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文坛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尼·托尔斯泰齐名的作家，他们一起被誉为文坛“三巨头”。

屠格涅夫于1818年11月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父亲是退役的骠骑兵军官。他的童年是在母亲的祖传领地——奥廖尔省姆曾斯克县的斯帕斯科耶度过的。1827年全家迁往莫斯科，屠格涅夫先后在两所寄宿学校学习，1833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第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科。学习期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曾出国深造，长期住在国外，1883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

屠格涅夫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以诗歌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早期写有数十首短诗和《帕拉莎》等四首长诗。他的诗歌曾经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后来还被选入格尔别里编的《大众读物》，不过他本人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诗才，甚至说他对自己的诗作有一种“完全的，几乎是肉体的反感”。其实，光是这些作品已经为他赢得了诗人的美名。后来他的小说创作中那种浓郁的诗意绝不是凭空而来的。

屠格涅夫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家。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热情逐渐为戏剧创作热情所取代，从1843年至1852年的十年间，他写了包括《食客》《单身汉》《贵族长的早宴》《村居一月》等著名戏剧在内的十个剧本，它们不仅为他后来小说创作中那种强烈的戏剧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以其鲜明的社会心理倾向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为亚·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创作开辟了道路。

然而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且创作热情历久不衰的，毕竟是他的小说。从19世纪40年代直至逝世之前，他以小说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形式，写了《猎人笔记》和大量中短篇小说，以及六部具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59）、《父与子》（1862）、《烟》（1867）和《处女地》（1876）。他在《六部长篇小说总序》一文中说：“我用尽力气和本领，务求诚挚而冷静地把莎士比亚所称的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的东西和俄国文明阶层人士的迅速变化的面貌描绘出来，并体现在适当的典型中，至于俄国的文明阶层，那一向是我主要的观察对象。”他的小说，特别是六部长篇小说，正是通过文学典型的塑造反映了19世纪40至50年代的时代面貌，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面貌。其中的罗亭（《罗亭》），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叶琳娜、英沙罗夫（《前夜》），巴扎罗夫（《父与子》）更是成了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

《父与子》是1860年8月屠格涅夫在英国怀特岛的文特诺镇游历时开始构思的。两个月后，长篇小说的详细情节已经形成，主人公形象也已酝酿成熟。他在巴黎写好了开头几章，但小说的创作进展缓慢。1861年5月他回到故乡斯帕斯科耶，这是他曾经写出过《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的地方。在故乡熟悉而宁静的环境中，第四部长篇小说《父与子》的创作颇为顺利。7月30日脱稿，经过约半年的修改，1862年3月在《俄罗斯导报》2月号刊出。

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于1859年5月20日至同年7月，但在第二十八章（亦可视为尾声）中，作者简要地描绘了1860年1月尼古拉一家为帕维尔饯行的场面，并且交代了除巴扎罗夫以外的主要人物目前（亦即创作《父与子》尾声的1861年7月）的情况。因此可以说，《父与子》所反映的是1861年2月农奴制改革前后，主要是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社会状况。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农民问题与俄国的发展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而“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奴制度摇摇欲坠，贵族阶级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正在成长，并将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主人。“父”与“子”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

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正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的原型是外省青年医生德米特利耶夫，他在1860年前夕去世。作家认为，这个人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不过小说中的巴扎罗夫却是“一个逐渐融合与积聚了各种适当的要素的活人”。作家在给斯卢切夫斯基的信中这样描绘自己的主人公：“我幻想着一个阴沉、粗野、高大、一半脱离了蛮性、坚强有力、凶狠而又直爽，但无论如何注定要灭亡的人——因为他无论如何是站在未来的门口——我幻想着一个类似普加乔夫之类的奇怪人物。”这不禁使人想起1820年俄国文坛上的一件事。那一年普希金完成了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它的民主主义精神对文学中的贵族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保守的《欧洲导报》惊呼道：“如果一个客人满脸络腮胡子，穿着农民衣服，穿着一双树皮鞋，不知用什么方法偷偷出现在莫斯科高尚的集会中，粗声粗气地喊道：‘好哇，孩子们！’难道大家会欣赏这样一个恶作剧式的人物吗？”如果说，《欧洲导报》是把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比作一个闯进贵族文学沙龙的“农民”和“一个恶作剧式的人物”，那么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就是一个闯进贵族客厅的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和“类似普加乔夫”的人物。

诚然，巴扎罗夫从出身经历、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识都表现出平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这几方面跟基尔萨诺夫兄弟，特别是跟帕维尔形成尖锐的对立。

基尔萨诺夫兄弟出身贵族家庭，父亲当过将军，退休后在彼得堡加入了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加入的英国俱乐部，给两兄弟留下了一片有两千俄亩土地的领地。两兄弟十四岁以前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帕维尔进了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尼古拉大学毕业后成了领地的主人。然而巴扎罗夫却出身平民家庭，祖父是教堂执事，“犁过地”，父亲曾在老基尔萨诺夫手下当过军医，老巴扎罗夫唯一值得自豪的事是给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和诗人茹科夫斯基摸过脉，唯一的理想是将来在儿子的传记里有这样几句话：“他是一个普通军医的儿子，不过他的父亲早就看出他是个什么人，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对他进行培养……”巴扎罗夫小时候跟着父母到处奔波，没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只是后来才通过努力进了大学。

