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国古典美学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奠基人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1804年），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家庭，174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45年毕业。从1746年起康德去一个乡间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4年，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病逝。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

卡尔·雅斯贝斯将康德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并列为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康德在其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留下了三部划时代的杰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康德以他的三部《批判》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真、善、美的统一，构筑起三位一体的神圣的哲学殿堂。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

德国大诗人海涅说：“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但是他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100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但是他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著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

1754年，康德发表了论文《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康德的星云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发表以后，人们才想起了康德的星云说，后来命名为康德—拉普拉斯假说。

康德外表生活秩序井然，千篇一律，比起从事这种工作的其他人来，显得更为单调刻板。

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的康德的一天是这样的：5时，康德起床，穿着睡衣去书房，他的书房里摆着两张普通的书桌，墙上挂着一幅卢梭的画像。康德的私人书籍并不多，各种书加起来也不过500本。先喝两杯淡茶，再吸一斗香烟。7时，康德去教室上课。课后他又换上睡衣回到书房看书。13时，康德再次更衣，与朋友共进午餐。康德是一个美食家，跟当时18世纪的习惯一样，康德午餐都到饭馆里去吃，而且很讲究美食佳肴。酒的选择对康德来说也很重要，早年中意于红酒，而晚年更喜爱白酒。他喜欢不慌不忙地悠然用餐，如果他喜欢某一道特别的菜，他会询问烹饪法以及它是如何预备的，也会随口评判一番。希佩尔后来开玩笑说：“迟早他会写成一部《烹饪术批判》。”

每天午后3点半，人们就会看到，在一座庭院外的林荫道上，总会悠然走来一个身高不足5英尺，凹胸凸肚，右肩内曲，左肩下斜，歪搭着头的小矮子。他身上永远穿着一套灰色的装束，手里永远提着一支灰色的手杖，后面永远跟着一位忠诚的老仆人，永远为他准备着一把雨伞。这一主一仆是如此的守时，以至于市民们在与他们亲切地打招呼的同时，总忘不了趁机校正自己的手表。这就是哲学家康德和他的仆人拉普。那条街道后来被命名为“康德小道”。

一位康德传记家赞叹道：“康德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最规则的动词。”然而有一次，康德读到卢梭的《爱弥儿》，简直是如获至宝，不忍释卷，一连几天足不出户，把自己的作息安排表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是一次例外，而且这是康德仅有的一次例外。

康德说：“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康德对“绝对律令”的遵守也并非不折不扣，据说他规定自己每天清早只能抽一斗烟，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烟斗却越来越大。终生未娶的康德并非不近女色。康德曾开玩笑地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却养不起她；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却不再需要她了。”

在日常生活中，他衣着讲究入时。他喜爱参加哲学圈子以外的沙龙，且谈吐不俗，机智幽默，谈锋甚健，富有魅力，尤其是在女士们在场的时候。在课堂上也颇受学生的欢迎，演讲时的侃侃而谈，与三大《批判》中的晦涩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赫尔德回忆说：“我常常怀着感激而兴奋的心情回忆我年轻时候同一位大哲学家（指康德）的相处，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老师……他非常善于运用诙谐、警句和幽默，而在人们哄堂大笑时他则能保持严肃……”

据说《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时，有人向康德抱怨说感到手指头太少了。因为他每读一个从句便用一个手指按住，十个手指头用完了，而整个句子还没读完。然而，当康德在学术上终于获得公众认可，受到哲学界尊敬后，他的书又突然得到各界人士的青睐，成了时髦的书。甚至连不学无术的贵族夫人和小姐也要设法买几本放在卧室里，以显示自己的修养与学识。

康德的家庭信奉路德教的虔信派，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理性宗教观却被普鲁士政论指责为“歪曲蔑视《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学说”。康德晚年已经是闻名于世的哲学家了，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说，全部哥尼斯堡人都参加了这个城市最伟大的儿子的葬礼，但是只有教会的人没有参加。康德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很好”，在他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当天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康德的墓碑刻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住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康德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

“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康德宣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任何东西都不能指望逃避这个批判。当宗教想要躲在神圣的后面，法律想要躲在尊严的后边时，它们恰恰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而失去人们对它们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自由与公开的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思想史家们习惯地把19世纪称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因为体系欲望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强烈地统治着哲学思想。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康德出版了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标志着他的批判哲学的最终建立和完成。

