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3）

再次，《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卷首，黄宗羲解释了他早先之所以不为同门友人恽日初所辑《刘子节要》撰序的道理，末了他说：“惜当时不及细论，负此良友。”黄宗羲在这里所用的“负此良友”4字，一如他在《思旧录》中所惯用的那样，是对已故友人负疚心理的一种抒发。这就说明，黄宗羲纂辑《蕺山学案》时，恽日初已经故世。据考，恽日初，字仲升，号逊庵，江苏常州人，康熙十七年病逝，终年78岁。噩耗传至浙东，时间当更在其后。可见，《明儒学案》中的《蕺山学案》，也并非康熙十五年竣稿，至少此后两年，它还在编纂之中。

最后，《明儒学案》的不可能成书于康熙十五年，还可以黄宗羲同时学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为证。据称，康熙二十年“五月初一，仇沧柱（名兆鳌，黄宗羲弟子——引者）以黄太冲《学案》首6卷见赠。其书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执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5]。参以前引汤斌书札，此处所称《学案》，当即《蕺山学案》无疑。可见，迄于康熙二十年五月，《蕺山学案》并未完稿，只是以前6卷在学者中流传。至于陆陇其故世后，其弟子吴光酉辑《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所记，康熙十七年十月，谱主曾在京中听翰林院学士叶方蔼“言黄太冲《学案》，嫌其论吴康斋附石亨事，不辨其诬，而以为妙用，不可训”[6]。当亦系就此6卷未完本加以评论。

综上所述，《明儒学案》成于康熙十五年一说，显然是不能作为定论的。我们罗列诸多依据，所提出的完稿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间的看法，严格地说来，也还包含若干推测成分。不过，有一点则可以明确，《明儒学案》初名《蕺山学案》，直到康熙二十年亦未竣稿，仅以前6卷流传。至于改题今名，已经是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的事情了。关于《蕺山学案》的编纂，由于代远年湮，当年汤斌所撰序今天已无从觅得。所幸刘宗周弟子董玚继汤斌之后，亦撰有序言一篇，且完整地保存于《刘子全书》卷首《刘子全书抄述》之中。谨将董序全文过录如后，或许于此一问题的深入考察会有所裨益。

董玚所撰《刘子全书抄述》云：

梨洲黄氏有《刘子学案》之刻，属瑞生（董玚原名——引者）序。序曰：先师刘子，自崇祯丙子在京日，始订诚意之旨以示人，谓意者心之所存。戊寅，瑞生侍师，亲承音旨。时闻者谓与朱子、王子不符，起而争之。其问答之语，往复之书，备载《全书》。瑞生心识是说，未敢有所可否，一时门人后学，亦未有会之者。先师没后，梨洲黄子特阐其义，见于序牍，余亦不敢出一词以应。逮先师辞世三十八年，得一庵王氏栋遗集，内有《会语》及《诚意问答》，云自身之主宰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言谓之意。谓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若以为心之发动，便属流行。与先师之旨吻合。盖先师以心为所存，意为所发，是所发先于所存，岂《大学》知本之旨？又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原注：海忠介公瑞尝曰，功在格致，道在诚正）一庵属泰州门人，夙禀良知之教者，而特揭意旨以示。惜闻者之徒守旧说，而不能深求其在我，博考于诸儒，漫然疑先师之说，而不知前此已有不谋而同焉。而先师为特悉是即周子主静立人极、程子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旨，标尼山秘旨于二千一百余年之后。自先儒以来，未有盛于刘子也。

按：刘宗周卒于顺治二年（1645年），董序称“先师辞世三十八年”，则此文撰写，时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可见，迄于是年，黄宗羲所辑，乃《刘子学案》，亦即汤斌所云之《蕺山学案》。

董序又云：

先师之学，备在《全书》，而其规程形于《人谱》，采辑备于《道统录》，纲宗见于《宗要》。诸若《学言》、论学诸书、《原旨》、《证学杂解》、《论语学案》、《读易图说》、《大学参疑》、《古易抄》、《仪礼经传》种种，莫非此旨。而学者顾无真诣，援而他附。黄子于生平所得，合之《全书》，精讨而约收之，总以标挈斯旨。此真先师不绝之微言也。先师序《宗要》语曰，读其言，如草蛇灰线，一脉相引，不可得而乱。敢谓千古宗传在是，即数子之书不尽于是，而数子之学已尽于是。黄子纂先师学案成，谓瑞生曰，读其言，如金声玉振，八音迭奏，未尝少有间。敢谓先师亲传在是，即先师之书不尽于是，而先师之学已尽于是。盖学无二致，故言无二致也。

再云：

勉斋状朱子有言，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所谓得统之正，能使斯道章章者，止一二人。而周、程、张子起孔孟后千有余年，朱子起周、程、张子后未及百年，先师起朱子后四百余年。盖自唐虞执中之统，驯至成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昭晰呈露，已属先师。黄子既尝取其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道统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遗编，会于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后。黄子之有功于师门也，盖不在勉斋下矣。世有愿学先师者，其于此考衷焉。

注释：

[1]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

[2]汤斌：《汤子遗书》卷5《答黄太冲》。

[3]汤斌：《汤子遗书》卷5《与黄太冲书》。

[4]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3《怡庭陈君墓志铭》。

[5]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7“康熙二十年五月初一”条。

[6]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卷上“四十九岁”条。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在中国学案体史籍的形成过程中，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梳理这部学案的主要内容，剖析其编纂体例，对于明了学案体史籍的基本特征，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一）《明儒学案》举要

