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西哲学(6)

这里已经涉及对主客思维方式中的必然性、规律性所采取的观点和态度问题。思想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是否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呢？根本不认识必然性，盲目地被必然性牵着鼻子走，当然谈不上自由；能对必然性有所认识，相对讲来，确实要自由得多。但认识了必然性，还有一个对必然性的态度问题，如果采取被动的态度，屈从必然性，那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对必然性的超越。在中西哲学史上，哲学家们都曾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超越必然性的问题。康德曾一反斯宾诺莎关于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旧形而上学论断，主张在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之上还有自由的领域，把自由提升到超越必然性的地位，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尼采进而表示，超越必然性不是否定必然性，而是对待必然性的一种积极态度和心境。他所主张的“酒神状态”或“命运之爱”，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爱”的体验，他教人以“爱”的热情对待必然性，教人敢于面对现实，积极地肯定必然性（包括痛苦），从而获得超出必然性的自由，他认为这是一种强者的精神；反之，那种不从万物一体的观点出发，而从有限的个体的观点出发，对必然性采取敌视和仇视态度、采取怨天尤人的态度，在必然性面前哀鸣叹息的人，是不自由的人，是弱者的表现。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就是一种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他称之为“逍遥”。当然，庄子的哲学是“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尽管不能说他完全否定知识。尼采把超越必然性的态度和心境看成是“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5]。这里只是举尼采为例，其他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于如何超越“主体—客体”式和必然性知识以达到真正的自由，各有不同的说法和看法，但超越主客关系，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乃是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还有一些神学家们的共同倾向。西方现当代的天人合一（如果可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属于“后主体的天人合一”，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当然，这并不排斥有的西方现当代思想家采取过激的态度而抹杀、否定主客关系。

前面说过，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继续发扬19世纪末以来向西方召唤近代主体性哲学和主客思维方式的精神，但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步伐，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等它的流弊完全暴露之后，再走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哲学之路。我们应当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即万物一体的高远的境界，避免其不重主客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和排斥主客思维方式，当然不行，但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的主客思维方式相结合，则是必由之路。中国的21世纪将是现代科学越来越发达的世纪，也是知识和必然性越来越占重要地位的世纪。正因为如此，21世纪也将是一个更需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一种天人合一的“爱”来拥抱知识、敢于面对现实和肯定必然性的世纪。2l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既是积极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也是自由、超越、豪迈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既然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不合当今之时宜，就该完全抛弃掉，它毫无合理之处。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对传统的天人合一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对于这种极端的意见，我亦不以为然。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虽然各家的理解不一，但大多是哲学思想与文学、诗意相结合，富有一种超功利的高远境界，对比今天这种“异化了的”时代而言，未尝不可以对我们产生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古希腊艺术、史诗所留给今人的魅力。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了，它不可能与后来的铁道、电报等先进技术“并存”；古希腊人的意识与现代意识相比，他们不过是儿童，而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年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6]根据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包括史诗所讲的同样的道理，当今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的富有诗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的魅力呢？为什么不可以对这种思想的天真感到愉悦呢？尽管这种思想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永不复返”，尽管这种思想不能同我们今天的生产技术“并存”。马克思特别爱好古希腊文化，只认为“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而许多其他古代民族则被他归属于“粗野的儿童”或“早熟的儿童”。马克思显然不熟悉中国的思想文化瑰宝，但我们中国人应该深深懂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魅力。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已经过时了，我们决不能把它搬到今天“拯救危机”，但它“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7]，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不应该蔑视它。毕加索的大胆创新与他从古希腊艺术中吸取营养显然并不矛盾。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既是哲学，又具有诗意的特点，它应该是可以与古希腊艺术包括史诗相类比的。处今日市场经济繁荣之际，我们若能于“主体—客体”式的功利追求之余，读一读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齐物论》、《秋水篇》，体会一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物物而不物于物”之类的诗意哲理，难道不可以像念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从中得到某种愉悦、陶冶和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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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98（6）。本文亦转载于《新华文摘》，1999（4）。本文亦收入《学界专家论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传习录》下。

[3]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经验概念》，英译本，34页，纽约，1970。

[4]本文初次发表于1998年。

[5]尼采：《强力意志》，第1041节。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主与科学和西方的人文主义[1]

民主与科学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自五四运动至今，却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的道路走得太曲折、太缓慢、太沉重了，故虽老调，重弹亦不失为一种促进。

西方的文艺复兴“发现了自然和人自己”（黑格尔语），其结果，一是推翻了封建主义和神权的统治，人们不再盲从权威而相信自己的精神；一是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不仅尊重自己，而且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两个方面移置到中国来就是五四运动所提的民主与科学。西方一些哲学家把这两方面的情况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称之曰“主体性”。所谓“主体性”，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以人为主，以物为客，在这种主客关系中主体具有独立自主和自由的特性。人有了主体性，就可以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民主），不受自然的奴役（科学）。不过，“主体性”作为一种哲学原则，在文艺复兴之初尚未明确建立起来，也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humanism）的精神实质就是“主体性”。黑格尔把“主体性”哲学原则的明确建立归之于笛卡儿，认为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先进思想家们所大力引进和宣传的西方哲学思想就是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梁启超，他曾明确地以笛卡儿、康德为题，公开撰文推荐和赞扬笛卡儿和康德的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人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思想家们号召向西方学习真理到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提出，包括新文化运动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比喻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早已达到了明确建立主体性哲学原则的结果，其所包含的两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即反封建的民主制度的奠定和科学的繁荣发达也早已实现了。正如黑格尔所说，从前，欧洲人的“精神发展一直走着蜗步，进而复退，迂回曲折”，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从宗教改革的时候起，人的精神则“宛如穿上七里神靴，大步迈进”。与西方相比，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嫌起步太晚、步伐太慢了。“五四”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既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建立，窒息了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人文主义思想和主体性哲学的传播与发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历史中一次大解放的运动，但很快就不断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各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由于“主体性精神”受到压抑，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蜗步”前进的境地。

更复杂的问题是，正当我们为民主与科学而不断努力奋斗之际，正当我们不断呼唤人的主体性精神之际，国际上对民主与科学以及主体性精神却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主体性精神也好，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一例。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惟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

面对这种国际思潮，我们该怎么办？中国思想文化界已有各种议论。我以为不应当谴责科学本身，似乎非否定科学不足以回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当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企图在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中去寻找凝聚力；不应当把西方的人文主义看成不过是个人主义，而想在儒学那里去发掘人文主义以抑制西方的人文主义，排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问题，就裹足不前，而一味宣扬和照搬一些过时的东西。我们首先有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思潮的冲击，当然也有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双重的，因而也是更艰巨的：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要强调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人的主体性吹胀到万能的地位，对自然采取霸权主义，对他人采取自我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却仍有“魅力”。但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晚了几百年，现在还处于披荆斩棘之中。如果说西方人当前强调的是超越科技与民主、超越人文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那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更多地侧重于上述的前一方面，即学科学，学尊重人的主体性，学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科学与人文主义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天才的、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今天难道就不能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方面造成一种群星灿烂、盛极一时的辉煌局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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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八十沧桑话五四笔谈”，1999（3）。原题《民主与科学与西方的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