康德在其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回答了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而《判断力批判》则试图来回答如何消除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这也就是《判断力批判》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是哲学问题的核心部分。康德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他的问题：人类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黑格尔谈到康德的理性概念时说：“康德在灵魂的口袋里尽量去摸索里面还有什么认识能力没有，碰巧发现还有理性。”康德说：“我的问题是，一旦抛开物质和经验，我们凭借理性能有什么收获。”重建“知识论”是康德毕生的关注重心。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这条原理就起源于康德。

康德如此断言：“知性不是从自然界获得自己的规律，而是给自然界规定规律。”正是从康德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将人的心灵视作一面镜子的认识，不再显得理所当然。其意义对于认识来说，正如哥白尼翻转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康德将自己的工作称之为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事实上，可能意义比那还要重大。因为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康德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只要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就必定是自由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目标是确定道德意识的性质是否能确证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的实在性，尤其是从道德——实践理性中把人的“自由意志”突现出来。道德首先是和自由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

追求自由也就是人类向至善无穷接近的过程。然而，现在，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于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如何消除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在“自然人”与“自由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中介环节，这就是“审美人”。因为除认识之外，任何东西也不能传达给别人。因为思想的客观性的基础是概念，普遍性标志着客观性。审美判断既是单称的、个别的、主观的，又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而且又不是逻辑上的，即依赖概念的普遍性。

为了解决审美经验的普遍性不借助概念而得到实现的问题，康德提出了“判断力”的概念。康德说：“判断力是一种特殊的天赋，它完全不能学得，只能练习。因此判断力是被称为天生机智的特性。”它是对抽象知性力的一种补充。其功能在于将“殊相”包含于“共相”之中。

判断乃是连接个别与一般的命题方式，譬如“这花是红的”和“这花是美的”，具有相同的判断形式，但在意义上却不相同。前者是知识判断，“这朵花”是个别的，而“红”则是普遍的一种属性。后者是审美趣味判断，因为是主观的、个人的、特殊的。康德就这样确认审美经验的内在普遍性：“一个表象和这种判断力的诸条件的协合一致必须能够假定作为对每个人先验地有效。”

康德是最早按照整个哲学体系的要求来建立美学范畴的美学家。康德美学范畴的主干是：必然—美—崇高—自由。在康德看来，尽管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的判断，而是凭借想象力和理解力相结合而与主体的快感和不快感相联系的审美判断。因此，可以运用理解力的四项范畴质、量、关系、情状来考察审美判断力，依照这四项范畴来对审美判断力进行分析，这就形成了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

» 美的分析

第一，从质的方面看，美的特点在于没有利害性，这是因为审美判断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不涉及对象的内容和存在。康德还把审美判断和逻辑判断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审美判断是一种情感判断而非理智判断，所以不涉及概念。

康德认为：“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因此美感不同于快感，美不同于善。就质而言，美的特点是不涉及利害而令人愉快，这是美的无目的性决定的。这一分析把审美愉快与感官上和道德上的愉快区分开来。美只适用于人类，这种不关利害、无所欲求的自由的审美活动，正是人类高于动物的精神境界的完美追求。这也导致了“纯美”和“纯艺术”的偏向，这对后来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起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从量的方面考察审美判断，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因为审美快感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所以它就不依赖概念，所以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就不是客观的，即不是对象的一个属性，而是主观的，是一切人的共同感觉。一切鉴赏判断都是单个的判断，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但是，鉴赏判断本身就带有审美的量的普遍性，那就是说，它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是人的心理机能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康德说：“关于快适，下面这个原则是妥当的，即每一个人有他独自的（感官的）鉴赏。在美这方面，那是完全两回事了。如果那些对象单使他满意，他就不能称呼它美。但是如果他把某一事物称作美，这时他就假定别人也同样感到这种愉快：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这样判断着，他也是为每一个人这样判断着。”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使人愉快的，这是美的合目的性决定的。

第三，从关系方面考察审美判断，康德提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是指内容说的；“合目的性”则是指形式说的，也就是说，美的事物，它在内容上虽然没有给我们什么实际的满足，但在形式上，作为一个完整而又独立自足的整体，却合于我们审美的目的。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客观的目的，而是主观上的一般合目的性，所以叫作没有具体目的的一般合目的性。

