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权谋下的王朝(1)

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

监督与分肥

一有官员贪污腐化，总结经验教训，总免不了要说监督不力。怎么才算有力呢？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审计部门，有反贪局，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据说还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没有，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

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效果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统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短期效果应该有，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

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成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官位不高，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七品官而已。跟四处走走的十三道御史不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因此，早期的巡按还真能查出点事来。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驻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地方官们包围软化。按规矩，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可以跟省级的三司长官相分庭抗礼，三司见了巡按，只能客客气气的。客气归客气，礼貌归礼貌，但巡按没有具体的行政权，按规矩办事，实惠捞不到。人都是要吃饭的，官员也是人，当官还是要图吃好饭，明朝的官俸又低得可怜，大家只有自己想办法。巡按虽然只有七品但也是官，有跟所有官一样的想法。巡按没有行政权力，但却有跟行使行政权的人挑刺的权力，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监察变成了分肥。这下好了，巡按不仅地位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连实惠也平起平坐，朝廷要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巡按不中用，有人找原因说是官位不高，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来做巡抚、总督。原来七品芝麻官派下来都可以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派来部长副部长跟省级三司官阶相当，更了不得，直接就把个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后来人们不认为巡抚和总督是中央派出官员，径直把他们当成了省长。

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但贪心一点都不少，只要被派下去，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但权势可不小，不仅掌握着调兵遣将的令牌兵符，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军队多了监军，长官无所谓，但是小兵倒霉，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时人写道：“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杨士聪《玉堂荟记》）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变成分肥绝对是官员的理性选择。只有让官员不仅只是对上负责，而且对下负责，让社会来参与监督，保障舆论监督自由，监督机构才会真正有效。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由于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高处的拥挤

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的人很多，拥挤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后选来选去只看门第，不计其余，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因此里面还有故事。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等于虚设，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开始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挤着挤着，把关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结果有点儿像样的门阀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挤成一团，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无论什么朝代，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时间一长，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黑道、黄道，猫洞、狗洞，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一大群人披红戴花，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黄马褂、双眼花翎。不过还好，过去人们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红楼梦》里的贾蓉那样，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看。朝廷也不大会为这些膨胀出来的高官厚禄安排更多的实缺，不至于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置成群的官职，顶多一个缺换人换得勤一点。眼下的中国，也处在个大家往高处挤的时代，不过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们官职的虚衔和实缺都在膨胀，一个县四大班子，十几个县首长，每高一级，官员数成倍增长。至于首长以下的官，无论虚的实的，大概早就“烂羊头”了。

官场如此，学坛也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已经很可观了，出来一个硕士研究生，大家看着像凤凰似的。然而没几年工夫，硕士、博士就跟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研究生教育以火箭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今天，我们这个才恢复招考研究生不足30年的国度，硕士和博士的总量已经居世界最前列了。学校有收的积极性，有资格招的拼命招，一个导师带一个排也得招；没有资格的，争取资格也要招。学生有考的积极性，大家一窝蜂往上挤，挖门盗洞，考研辅导成了一大产业。一直到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至死不悔。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看看今天各个高校，有些学校甚至是倒金字塔状态，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有往高处挤的欲望不是过错，错就错在制度总是像受不了挤压的闸门，不时地开闸放水，不，放人，害得高处十分拥挤。

官位和官缺，一直就是上级赏给那些进入官场的人们的一种酬劳。当然，进入官场的人们得用某种方式才能得到这种酬劳，不是干得好，就是拍得好。虽说有赏也有罚，但时间一长，赏的总比罚的多，奖品自然要增加，否则连自己的面子也不过去。就这样，制度的阀门只好打开了，开开合合，归总下来，官自然是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职称当然也跟官位类似，教师也是人嘛。至于学位的泛滥又有不同，求的一方大体依旧，但给的一方却有变化。大学一方面图的是面子，能招博士意味着学校上档次，博士点越多，档次越高；一方面图的是利益，博士点多了，其他的好处也就来了，什么纵向、横向的课题自然就多，再说，还可以从在职、委培生身上捞到银子。

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高处本来就地方小，能站的人少，非要挤很多人，不仅导致大家一起贬值，而且还会使制度产生很大的麻烦。

神不迷人官自迷

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

做官的人，有点儿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儿本钱，有了点儿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儿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

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儿，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了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

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混在了一起，连密宗喇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

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儿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风月与官场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儿，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