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6）

徐国源、韩素梅则关注晚近新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注：徐国源、韩素梅：LED大屏幕与城市空间转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41～44页。）：作为城市物理空间与影响空间结合的LED大屏幕。该文从现代城市景观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显现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以LED为代表的电子影像媒介对大都市城市空间的改造，认为其体现着一种复杂逻辑也即技术理性、技术神话与经济理性、经济神话的联手。从技术而言，文章借助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概念指出，LED进入城市“结点”（街道、拐角、广场等），城市高楼物理空间和影像空间结合，构成了一种关于叙述的空间，是真实与想象结合的地理景观；这一空间重构也是各种话语体系，尤其是全球化的商业话语试图宣示其自身权力的空间，技术终端前观看的人，早已失去了本雅明“漫游者”（flaneur）的疏离与从容，而是被广告商也被LED上的广告定义为“消费与再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消费者”。由此，影像化城市街道对交往的改造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身处无处不在的景观世界却“没有伸手控制的遥控器”，对景观的无意识顺从就与对现行体制的肯定相互交织。该文特别分析了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以大屏幕进行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个案，作者简要指出，纽约时报广场是全球化影像体系中心结点，“世界十字路口”构成了一种关联着经济、技术与政治的网络，体现着空间与资本的权力地图。

作者最后也呈现了LED大屏幕在重构城市空间中的另一种实践：即创造城市公共空间。例如BBC2003年的“大屏幕计划”，纽约第六大道29街到30街之间的大屏幕计划，都在商业品牌传播之外开启了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另一种可能，至少嵌入传媒技术的城市广场也可以不专由市场规律所挟持，城市人也并非只有一个消费者的身份。

同样关注空间中影像传播，孙玮教授的论文探究了传播方式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注：孙玮：镜中上海：传播方式与城市，《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63～170页。）。该文以上海城市影像为经验材料，讨论了影像作为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对人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怎样的颠覆与重构。作者认为，影像在两个向度上改变了人与城市的关系：“再现”模式使得媒介影响了人们对与城市的认知；“拟仿”模式则将自身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该文特别分析了后现代的信息方式与主体的新型关系。影像是由“假器”——镜头捕捉在进行组合，当镜头成为观看的“假器”时，观看的主体也被置换了，现实的个体主体被“虚拟”的主体所替代，经由镜头观看编织的影像背后是身体的缺席，景观的直接捕捉者不再是一个稳定的个体，而是镜头这个“虚拟”主体，以多个零散的主体拼贴而成，由此影像以非稳固主体的方式重构了一个社会情境，它不是基于现实的“再现”，而是虚构出一个与现实无涉的“拟像”。最后，作者综合两种模式指出，影像作为一种中介化的传播媒介，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工具，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由此，对“传播”内涵的理解，也从传递信息、促进交往、建构意义等工具性内容，扩展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

与前面所提及的发展传播学中的某些新取向，以及卜卫所论及的行动传播研究相近，罗峰、郭静的研究关注的是社区影像从“传声”到“赋权”的生成路径（注：罗峰、郭静：从“传声”到“赋权”：中国社区影像生成路径的思考——基于影像生产者角色认同变迁的视角，《现代传播》，2014年第5期，第97～101页。）。所谓“社区影像”又称为参与式影像、自治影像或草根影像，是一种创造性的利用影像设备，让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世界，其与普通影像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通过把摄像机移至参与者，以此表达其主体意识，同时由拍摄者执掌的权力亦发生动摇。

作者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纪录片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影像生产者自我角色认同的历史轨迹中来认识。具体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影响生产改变了之前长期作为意识形态“制造同意”的功能，注重对底层群体、民间社会的独立观察，但随着“新纪录运动”兴起，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很快在现实中遭遇挑战，创作者开始反思为底层“传声”的角色定位，在与影响行动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社区影像崛起为一场通过影像实现对拍摄对象赋权的运动，纪录片人的角色也向参与者、行动者和介入者转变。作者也指出这一影像生产方式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参与式影像的重点在于参与过程中草根民众的参与、发声。赋权，通过与决策者、利益相关者、项目推动者的互动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社区自治的追求，远非简单地将摄像机交给民众自身就能实现。

六、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

周海燕对媒介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研究进行了检讨与反思（注：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第39～50页。），主要包括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价值、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当前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几个主要热点、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与反思。媒介与集体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取向，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嬗变之下，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目前研究中呈现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的争论：其一，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的功能表现为断裂还是延续；其二，大众媒介如何建构集体记忆的机制，是再现、遮蔽还是凸显？

周文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当下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几个主要热点，这包括①民族认同的传播与共享记忆。例如罗宾斯与安达克索从土耳其流动影像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中发掘出了“自我赞美”和“一致沉默”作为维系民族认同的双重机制。②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这方面代表性成果如亚历安德罗·拜尔对大众媒介展示、书写和记录犹太大屠杀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托比亚斯·艾伯利奇特则指出电视在历史的再戏剧化（redramatization）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解释性电视”到“视觉叙事电视”的转变使得“历史通过记忆成为当代事件”。③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集体记忆。在此领域中学者们探究了大众电子媒介与美国流行文化、全球资本以及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④新媒介与集体记忆。范迪克（Van Dijik）在其系列研究中指出，数字技术重新定义长期以来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中的记忆，当大部分图像被传送至互联网并被储存于虚拟空间时，记忆的社会功能在数字图片网络化的、散布式的特征中再度发挥。

