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固原佛教艺术的主要类型和影响
【摘要】 固原地处中原与西北边地的交融之处，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物丰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塞北的必经之地，为进入关中的北面门户。历代均有雄关固锁，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军事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历史上固原在中西交融方面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佛教在固原地区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佛教石窟寺；二、佛塔；三、佛雕造像。佛教及其佛教艺术在固原的广泛传播，是由古代固原重要的政治地理地位决定的。大批石窟、佛塔、佛造像等佛教艺术的出现，既是丝绸之路的产物，也是古代西北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
【关键词】 佛教艺术；石窟寺；佛塔；造像；影响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先后几次出使西域以后，一批批使臣便沿着张骞的足迹西去。这条联系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大道，就是古今闻名的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佛教也就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我国内地。主要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佛教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从社会范围来看，活动于道教范畴之内，从地理学角度看，主要活动在居有胡族人的商业中心，如敦煌、长安、洛阳等大通商都市
，所传之处石窟林立，佛教造像比比皆是，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历史上的固原，地处中原与西北边地的交融之处，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在战国以前为羌戎游牧之所，自战国末期昭襄王纳入秦国版图后，就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属北地郡，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从北地郡析出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北魏太延二年（436），改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又改称原州。明代，始称固原，为三边总制驻地。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塞北的必经之地，为进入关中的北面门户。历代均有雄关固锁，被史家誉为“关中之屏障，塞上之咽喉”，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军事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十六国时的赫连勃勃、周文帝宇文泰、周武帝宇文邕、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蒙古成吉思汗、宪宗蒙哥、高祖忽必烈、西夏李元昊等都相继到过这一地区。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历史上固原在中西交融方面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1981年在固原市原州区西郊乡雷祖庙发掘的北魏漆棺画墓中出土了一枚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459～484）B式银币。1983年在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南发掘的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鎏金银壶、玻璃碗、镶嵌青金石金戒指，有刀鞘的环首铁刀。1982年以来，还先后在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杨坊、王涝坝等地发掘了隋唐时期（据记）从中亚移居中国的“昭武九姓”之一史姓人家族墓葬8座，其中有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这些中西文化交流文物的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古代固原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由于古代固原重要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魏至隋唐佛教在这一地区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佛教在固原地区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佛教石窟寺艺术和广泛流入民间的佛雕造像。
一、佛教寺院之一：石窟寺
石窟寺，简称石窟，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起源于印度，传说，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仿效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相结合。我国开凿石窟约始于4世纪中叶，以北魏至隋唐时最盛。通常开凿在傍水依山、风景秀丽的山崖，窟内雕刻佛像及宣扬佛教教义和佛教故事的群像，或是彩塑佛像、彩绘壁画等，是佛教徒念经礼佛的地方。北魏时期，佛教注重修禅（意为坐禅或静虑），修凿石窟的风气更盛，不仅官府出资，民间个人也纷纷出资开窟，我国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等石窟都在北魏时期开始修凿。所以，固原须弥山石窟也和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一样，为全国最大的石窟之一。固原境内的石窟中，时代最早、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为高超者当数固原须弥山石窟，大约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自北魏开凿以来，北周和唐代都在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到唐代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石窟寺院。现保存有北魏至唐开凿的洞窟162座，大小雕像350尊，佛龛113座，中心塔柱16个，还保存有唐、宋、明时代残存的彩塑壁画、建筑遗址，以及十分重要的汉、藏、西夏题刻墨记和碑刻等。
须弥山石窟中开凿最早的是被俗称为子孙宫中的14、24、32等窟。窟室方形，中心塔柱少则3层，多则达7层，塔柱四面按层开龛造像。窟室四壁有的亦开龛造像。造像中有交脚弥勒菩萨，有单独的坐佛或立佛，但大多数是一佛二菩萨。佛身高大，盘腿中坐，菩萨矮小，侍立两边。造像长颈，瘦脸溜肩，身材修长，宽袍大袖，是北魏中晚期流行的造像艺术风格。
