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心理启蒙时代
心灵犹如一张巨大的地图，被照亮的只是其中一角！
大卫·休谟的人性论
——人性即是天性
文艺复兴使得欧洲文化迅速发展。到了18世纪，快速发展的文化迎来了第二个高潮期——启蒙时代。什么是启蒙时代？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初中课本里那些科学定理和公式，有一大部分都是这个时代的人所创造的。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启蒙运动使科学逐渐挣脱了宗教的束缚。这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虽然在学术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他们的头顶上总笼罩着“宗教”这片乌云，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违背宗教的意愿。
而到了启蒙时代，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科学家做起学问来再也不用像前辈们那样，必须看教会的脸色行事了。
当时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在法国，这不是偶然。从根本上而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反抗。
除了法国之外，普鲁士和北美也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心理学正在悄悄为涅槃时刻积蓄最后的力量……
1711年出生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逝于1776年）的愿望是成为哲学家。他出版了两部著作——《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
在休谟的设想中，自己的著作会引起轰动，进而为自己赢得学术地位。但事与愿违，他的著作就如同投进大海的两颗石子，虽然激起了一些涟漪，但是并未引发波澜。
休谟对此很不满意，决定远离哲学，去当政治家。他很有政治天赋，最终当上了英国副国务大臣。
1744年，休谟又出版了一部名为《英格兰史》的著作，这本书使得休谟在历史学界获得了声望，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哲学思想还是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休谟晚年时住在巴黎。在那里，休谟结识了伏尔泰、卢梭、康德等人，这些大哲学家对于休谟的哲学素养大加赞赏。伊曼努尔·康德甚至说：“是休谟让我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在一帮成名大师的力捧之下，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被更多人重视，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哲学家，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心灵哲学家”。所谓心灵哲学，其实就是哲学中研究心理学的部分。在《人性论》一书中，休谟提出：我感觉，所以我存在。他认为感觉是一个人心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和前辈哲学家的一些观点是大不相同的。
休谟对于心理学最为杰出的贡献是，他提出：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要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心理。这个观点在当时来看毫无影响力，但是对于后世心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冯特正是因为实践了休谟的观点，才得以开创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
如果说休谟“用自然学科的方法研究心理”的观点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话，那么与休谟同时代的哲学家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年），其实已经投入实践中了。哈特莱是苏格兰人，家里人一直想把他培养成一位牧师，但是哈特莱对宗教没什么兴趣，所以他选择从事医学事业。在哈特莱看来，医学不能只研究人的身体，也应该研究人的心灵。
他研究了人类的大脑，并从心理学的角度定义了大脑中的某些功能区域。比如，他认为大脑中的白色脑髓质会对心理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心理的完善要依赖于这一区域，如果白色脑髓质受到损伤，我们的观念也将发生变化。毒药、烈酒、麻醉剂、高烧、撞击，都可能伤害到它。
哈特莱对一些心理现象做出了解释，比如：人在听完一首歌之后，为什么会觉得耳边仍有声音在回响？眼前的火焰虽然熄灭了，但是脑中为什么还有火光在闪动？哈特莱认为，这是因为外界的感官刺激引起了脑中某些微小粒子的振动，在刺激消失之后，这种振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才造成了这种现象。
即便是放到今天，哈特莱的观点也是非常准确的。而他研究心理学的方式、方法，也为生理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大卫休谟：贪婪是工业的兴奋剂。
为人不齿的卢梭
——探寻心灵的“死角”
休谟的好朋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是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历史上，此人曾经扮演过“心理学终结者”的角色。他认为，心理学根本就不能算作一门学问，因为心理学完全没有办法数学化。在康德看来，任何科学都必须要有两个特点：
1.经验，即可观察研究的部分；
2.理性，即可用公式表达的部分。
在他看来，心理学不具备这两个特点。
可是，康德同时也信奉一门关注人性的学问，即“人类学”，他把人类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研究的对象去研究，希望可以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析“人”的本质。
不过，康德的研究到最后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被他所“不齿”的心理学范畴，他研究的很多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心理学问题。
康德在自己的著作《实用人类学》中说：“我们的心灵犹如一张巨大的地图，被照亮的只是其中一角。”所谓被照亮的部分，指的是清楚的意识，而未被照亮的部分，则指模糊的知觉。
康德将意识分为清晰区域和模糊区域的观点，与后来的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弗洛伊德理论中“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划分又有所不同。这是我们以后会讨论的问题。
因此，虽然康德“否定”了心理学，但是他的否定，其实是给心理学的诞生制定了一个条件——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此后的冯特之所以能够创建心理学，也恰恰是因为他所倡导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满足了康德对于“科学”的定义。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是与康德同样著名的人物。
在卢梭的哲学体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他认为，人性本善，而且也不应该受到压抑。卢梭说：“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我就是我的第一基本原理。”
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违法。这就是卢梭的人生观。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和多位女性有染。这些女性也给卢梭留下了不少后代。但不论对情人还是孩子，卢梭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一位叫戴莱斯的女性为卢梭生育了五个孩子，全部被他送进巴黎的育婴堂。而卢梭只是在后来草草地寻找了一下他留了标签的第一个孩子。
有些人对卢梭的行为非常不齿，其中包括同时期另一位伟大人物——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1694—1778年）。伏尔泰曾经匿名发表过一篇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文章，记录了卢梭抛弃亲生孩子的事实，以此批评卢梭“糟糕的德行”。
伏尔泰之所以如此看不惯卢梭，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卢梭所宣扬的“自由人性”会将社会带到野蛮无知的境地。在伏尔泰看来，必须用法治去约束人性中坏的部分，社会才能获得安定和进步。这与卢梭的思想正好相反。他们二人也因此交恶，互相口诛笔伐。
卢梭是日内瓦人，住在巴黎。伏尔泰是巴黎人，住在日内瓦。两个人各自在对方的家乡想尽办法搞臭对方。在这方面，伏尔泰做的比卢梭要成功得多。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开篇就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你……是您让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让我将客死他乡……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如何回信，他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感觉这个人要疯了。”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的棺材被放到了先贤祠中，供人瞻仰。
1794年10月11日，卢梭也被请进先贤祠，他的棺材被放在离伏尔泰墓地仅几尺之遥的地方。
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灵魂会不会隔着棺材继续争吵。作为启蒙时代的两位伟大哲学家，卢梭和伏尔泰的观点尽管有所冲突，争吵起来也未免有些孩子气。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思想放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性和社会性，哪个才是真理？如果这二者之间存在联系，那么它们是何种关系？
这些问题，都要留给心理学去解答。卢梭、伏尔泰、康德等哲学家们对于心理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们需要一门专门的学问来解释这些问题，这为心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性。
康德：我们的心灵犹如一张巨大的地图，被照亮的只是其中一角。
卢梭：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
伏尔泰：思想像胡须，不成熟就不可能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