第四，从审美方式看，康德认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所谓判断方式是指判断带有可然性、实然性或必然性。任何形象的显现都有产生快感的可然性；某一形象令人产生了快感，那是实然的；而美的东西令人产生快感却是必然的。所谓必然性，是指事物间内在的必然联系。美的事物，必然能引起审美的快感。这不是由于理论上的推论、道德意志上的要求，也不是由于经验上的总结，审美判断的必然性只能是“范例的必然性”，是由于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即一切人对一个用范例（某一具体的形象显现）来显示出一种不能明确说出的普遍规律的判断都要表示同意的那种必然性。这种“都要表示同意”的基础就是康德所说的尽人皆有的先天的“共同感觉力”。审美判断恰恰在于，在对象的性质适合了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时，我们才按照这种性质称之为美。

康德在对美分析之后，又进行了对崇高的分析。他从认识领域相关的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活动走到了理性参与的道德领域，从重视对象与主体的和谐，到更加偏重和强调理性，从而进一步体现了审美判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可以说，至崇高的分析，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才真正实现了逻辑结构的完整性，知、情、意三种心意机能所追求的真、善、美才能在先验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谐统一。

康德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人进行了认识，他说：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这句话概括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宗旨。

正如哲学家们常说：永远说不尽的康德。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写道：“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复杂多变的歌德美学

歌德（1749年～1832年），德国诗人、剧作家、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他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是18～19世纪德国文学和欧洲浪漫主义的一个标志。

在世界文学史上，歌德与但丁、莎士比亚齐名，并称“三大诗圣”。

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的独立生物学发现启发了达尔文。

歌德出生在德国梅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自小在富饶和乐的家庭成长，父亲是位教养深厚、坚毅刚强的法学家，曾任皇家参议。母亲是市长女儿，精明活泼，善讲故事。在父亲严格监督下，歌德学习语言及自然科学、艺术、马术、剑术等多方面教育。

歌德16岁至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在史特拉斯堡大学时期，他的天分开始凸显。18世纪70年代初，一场追求个性解放的“狂飙突进”运动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德国。1771年10月14日，歌德发表了以《莎士比亚命名日》为题的演说：“我没有片刻犹疑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象力的讨厌枷锁。我跳向自由的空间，这时我才觉得有了手和脚……”这篇充满自由精神的演说成为“狂飙运动”的激情宣言。

影响他一生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与赫尔德的相识，开启了歌德对自然和自我心灵中寻求创作的源泉。另一件是在大学时代与乡村少女芙丽德里克的相恋与背弃。他曾为这段恋情写了不少动人情诗。两人曾经甜甜蜜蜜，但后来歌德似乎害怕婚姻的枷锁，狠下心跟情人分手，留下伤心的芙丽德里克终生未嫁。这对歌德而言留下不可抹灭的悔恨，这份内疚感不断地呈现在他多部作品里。25岁时又以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声名大噪，跻身世界文坛，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并引起一股维特热。

歌德年轻时就显露出才气，能够赋诗为文。在歌德的内心，其实一直犹豫着，到底自己该当个诗人，还是画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一直到歌德37岁，他才终于采取行动，启程前往当时的文艺之都意大利，他希望通过这次游历和见识，知道自己有没有成为画家的天命。这正如歌德自己所说，真理会找到它自己。

他26岁应聘至魏玛，此后便居住于此，历任政府要职，尽心辅政。1794年与席勒的相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友谊。歌德曾说：是席勒给予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为诗人，此后，我将不会停止写诗。在席勒去世时，歌德喟叹道：“这位挚友的死，使我也失去一半的生命。”歌德一生情史辉煌，女朋友一个接一个，而且有的还是有夫之妇。大学毕业后，歌德到威兹拉小城工作，认识了已经有婚约在身的夏绿蒂。

歌德前往魏玛宫廷任职时，认识了封思坦夫人，两人的不伦之恋在小城里备受议论。从意大利回到魏玛后，歌德和一名贤慧又坚毅的工厂女工同居，后来不但生下儿子，两人也终于结为夫妻。

歌德的感情世界丰富多彩，几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更是促进了他的精彩创作。即使年届古稀，73岁那年，仍热烈追求一位17岁少女，但遭拒，于是写下晚年抒情杰作《马伦巴悲歌》。