开凿于北周时期的圆光寺、相国寺，现在尚存有造像的主要有45、46、48、51、67、70等6个窟，其中第51窟规模最大，造像最为宏伟。北周的石窟，仍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每龛内有的是立佛，一般皆为一佛二菩萨，还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除结跏趺坐佛外，还有善跏趺坐的弥勒。佛像发髻低平，面相方圆，两肩宽厚，慈祥端庄。菩萨头戴宝冠，装饰华丽，两侧各立胁侍，姿态优美，富于质感。第45、46两窟是须弥山造像最多，装饰雕刻最丰富的石窟。45窟较大，窟室四壁和中心塔柱，共有15个龛，每龛皆为一佛二菩萨，造像高1.8至2.5米。佛像神情端庄，菩萨像头戴花冠，胸挂项饰，环身璎珞，装饰华丽。最引人注目的是塔柱座每面八个伎乐人，有的吹横笛，有的弹琵琶，有的击羯鼓，有的奏箜篌等各持乐器在演奏。这些伎乐雕刻，对研究北朝的音乐艺术具有重要价值。第51窟由主室、前室和左右配室组成，是须弥山石窟形制独特、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主室为中心塔柱窟，塔柱方形，直接窟顶。这样大的规模，在北周的石窟中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主室后壁长方形佛坛上并坐的三尊大佛，高达6米，气势雄伟，为我国石窟艺术的杰作。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它吸取了印度佛教艺术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的传统艺术，以精心独具的构思，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是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不曾多见的艺术珍品。这一时期，须弥山石窟艺术进入最繁荣的时期，其造窟数量、雕像艺术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代石窟主要分布在俗称“大佛楼”“相国寺”和“桃花洞”三区。其中造像最大的石窟是第五窟（大佛楼），因窟前有楼阁建筑，明代称大佛楼，窟室马蹄形，一尊弥勒坐佛，体形魁伟高大，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慈祥，面容丰腴饱满，博带袈裟，十分壮观。高20.6米，比著名的云岗（十九窟坐佛）、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石窟中最大的造像还高3米之多，为全国最大的石窟之一，是须弥山石窟的象征，也是须弥山唐代石窟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了唐代的艺术风格，也显示了唐人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
在固原市原州区境内，除须弥山石窟外，还有彭阳县无量山石窟。该石窟有两处题记：一为“景祐二年（1035）四月二十日刘绪等八人修罗汉人……”；一为“张行番口口，天圣十年（1032）。”从题记可知，此窟开凿于北宋仁宗时期。近千年来，虽遭自然风蚀及人为的破坏，但仍是石窟保存较好者，且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寺。
此外，还有位于泾源县境内的石窑湾石窟，隆德县境的龙凤山石窟，西吉县境内的扫帚岭石窟，蟾塔山佛寺石窟，海原县境的天都山石窟，固原市境的张易南、北石窟，城儿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寺，虽因年久失修，有的窟现存造像已寥寥无几，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及其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古代固原的文化与宗教的盛况。
二、佛教寺院建筑之一：“佛塔”
中国古代“佛塔”，俗称“宝塔”。佛塔起源于印度，称“窣堵坡”或“浮图”，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等。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的文献中是没有“塔”这个字的。到了晋宋时期，译经人才从古印度梵经中取其中一个音节，创造出“塔”字来。因此“塔”的本意就是坟，是埋藏“佛骨”的坟墓。佛塔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巧妙地融合了外来的佛教内容而成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项杰出的艺术创造。历史上修建的塔总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就成为佛教寺院中的主体建筑之一。
位于彭阳县城北约百余里的冯庄、小岔两乡交界处的璎珞宝塔，通高约20余米，平面呈八角形，为七层楼阁式砖塔。整个塔体为仿木结构，显得简洁朴素而又小巧玲珑，塔基亦为八角形，每边长60厘米，采用厚壁空心式木板楼层结构，原有木梯可以攀登。在璎珞宝塔第二层的背壁上，嵌有一高47厘米，长90厘米的长方形石匾，上刻“璎珞宝塔”四个大字，上首抬头为“发心功德主张侃高氏”，下边落款是“嘉靖三十年三月初一日立”。从上述落款可知，此塔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近500年。
三、佛教通俗形象的传教手段
佛雕造像在固原境内除上述石窟寺、佛塔外，近年来又发现和出土了石、铜、玉佛造像碑和鎏金、铜等佛造像。1981年彭阳县新集乡发现7件石造像和一尊铜造像。其中一件石造像的左侧至背部刻有“使持节，假镇西将军、镇军将军、西征都督、泾州口戎县开国子金神庆敬造石像二区。建明二年二月十七日”题记，此造像碑高48厘米、宽20厘米、厚55厘米，稍有收分，顶部为弧形。系紫红色的石英岩雕成。1985年在彭阳县红河乡河边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石造像，共9尊，高为18～30厘米不等。造像材料系用白色滑石雕凿而成，石质细腻较软，人体比例适中，雕刻技法娴熟，衣纹线条流畅，工艺水平较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北魏佛雕造像之特点。整体造像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浑然一体，体现了当时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同年在西吉将台乡王家湾村发现一批鎏金铜造像，据清理，共有造像60尊，大小不等，最高的17厘米，最低的2.8厘米。这批铜造像，按其造形差别大致可分为15种类型，经专家鉴定应为初唐和中唐所造。同年还在固原县南郊乡河泉村发现一批鎏金铜造像，共7尊。其造像题材的造型、铸造工艺都与西吉将台乡出土铜造像有相同之处，应为同时期作品。还有近年发掘的北魏漆棺画墓出土文物中有透雕铜饰（2件）及透雕铜铺首（3件），这些器物上均铸有佛的形象。这种透雕牌饰在古代的北方大都为匈奴等民族所使用，属北方“胡”文化范畴，十六国北朝时期也为鲜卑人所用，有的增加了佛教内容。特别这个墓中男性墓主人的棺板精美华丽的漆画中，内容除墓主人宴饮、神仙怪异外，还绘有佛教人物（菩萨）形象。这反映出佛、儒、道早期融为一体，互为渗透的关系的，也说明佛教人物形象出现在生活当中，是与佛教艺术进入现实生活有直接关系。这种创造性的外来艺术与庄严绚丽的中国艺术融为一体，虽然显得生硬，不尽完美，却充满着诱人的意趣。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当时佛教的盛况及高超的艺术成就，反映了古代固原的文化与宗教。
总之，佛教及佛教艺术在固原的广泛传播，是由于古代固原重要的政治地理地位决定的。大批石窟、佛塔、佛造像等佛教艺术的出现，既是丝绸之路的产物，也是古代西北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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