过程的更替要通过否定来实现。在事物发展的长链条中，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因此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比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有允许、倡导“争论”

的思想，也有主张“不争论” 的思想。两者并不是相悖的。

1992 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对“不争论”

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甚至把“不争论”看作是邓小平思想的一个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各个时期都充满了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的确是一个发明。其实，邓小平的争论与不争论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比如，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之后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就是在一场全国范围内具有深远意义争论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完成的，对于重大理论重大原则，对于学术问题，邓小平是鼓励争论的。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指示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这里的争论是否定之否定后的状态，并不是原有的争论的状态，而是一种更上层楼后的“扬弃”。用列宁的话说：仿佛是旧东西在高级基础上的回复，是“内容的前进、形式的复归”。

争论是为了充分了解掌握事物内部的矛盾，用矛盾方法看问题，把不同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拿出来分析，不争论是由于事物有其内在的联系性，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内部、外部的联系和各种关系，把事物多种方面的属性和关系统一起来看，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

——张峥嵘（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生）2.9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中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教授的报告向我们诠释了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为了反对教条主义，1930 年5 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

历史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还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论争，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路线之争，这一论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逐步形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就如何对待国民党新老右派一直存在争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等持退让态度。

陈独秀虽承认国民党老右派为“反革命派”，但又认为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不但要反对军阀，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主张立即向国民党右派进攻，陈独秀等人却坚持继续退让。共产国际中，斯大林等认为汪精卫集团是小资产阶级代表，属于国民党左派，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汪精卫集团，继续北伐，反对托洛茨基等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并立即成立苏维埃的主张。最终导致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是取得胜利的法宝。

1939 年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毛泽东还在1940 年1 月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逐一批驳了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和国民党顽固派“一个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制论”。这些理论的形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张青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生）【蔡旖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