歌德曾表白：“我的一生——完全沉浸在爱情里；也就是说，我的作品全是为了爱情。如果没有了爱，没有了情，我是写不出什么东西的。”

从1813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说：“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1830年10月29日，歌德的独子奥古斯特在罗马去世，11月10日歌德得知后，月底咯血。1832年3月22日11时30分，歌德手里握着笔，端坐在圈椅上，呈现闭目思索的神态。当人们推门进屋的时候，以为他正在准备拍照。然而，那写作的场面成为永远留给后人的回忆了。

德国作家、歌德晚年的助手和挚友爱克曼写道：“遗体赤裸……他的胸脯强壮有力，宽阔，向上拱起……一个完美的人躺在我眼前，显出了了不起的美。”

歌德死后，根据他的遗言，被安葬在魏玛公爵墓地席勒的遗体旁。歌德去世，著名哲学家海涅视为“艺术时代的结束”。

德国诗人贝希尔说歌德是对生活的一曲伟大的德语赞歌。

» 古典主义的余晖

恩格斯称歌德为“最伟大的德国人”。朱光潜说：歌德那多达143卷的全集乃是美学思想的一个极丰富和极珍贵的宝库，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恩格斯在谈到歌德和席勒时说：“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庸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可怜的。”

关于艺术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歌德曾经说过：“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艺术家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歌德认为美就是自然，美在现实生活中，美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梅林说：从未有过一个诗人，像歌德这样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歌德不是描写大自然的诸般现象，在他的作品里，大地蒸腾，太阳照耀，群星灿烂，大海咆哮。

“我的诗的客观性，是有赖于眼睛的这种极大的注意和训练的。”“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是在于它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但是，只有对自然的观察还不够，创作还要通过作家的内心的体验和感悟。

“艺术不应当完全屈从于自然的必然性，它还有它本身的规律。”“我如果不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视而不见，而一切研究和经验都不过是徒劳无益了。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自己的眼里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艺术应该是自然事物的道德表现。要求艺术所处理的自然“在道德上使人喜爱”。

自然是唯一的用之不尽的源泉，只有自然可以产生大艺术家。

歌德一生经历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及古典时期，他的美学思想也是一种混和产物。歌德说：“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在已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许多争执和纠纷。这个概念原来是由席勒和我两人传出去的。我主张诗要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诗才是好的。”

在1813年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歌德对古典的和浪漫的有一个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划分：

古典的：纯朴的，异教的，英雄的，现实的，必然，职责。

浪漫的：感伤的，基督教的，浪漫的，理想的，自由，意愿。

“世界是那么广阔丰富，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阁楼的诗。”这说明歌德是从现实出发，认为诗歌或者是艺术是反映生活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正如他所说：“我要坚定生活在尘世间。”

“要创造伟大，必须精神凝集，在限制中才现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

他的一生，正如其在巨著《浮士德》中所说：“我要投入时间的急流里，我要投入事件的进展中……快乐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此我若在某瞬间说：‘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就是我输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我要遍尝全人类的悲哀与幸福。”

哲学家谢林说：“歌德活着的时候，德国就不是孤苦伶仃的、不是一贫如洗的，尽管它虚弱、破碎，它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的和坚强的。”

席勒承上启下

席勒（1759年～1805年），德国戏剧家和诗人。2005年5月9日是席勒200周年的忌辰，德国政府将这年命名为“席勒年”。

席勒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父亲是外科医生，后在部队里当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因为父亲在军队服役为军官，他是由母亲一手养大的。73年初，席勒被符腾堡欧根公爵强行送进他创办的军事学校，先是学习法律，1775年迁至斯图加特时加了医学课，同时又学军医课程，直到1780年，席勒一直在这里受教育。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与外界长年隔绝，整年不得外出，亦无假日，出身不同的学生彼此之间严禁往来，尤其是不许阅读进步书籍。席勒称这所学校为“奴隶养成所”。

