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6章 从逸闻到证据(1)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近几年,救助穷人(特别是穷困妇女)最时髦的方式之一是提供燃料消耗更低、产生烟雾更少的“清洁炉灶”。这是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还在以木柴、煤炭或动物粪便为燃料,使用效能低、烟雾大的老式炉灶或以明火取暖、做饭。这些方式消耗大量木柴或其他燃料,妇女们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搜寻柴火,家里的女孩们有时也被迫辍学回来帮忙。寻找燃料导致滥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传统的炉灶非常不稳当,坐在火上的开水壶经常打翻,烫伤炉边的孩子。我们见过太多孩子身上留着可怕的烫伤疤痕。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对健康构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1]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表面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都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很快有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妇女发展的强力倡导者,她发起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这是一个公私合作联盟,合作伙伴超过600家,其中包括38个政府。“清洁炉灶,”希拉里说起这个概念,“这跟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哦,实际上,它和每件事都息息相关。”她的观念是,为妇女赋权、使她们摆脱边缘地位的举措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联盟已经计划好,仅在东非推广清洁炉灶就要投资7000万美元,以在2020年将1亿台清洁炉灶安装到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相信清洁炉灶,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量它们的影响。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Gram Vikas)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量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测量,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却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2]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们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瞌睡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仍在使用的数量只有一半。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我们在制订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 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