最后作者对国内这一领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检讨与反思。在理论上要改变以个案研究来诠释或验证既有理论为主的状态，力求扎根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形成新的问题；在方法上要综合利用诸如量化方法、口述史等；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可以看到，有关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大众媒介的视野之下，例如学者探讨了包括小说、电视纪录片、传记以及博物馆展览、漫画等多种传播媒介或传播样式。

姜红的研究是从晚清报刊“想象中国”的两种符号框架入手（注：姜红：“黄帝”与“孔子”：晚清报刊“想象中国”的两种符号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第5～20页。），对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的研究揭示，在晚清中国，革命派成功将黄帝符号由帝王之起源“发明”为民族之始祖，而保皇派报刊则将孔子从天下之师“重构”成中华教主。作者检讨了两种符号框架的斗争，发现所呈现的是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两套报刊话语体系的观念碰撞。作者就此认为，作为现代的传播形式，报刊不仅在新的“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想象”黄帝和孔子的故事，而且提供了一个故事与故事之间互相竞争的场域。

作者在论文中借用了建构主义取向的集体记忆和“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指出，“内忧外困”的晚清中国，亟须以“共同体神话”和“共同体记忆”的建构来回应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要求，不同阵营的报刊都充当了挖掘和编织、发明或重构象征符号，并以此为自身现实政治主张做合法性论述的利器，其中既有西方种族、民主、革命观念的传播影响，又有着中国自身文化观念传统的绵延和再生产。

事实上，这一研究还主要是一篇有关晚清中国民族主义的观念史研究的论文，其传播学意味尚不够明显。尽管作者提及，“恰是不同共同体表达不同观念并力图引导舆论的诉求，催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但是诸如不同阵营的报刊各自有哪些异同，建构之框架如何得来，特别是在想象中国的不同方式如何与报刊的空间发生关联，乃至这些想象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想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就不能仅仅将“报刊”视为话语之来源，而是应成为分析的中心并得到概念化的处理。

黄华的研究则是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言语文化的兴起，考察了新的言语文化如何与国族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注：黄华：从“天下”到“国家”：清末语言运动中的“声音”和言语文化，《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9期，第207～233页。）。这是《传播与社会学刊》在2014年以“晚清·民国的文化传播与中国的现代性”为题所组织的一组论文中的一篇。入选的六篇论文分别来自五个相关研究领域：戏剧、电影、图书、印刷业行会和语言媒介，从多个层面展现了晚清—民国的文化传播与现代性内涵（注：除了黄华的这篇论文，其他五篇包括：梁君健自发的现代性：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杨三姐告状》个案研究；叶月瑜民国时期的跨文化传播：文艺与文艺电影；章戈浩“科学化国术”：民国时期太极拳出版物上的现代性话语；以及菅原庆乃走向“猥杂”的彼岸——作为“健康娱乐”的电影之诞生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许静波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以上海书业公所为例（1886—1930）。均参见：《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9期。）。作者认为，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情境的变化使得声音参与到信息边界的重构。声音文化的繁荣切合了当时急切摆脱落后状态的求快行动。声音中心主义造成语言和文字的断裂，由此国族建构与传统日益疏离，“新民”仅是一种基于工具性的塑造。

李红涛、黄顺铭的论文通过对《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探究了“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建构的关系问题（注：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第37～54页。）。该文借助文化创伤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呈现相关的当代事件。研究发现，自1982年南京大屠杀被“重新发掘”以来，纪念报道的重心就被放在当下，这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纪念报道的文章数量更多是随着中日之间摩擦事件的数量而起伏；②在主题分布上，尽管“纪念事件”比例最大，但“右翼的否定及其回应”提供更为丰富的文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行径被建构为当代的文化创伤；③在标签与用上，指向过去的“军国主义”也更多用来批判当下的“右翼”行径，显示出“当下之恶”的话语优先性。

在“承携者群体”（carrier group）（注：按照亚历山大“文化创伤”理论，当可怕事件发生之后，某些“承携者”（carrier group）——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边缘群体——将事件向一般大众进行揭示并提出某些诉求，让后者感受到自身的意义结构受到了挑战和威胁。事件的文化创伤可以同时在宗教、审美、法律、科学、大众传媒以及官僚机构等各种制度场域之中展开，不同制度场域都会根据自身属性来展开文化创伤化工作，不同场域之间有时也显现出某种等级的分层。参见：李红涛、黄顺铭（2014）。《“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0页。），该研究显示，《人民日报》主要依赖加害者和见证人来“为历史作证”，而在“批判右翼言行”方面，加害者所扮演的承携者角色更为积极，形象更为立体，而受害者主要是以“中国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在表达“集体性”（口号式）的诉求，总体上，在聚焦在当下的诉求目标之下，受害者/幸存者的叙事及其主体性都遭到了压抑和削弱，更多被视为仪式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