在斯图加特期间，他接触了“狂飚突进”运动文学，他秘密写出反抗暴君的第一个剧本《强盗》。1782年1月13日第一次公演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它是狂飚运动的代表作之一。1782年席勒逃离了公爵统治的斯图加特，悄悄跑到曼海姆等地专门从事戏剧创作。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对自己的艺术使命和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1782年他写出了第三部悲剧《阴谋与爱情》，是其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作。恩格斯称该剧为“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狂飙突进”运动中戏剧方面的杰作。席勒在曼海姆负债累累，心情抑郁。创办杂志和同贵族女子之间的爱情失败，使他心力交瘁。

艰苦和飘泊不定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1785年，他在贫病交迫中接受克纳尔等4个年轻人的邀请，4月间前往莱比锡城外的哥里茨村度假。他们先是发出邀请，后又寄去钱袋。席勒在哥里茨小村住了4个月，安定的生活环境，清新宁静的田园风光，友情的呵护，使他心田里充满激情，激发他写出著名的《欢乐颂》。这首诗写成之后，约有百名作曲家为之谱曲，其中以贝多芬最有名，成为他著名的第九乐章。在那里还完成了《唐·卡洛斯》，标志着他的创作正从狂飙突进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

1787年7月席勒来到魏玛。1789年经歌德推荐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1790年与夏洛蒂结婚。1792年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1788年至1795年间写出了许多历史和美学著作。

歌德和席勒在一起10年（1794年～1805年），对德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创造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灿烂时期。席勒的最重要著作和叙事诗、后期的力作都完成于这10年之间。歌德也曾对席勒深情地说过：“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而复活了——我早已不再是诗人了。”

1797年歌德和席勒各自都写出一系列著名的“谣曲”叙事诗，因而这一年被称为“谣曲年”。此后席勒继续从事戏剧创作，写出《华伦斯坦》三部曲（1798年、1799年）以及《威廉·退尔》（1803年）等著作。1805年5月9日去世。

没有人能说清席勒究竟是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一个作诗的哲学家。

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

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

走出你的神圣的殿堂。

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

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

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人人都彼此称为兄弟。

——《欢乐颂》 钱春绮译

» 审美中介说

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著作《论美书简》和《审美教育书简》集中地谈论了美的问题。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的命题大多数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的。虽然席勒认为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是历史必然，但是现代性具有二律背反特性，席勒认为现代性也导致人性的分裂和艺术低俗。

席勒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一个标志。”

“然而在现时代，欲求占了统治地位，把堕落了的人性置于它的专制桎梏之下。利益成了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侍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在这个拙劣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贡献毫无分量，它得不到任何鼓励，从而消失在该世纪嘈杂的市场中。”

席勒给自己的使命是：“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只有美的观念才能使人成为整体，因为它要求人的两种本性与它协调一致。”

他根据这个观念把人性区分为“人格”和“状态”的要求，认为人有两种冲动，即“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

感性冲动，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把人置于时间的限制之内，并使人成为素材；感性冲动的对象就是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席勒将之称为“最广义的生活”。

形式冲动。它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致力于使人处于自由，使人的表现的多样性处于和谐中，在状态的变化中保持其人格的不变。席勒说：“感性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自我活动的自由，形式冲动要从它的主体中排斥一切依附性和受动性，但是排斥自由的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的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无论处在哪一种冲动的单独强制下，人性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不自由的。只有由第一种冲动过渡到第二种冲动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使现实与必然、此时与永恒获得统一，真理与正义才得以显现。

席勒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席勒说：“这一工具就是艺术，在艺术不朽的范例中打开了纯洁的泉源。”席勒认为，艺术的根本属性是“表现的自由”。

席勒提出了“游戏冲动”。人身体内郁积了许多精力，要发泄出来，人在这种状态中使两种冲动成为一种相互抵消的自由自在的活动，人也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得到了自由，人从感性的人过渡到理性的人，这种过渡的中间桥梁就是审美教育。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为当人处于游戏的时候才能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席勒指出，只有通过审美教育这种精神能力的协调提高才能产生幸福和完美的人。这就是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中介论”，是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正因为美育具有这种特殊的中介作用，所以席勒认为它是德智体其他各类教育所不可取代的。

他说：“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

他还认为审美教育可以实现社会改良：“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借助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黑格尔认为：“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即美）里实现了这种统一与和解。”

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中主要是从诗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划分他们的作诗方法。歌德曾经说过：“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个人。”