帕维尔穿戴考究，派头十足。年轻时他是社交界的风流人物，有名的花花公子。为了追逐P公爵夫人，不惜辞掉军职，一直追到国外。十年的光阴被虚掷在情场上，失恋后一蹶不振，落得孑然一身，只得住到尼古拉的庄园里。即使在穷乡僻壤，他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生活是按英国方式安排的，他仍然保持着绅士的派头，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高贵”的香味，不过他的灵魂极端空虚，除了回忆，没有剩下任何东西，无异于行尸走肉。可是巴扎罗夫却完全相反，他穿着随便，不修边幅，朴实无华，不拘礼节。当他作为阿尔卡季的客人来到玛丽茵诺，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只见他身材高大，前额宽阔，脸孔又长又瘦，鼻子上扁下尖，一脸沙土色的络腮胡子，穿着一件带穗子的又长又大的外衣，酷似《欧洲导报》带着鄙夷的态度描绘的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穿着农民衣服”的“客人”。在他身上只有自信和智慧，绝无丝毫贵族气息，而且他的基本形象自始至终保持不变。

然而，作为平民知识分子和“子”的代表的巴扎罗夫跟作为贵族的“父”的代表的帕维尔最根本的对立是思想观点的对立。帕维尔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宣称自己“具有自由思想和热爱进步”。较之一般的贵族，他的确具有进步的一面：他多少读过几本书；在参加选举时，还“偶尔用他那自由主义的狂言逗弄和吓唬那些旧式的地主”。他跟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是不同的，有人说他像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总之，他是“凝乳”，而不是一般的牛奶。也就是说，他是贵族中的精华。不过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只有贵族和贵族作风，认为贵族作风是一种原则，宣称“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不道德的人或者空虚无聊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活着”。他特别推崇英国的贵族，认为“贵族把自由给了英国，并且支撑着英国”。他还把贵族的两种感情——个人的尊严感和自尊心看成社会的福利和社会结构稳固的基础，显而易见，帕维尔是贵族制度的一个忠实的维护者。然而巴扎罗夫却截然相反。他是个“用批评的观点看待一切的人”。在跟帕维尔的几次交锋中，他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他不信仰任何原则，鄙视贵族作风，对作为贵族制度基础的村社以及上层建筑进行了嘲笑和抨击，并且在否定贵族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否定一切的主张和改造社会的任务，指出把社会改造好了，精神上的疾病自然可以得到医治。巴扎罗夫的到来，极大地震撼了基尔萨诺夫兄弟，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尼古拉不得不承认自己成了“落后分子”，贵族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帕维尔在跟巴扎罗夫的决斗中不仅大腿上挨了一枪，而且精神上受到沉重的一击，他也不得不承认，“巴扎罗夫指责我有贵族派头的话并没有错”，后来索性出国了。对于基尔萨诺夫兄弟来说，对于贵族制度来说，巴扎罗夫的确是个“类似普加乔夫”的人物。

当然，巴扎罗夫也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他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固然充满了革命精神，但无疑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他跟下层群众固然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毕竟跟他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他对奥金佐娃的爱情固然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但毕竟是不现实的；他对科学实验固然非常重视，但却在一次尸体解剖中疏忽大意，感染身亡。不过这些矛盾都可以从形象本身和作家本身找到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形象本身来说，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是一个“过渡的典型”，甚至是个“奇怪人物”，因此这一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从作家本身来说，屠格涅夫在政治上是个渐进主义者。尽管这部小说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但他并不赞成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夫民主制”。他认为自己的主人公“站在未来的门口”，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扎罗夫身上的矛盾是作家本身矛盾的反映。

《父与子》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虚无主义者”一词变得尽人皆知，甚至成了“革命者”的代名词。1862年俄历5月作家回到彼得堡时，适逢阿普拉克辛商场发生火灾，一个熟人对作家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两个对立的阵营内部都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反动阵营有人对作者大肆攻击，而特务机关“第三厅”却在1862年的奏章中说：“为公平起见，必须提及：名作家伊万·屠格涅夫所著《父与子》一书，于世道人心确有其良好影响……屠格涅夫通过此一著作……以含义刻薄之名词‘虚无主义者’，对我国一般少不更事的叛乱分子痛下针砭，使唯物主义谬说及其代表人物同受震撼。”进步阵营有人认为小说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的歪曲和攻击，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皮萨烈夫却对小说做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巴扎罗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他身上集合了那些零零碎碎地散布在群众中的特点，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能够鲜明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的想象之中。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的典型作过深入的思考，他对它的了解之正确，是我国任何一个年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及的。”

不管当时两个阵营怎样沸沸扬扬，意见相左，《父与子》毕竟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了一部经典作品。它不仅以巨大的思想力量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而且以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人们为之倾倒。跟前三部长篇小说一样，《父与子》结构单纯，情节朴实，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并且富于论辩色彩和诗情画意。这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总体风格。不过在《父与子》中，论辩色彩更强烈，诗情画意更浓郁，而且二者交织得更紧密，更自然，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哲理抒情倾向的社会心理小说。

屠格涅夫是一个在中国有着广泛读者的外国作家。从1915年起，他的作品就陆续被译成中文，并且影响了几代读者的思想和几代作家的创作。今天，在世界文学各种流派作家和各种风格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屠格涅夫依然保持着他的光彩，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这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参考了巴金先生的译本，特此致谢。

张铁夫 王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