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3)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相互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票号的经验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票号的启示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一百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三十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两权分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职业经理人得以最大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离开了所有者的制约，也会出现今天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使其中人治与保守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票号以政府业务为主，对政府的依附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但也留下了随清王朝灭亡而衰亡的隐患。我不准备深入探讨票号衰亡的根源，如果不是苛求古人，值得注意的倒是票号给我们的启示，尤其是在银行被诈骗、内部人贪污案件突出的今天，这种启示更值得注意。

在票号中尽管所有者（东家）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但并不等于不负责任，东家要用自己的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就决定了他必须关心财产的使用，这个问题当时是靠认真选大掌柜来实现的。东家对票号的关心与控制还在于产权明晰。产权一直是困惑国有银行的一个问题，由于所有者缺位，实际上缺乏真正对银行资产负责的人。到2004年年底，有4000名左右的银行从业者外逃，带走资金500亿美元。2005年银行被诈骗，卷走资金又达十几亿，有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票号，东家就破产了，所以，他要负责。今天的银行缺乏一个真正负责的所有者，这正是产权不明晰的结果。所以，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应该与其他国企一样，通过股份制来实现产权明晰。

票号的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的水平，但它适应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票号的制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银行改革模仿的榜样，但票号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责权利一致、管理严格有效并认真实施的精神却与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路一致。具体做法无法仿效，但核心精神是应该学习的。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个别银行内部人能轻易地把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资金转移到国外吗？票号不许带家眷上任或在当地结婚，有防止卷款逃跑的目的。这种对人身的限制今天不适用了。但总不能眼看着贪官把家先安在国外，有条不紊地为外逃做准备吧？我们银行的哪些制度出了毛病，应该如何用制度来亡羊补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高效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是票号成功的保证。这支队伍的建设靠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也依靠思想道德建设。这是票号宝贵的经验。也许票号的许多做法今天已经不适用，例如生活上的供给制以及把关公作为精神偶像。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物质激励加精神激励。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两种激励并举。我们缺乏的是票号中那一批敬业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的产物，造就这种人才的“原料”并不缺，缺的是如何把他们加工成材的制度与机制。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外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

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一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向晋商学习什么

辉煌500年的晋商是山西人的骄傲，但我们不能以阿Q“祖上富过”的心态作为自我安慰，而应该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在这个新时代再现晋商风采。因此，晋商精神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就是新一代晋商必须了解的。

晋商精神是什么

对于晋商的辉煌，大家是一致承认的，但对于什么是晋商精神，学者的认知并不一样。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都不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唯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作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晋商的缺陷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埋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700万两政府借款化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策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同政府绑定命运。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虽能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作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翙）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任何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根源还在于固守传统观念上。

新晋商的推陈出新

山西经济的振兴有赖于新一代晋商。新晋商不是历史上晋商的“克隆”，是21世纪的企业家。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新晋商应该从历史上的晋商身上学习好的精神传统，并克服先辈的缺点。根据我们对晋商经验与教训的分析，新晋商应该比历史上的晋商有根本性突破。

首先，新晋商应该实现制度化决策与经营。许多民营企业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这并不奇怪。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必须摆脱家族制。晋商的股份制，家族企业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励机制和其他严格的管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照搬晋商的做法，而是让一个家族企业转型为股份制企业，用法治代替人治。

其次，克服保守观念，向全国学习，向世界学习。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的强大还在于得开放之利。总体上看，山西还是较为保守的，这种观念阻碍了山西经济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与时俱进。山西许多民营企业产生于煤业，但煤不是取之不尽、开之不完的，要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像晋商那样由盐转向多元化，又转向以票号为主。走出山西看全国，看世界，走出煤炭看其他行业，山西才有希望。

最后，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今天的新晋商仍需要政府的支持，利用政策机会，也应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像历史上的晋商那样与政府密不可分。企业发展最终靠自己，政府只作为若干外因之一发挥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同时，我们要在发展本地经济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取得政府支持，不能用行贿等非法手段把官员“拿下”。晋商打通政府关节的许多手段在今天是不适用的。

山西的经济需要新晋商，也一定能出现新晋商。我们研究晋商的意义在于为新晋商的形成提供一点思路。

贾府的经济转型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钩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贾府兴衰与计划经济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