席勒说：“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这两种不同创作方法的特征是：“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因而他的全部天性都完全表现在现实中，所以诗人就必定尽可能完美地摹仿现实；相反，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全部天性的和谐协作仅仅是一个概念，所以诗人就必定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理想。事实上，这是诗的天才借以表现自己的仅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因此，席勒所说的诗人的两种创作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两种诗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前者的特征是“尽可能完美地摹仿现实”，后者的特征是“表现理想”。

歌德曾经指出，席勒为美学的全部新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美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于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

正如鲍桑葵所认为的那样，席勒是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德国古典美学的高峰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1831年），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

1770年8月27日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其父是该城税务局书记官。1777年，黑格尔进入斯图加特城拉丁文学校学习古典语文。三年后，进入该城的文科中学。在当时的同学和老师眼里，他不算聪明，却勤奋，为人老实，有点少年老成甚至迂腐。喜爱读书的他被同学称为“老头”。这个时期的同学在他的纪念册里，画了一幅驼背拄双拐的黑格尔的漫画并写道：“愿上帝保佑这个老头。”

1788年10月，黑格尔到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受康德、斯宾诺莎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

在这里黑格尔结识了两个影响其一生的重要的人物：比他小5岁的“早熟的天才”谢林和天才诗人荷尔德林。

黑格尔要完成的伟大行为需要两翼：一是对希腊世界的热爱，一是对哲学的兴趣。他的朋友中，最能促进前者的是荷尔德林，最能促进后者的是谢林。

1793年秋季，他完成学业。“神学有成绩，他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因为他不善辞令，沉默寡言。毕业后，他游历了卢梭的故乡瑞士，并给那里的一个贵族家庭的三个孩子当家庭教师。1797年，在荷尔德林的引荐下，黑格尔来到法兰克福一个商人家当家庭教师。

1801年，黑格尔来到了当时德国哲学和文学的中心耶拿，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1801年初，他到耶拿一个贵族家任教。8月27日，在他31岁生日的时候，由谢林帮助，黑格尔成为耶拿大学编外讲师。因为不善言辞，他上课时总是翻笔记，费劲地斟酌字眼。他给人的印象是木讷，被叫作“木头人黑格尔”。

他好沉思，因此，一次下午三点的课，他两点钟就到了，这本来是另外一位教授的课，学生是另一批。但是他毫不知觉地开始讲课了，另一位教授只好退走。等三点钟，他自己的学生来的时候，他说：“诸位，感官的可靠性究竟是否真正可靠，首先取决于关于自身的意识经验。我们一直认为感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小时以前却对此有了一次特别的体验。”说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但是马上又消失了。

1801年10月21日，他首次见到魏玛公国枢密院大臣、大诗人歌德。从此开始了两个人伟大的友谊。1805年获得副教授职称。1807年，他出版了《精神现象学》，但是他也不得不离开耶拿而去巴伐利亚州的班堡担任《班堡日报》的编辑。因为在耶拿，他陷于经济窘迫，而且也因为风流韵事弄得满城风雨。他曾住过的一个房东的女主人给黑格尔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是这个女人的第三个孩子，取名为路德维希。这个24岁的私生子在黑格尔去世前，死在战争中。

作为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在这个把历史的深沉和自然的美景完美结合的小城班堡，在小城最美丽的季节——1807年的春天，37岁的黑格尔在河边第一次遇到了拿破仑——那时的拿破仑皇帝正率领他那支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与普鲁士征战，身材矮小的拿破仑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从黑格尔以及其他班堡市民面前经过时，站在街边角落里的黑格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做人当如拿破仑！”与拿破仑不同的是，黑格尔创造了一个辉煌而广阔的思想帝国，为暗淡的普鲁士王国抹上永恒的光辉。

因为报纸得罪了当局而停办，1808年黑格尔来到了纽伦堡。12月被任命为纽伦堡一个古典文科中学的校长，直到1816年。1811年，黑格尔同一位比他小20岁的姑娘玛丽·冯·图赫尔结婚。婚姻开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因为他们想让女儿高攀一位大教授而不是一个收入微薄的中学校长。由于许诺了黑格尔将要成为埃尔兰根大学教授，9月16日黑格尔结婚了。黑格尔说：“我终于完全实现了我尘世的夙愿：一有公职，二有爱妻，人生在世，夫复何求。”图赫尔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女儿生下来不久就死了。两个儿子，一个成为埃尔兰根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个成为勃兰登堡省长。