《明儒学案》凡62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代理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全书由5个部分组成，即：一、师说；二、学有授受传承的各学派；三、自成一家的诸多学者；四、东林学派；五、蕺山学派。兹分述如后。

第一部分师说，系辑录著者业师刘宗周论一代诸儒学术语而成，以明全书师承所自。刘宗周论一代儒学，首推方孝孺、曹端。他推许方孝孺之节义，深为其学不彰而鸣不平，认为：“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对曹端，刘宗周评价亦甚高，既比之于北宋大儒周敦颐，推作“今之濂溪”，又指出：“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方、曹二家之后，继以薛瑄，不过，刘宗周于薛瑄评价并不高。一方面他既指出薛氏闻曹端之风而起，所著《读书录》确有“学贵践履”之意。另一方面，对其身为朝廷重臣而不能伸张正义，又颇有贬词。吴与弼与薛瑄同时，生前，因替权臣石亨族谱作跋而称门下士，石亨瘐死，遂招致非毁。刘宗周力为辨诬，盛称其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为同时诸家所不可及。一如评薛瑄出处，刘宗周之论陈献章学，亦多微词。陈献章学宗自然，力倡“静中养出端倪”之说。刘宗周于此颇不以为然，他说：“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毕竟不离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盖先生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质之圣门，难免欲速见小之病者也。似禅非禅，不必论矣。”

刘宗周之学，远宗王守仁，却又能不为师门成说拘囿，而独阐诚意，以“慎独”标宗。所以《师说》中论王守仁学，既最能明其精要，亦深识其弊短之所在。刘氏所评之深刻影响于黄宗羲及诸蕺山后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阳明学之与朱子学，抵牾集中于释《大学》一书。朱熹主张先格致而后诚意，王守仁则释以即格致为诚意。两家之教虽殊途同归，而《大学》八条目，实无先后之可言，因而又隐然推阳明说为正解。其二，王守仁倡“致良知”说而承亡继绝，其来源虽似在陆九渊本心说，但陆、王之学实有毫厘之分，不可不辨。刘宗周指出，“致良知”说“求本心于良知，指点更为亲切。合致知于格物，工夫确有循持。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犹有毫厘之辨乎”！其三，王守仁之学，实远接北宋大儒程颢，程颢之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所以刘宗周评阳明学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其四，王守仁过早病逝，未能得享高年，因而他的高明卓绝之见并未尽落实地。其学之弊病在于：“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因此，刘宗周认为，“范围朱、陆而进退之”，应是王门诸后学的共同职志。

王守仁生前，门人遍天下，而刘宗周认为，王门之众多传人中，以邹守益最称得师门真传。所以他评王门诸弟子，独先之以邹守益，指出：“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王门弟子中，刘宗周于王畿最为不满，不惟评作“孤负一生，无处根基”，而且径斥“操戈入室”。他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究其根源，则在于对王畿所津津乐道的王门四句教的怀疑。刘宗周认为：“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在他看来，所谓“四句教法”，乃“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惑”。因此他断言：“其说乃出于龙溪。”

在王守仁讲学的过程中，罗钦顺多有书札商榷，对“致良知”说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孰是孰非，成为明代中叶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刘宗周于此详加评说：一方面，他肯定罗钦顺以本天、本心来区分儒释，评为“大有功于圣门”；另一方面，指出罗氏将心性截然剖断，宁舍置其心以言性，实是因噎废食。在刘宗周看来，王守仁固然高明卓绝有余而质实不足，但罗钦顺为格物一段工夫所困，终身不能自拔，则更其可悲。由此正可窥见，迄于明代中叶，程、朱之学确已衰微。刘宗周就此指出：“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功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1]

继罗钦顺之后，《师说》于吕柟、孟化鲤、孟秋、张元忭、罗洪先、赵贞吉、王时槐、邓以赞、罗汝芳、李材诸家之学，皆有评述。最终则结以许孚远，以明其师门笃实之学。

《明儒学案》的第二部分，是学有传承的各学派，上起吴与弼《崇仁学案》，下迄湛若水《甘泉学案》，凡42卷，占至全书大半篇幅。卷1至卷4为《崇仁学案》，所录为吴与弼、胡居仁等10人。黄宗羲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而溯其渊源，吴与弼倡道江西，传学娄谅，而王守仁早年即曾问学于娄谅，吴氏自是开风气大师。因此，在《崇仁学案》卷首总论中，黄宗羲断言，无吴与弼，则无尔后阳明学的大盛。他说：“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卷5、卷6为陈献章《白沙学案》，所录为陈献章、李承箕、林光等12人。黄宗羲认为，陈献章早年师从吴与弼，融师说为己有而创为别派，于阳明学兴起多所启发，所以述《崇仁学案》之后，即继以《白沙学案》。他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明代理学，当阳明学崛起之前，朱子学在北方得薛瑄恪守，流播秦晋，濡染一方，而有河东之学与关学之谓。黄宗羲认为，其开派宗师当推薛瑄，所以《明儒学案》卷7、卷8，以《河东学案》述薛瑄及周蕙、吕柟等15人学说之传承。随后则于卷9辟为《三原学案》，以述王恕、韩邦奇、杨爵等六位关学大师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