1816年，黑格尔到海德堡任哲学教授，开始享有盛誉。1818年，普鲁士国王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教授。1822年，黑格尔被任命为大学评议会委员。1829年10月，黑格尔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并兼任政府代表。1831年，黑格尔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

据说，黑格尔有一次为了思考一个问题，竟然在同一个地方站了一天一夜；还有一次，他边散步边思索，一只鞋子陷入烂泥中而不知晓，一只脚上只是穿着袜子，伴随着他的观念继续往前走。

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因感染了流行的霍乱病突然去世。

恩格斯说：他和歌德一样，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黑格尔成为德意志民族世代引以为傲的思想巨人。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其中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法哲学原理》、《美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等。

»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黑格尔说：“对于我们来说，美和艺术的概念是由哲学系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假定。”黑格尔设定理念（绝对精神）为宇宙的基本前提与全部内容。罗素说的黑格尔的理念是“一位教授眼中的神”。

黑格尔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的一些说法。他说：“柏拉图是第一个对哲学研究提出更深刻的要求的人，他要求哲学对于对象（事物）应该认识的不是它们的特殊性，而是它们的普遍性，它们的类性，它们的自在自为的本体。”但是，黑格尔批评说：“柏拉图的理念是空洞无内容的，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代心灵的更丰富的哲学要求。”所以黑格尔的理念是：“一般说来，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概念，概念所代表的实在，以及这二者的统一。”理念是普遍性和现实事物的特殊性、一般和特殊、抽象和现实的统一，而且理念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理念按照正（自我意识）反（现实）合（回来自身）的矛盾模式向前发展。

黑格尔在他的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他感慨地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进行，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图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在美学领域的发展线索就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于美的定义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整个黑格尔美学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是开启黑格尔美学大厦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是：“美就是理念，所以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说得更严格一点，真和美却是有分别的。说理念是真的，就是说它作为理念，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和普遍性的，而且是作为符合自在本身与普遍性的东西来思考的。所以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里面的普遍性的理念。但是这理念也要在外界实现自己，得到确定的现前的存在，即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真，就它是真来说，也存在着。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下这样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的内在的东西，即内容，就是理念；美的外在形式就是感性表现形式：“感性显现就是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外在形状，就是表现方式。”只有当理性和感性达到统一，才能现出真正的美。黑格尔指出：“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说得更严格一点，真与美却是有分别的。”“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而且“人对艺术品的专心致志纯粹是认识性的”。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美本身却是无限的，自由的”。所以，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迫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正因为美的理念与感性的直接统一融为一体，从而是一个独立自在的精神的统一体，所以，美就有了无限的自由性特征。美就是抛弃了必然性的自由。

理念是宇宙的根据，以绝对理念的内在矛盾作为动力，整个现象是理念以否定原则外化出的等级系统。黑格尔从美的定义出发，将美的对象划分为自然美与艺术美两大类。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理念高高在上，自然以其结构简单垂首于下，人则因生命的复杂性较显高贵；从矿物到植物到生命，各以接近理念程度的不同而领受一份不同的美的犒赏。

黑格尔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并且这里的高于不仅是一种相对的或量的分别，即艺术美在质上高于自然美。因为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体，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含在心灵里。

“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黑格尔说，“鸟的五光十彩的羽毛无人看见也还是照耀着，它的歌声也在无人听见之中消逝了；昙花只在夜间一现而无人欣赏，就在南方荒野的森林里萎谢了。而这森林本身充满着最美丽最茂盛的草木和最丰富最芬芳的香气也悄然枯谢而无人享受。”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但是动物有灵魂却没有心灵、没有精神，因而不能反观自身，在本质上就是不自由的。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即不是在哲学逻辑里作为绝对来了解的那种理念，而是化为符号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艺术美的理想是具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因而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一般与个别、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艺术与宗教、哲学同在一个领域，都是人的认识形式。艺术是感性显现着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形式来说，艺术都还不是心灵认识到它的真正旨趣的最高的绝对的方式。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

黑格尔按照理念的感性显现的不同程度和表现方式把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类型。与象征型艺术相对应的主要是建筑，与古典型艺术相对应的主要是雕刻，与浪漫型艺术相对应的主要是绘画、音乐、诗。

黑格尔把象征型艺术称为艺术前的艺术。因为在象征型艺术中，这种理念越出有限事物的形象，就形成崇高的一般性格，因此，象征型艺术一般具有崇高这一特性。象征型艺术的代表是东方各民族（埃及、波斯、印度）的艺术。黑格尔把崇高作为真正神圣艺术的标志。因为象征的艺术由于用神性的东西作为作品的内容，崇高的艺术只赞颂神的伟大和庄严，是真正的神圣艺术。然而崇高是和人自身有限以及神高不可攀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人在神的面前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他只有在对神的恐惧以及在神的息怒之下的颤抖中才得到提高。显然象征型艺术是理念与形象显现不统一的艺术，所以，艺术由象征型向古典型过渡，由崇高的矛盾达到了美的和谐，即人走向了真正的统一和自由。

黑格尔认为，古典型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它体现在古希腊艺术中，特别是其雕刻。古典型艺术用恰当的表现方式实现了按照艺术概念创作的真正艺术，因为在古典型艺术中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黑格尔把古典型艺术作为真正的美和艺术，这种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是有关人类的东西，而古希腊的艺术就是古典理想的实现。美的感觉，这种幸运的和谐所含的意义和精神，贯穿在一切作品里，在这些作品里希腊人的自由变成了自觉的，它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因此，希腊人的世界观正处在一种中心，从这个中心上美开始显示出它的真正生活和建立它的明朗的王国。

黑格尔把美当作古典型艺术的理想，即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完满实现，及其显示出来的和谐。黑格尔说：“古典型艺术是理想的符合本质的表现，是美的国度达到金瓯无缺的情况。没有什么比它更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说：“但是到了完满的内容完满地表现于艺术形象了，朝更远地方瞭望的心灵就要摆脱这种客观现象而转回到它的内心生活。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这样，理念是独立自由的绝对精神，那么它就要离开外在世界而退回到它本身，这就产生了浪漫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型的美不再涉及对客观形象的理想化，而只涉及灵魂本身的内在形象，它是一种亲切情感的美，它只按照一种内容在主体内心里形成和发展的样子，无须过问精神所渗透的外在方面。因此，浪漫型的旨趣不再关心使实际存在现出古典型的统一，而是集中在一个与此相反的目的上，就是用一种新的美的气息灌注到精神本身的内在形象里，所以艺术从此就不大关心外在的东西，它只把当前现成的外在的东西信手拈来，让它爱取什么样的形状就取什么样的形状。

艺术演变的过程就是精神逐渐克服物质的过程。他认为音乐已经摆脱了物质材料的空间性和物质性，所以就比绘画更自由。作为美的艺术，音乐须满足精神方面的要求，要节制情感本身以及它们的表现，以免流于直接发泄情欲的酒神式的狂哮和喧嚷，或是停留在绝望中的分裂，而是无论在狂欢还是极端痛苦中都保持住自由，在这些情感的流露中感到幸福。黑格尔认为真正的理想的音乐听起来应该像云雀在高空中歌唱的那种欢乐的声音，这就是在一切艺术里都听得到的那种甜蜜和谐的歌调。（音乐）大师在作品里永远保持住灵魂的安静、愁苦之乐固然也往往出现，但总是终于达到和解；显而易见的比例匀称的乐调顺流下去，从来不走极端；一切都很紧凑，欢乐从来不流于粗犷的狂哮，就连哀怨之声也产生最幸福的安静。”

诗歌作为浪漫型艺术的最后一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悲剧、正剧和喜剧。“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的，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情感的内在空间与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艺术到了诗的阶段，到了这最高的阶段，艺术又超越了自己，因为它放弃了心灵借感性因素达到和谐表现的原则，由表现想象的诗变成表现思想的散文了。浪漫型艺术就是解体的艺术。艺术最终要被没有感性束缚的宗教和哲学代替。

黑格尔认为，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这种真理的展现可以形成世界史的最美好的方面，也可以提供最珍贵的报酬，来酬劳追求真理的辛勤劳动。

“我们的宗教和理性文化，就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哲学是“绝对心灵的自由的思考”，哲学的繁荣是“绝对精神”胜利的象征，这时“绝对理念”就完全认识了自己，实现了自己，回复到意味着历史“终结”的纯粹的精神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