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开国与固权(7)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九月，明武宗到达南京，王守仁也正在押解叛王朱宸濠北上的途中。江彬、张忠多次派人阻拦，要王守仁停止献俘，他们竟然说：“应当把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让皇上亲自与他交战，等到俘虏了朱宸濠后，才能论功行赏。”王守仁听了这种“奇思妙想”，知道朝廷中已经一片黑暗，不觉感到前途叵测，甚至自身难保，于是就萌生急流勇退的想法。迫不得已，王守仁给朱宸濠等钦犯戴上镣铐，由浙河（今钱塘江上游信安江）而行，想到杭州以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太监张永已先赶到杭州等候王守仁，他想应劝说王守仁先交出朱宸濠，否则就会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正好落入江彬等人的圈套。不久，王守仁已到达了杭州。

因为有前面的关系，王守仁对张永还有些信任，一见面便说：“张公公，江西的百姓经此战乱，再遭旱灾，现在还要供应京军、边军粮饷，其困苦已达极点，若再不好生安抚，必将再酿成大乱，恐怕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急于把朱宸濠押解进京，不是不想让皇上再继续南巡，实则是不要皇上再有扰民之举，是为江西百姓着想，为江山社稷着想，更不是为了贪个人之功。等办完了这些事，我也想辞去官职，退隐山林！”说完，不禁叹气。

张永很理解王守仁的心情，对他说：“此次我随皇上南下，有一群小人围绕在皇帝身边，我要从中周旋，以便能真实地传达皇上的旨意。不过，对皇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只有先顺着他，才能慢慢地想办法；如果违抗了皇上的旨意，只能给那些小人以害人的口实，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对天下大计也没有好处。”王守仁向他请教应该怎么办，张永说：“您应该把朱宸濠交给我，由我代你献给皇上，这样一来，小人就不能说你抗旨不遵了，你也因此不必去见皇上，暂时不与皇帝相见，等过了这件事，再从长计议。但不知将军相信我吗？”

王守仁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况且还可以避免许多是非，忙说：“我怎能不信任公公呢？”

于是，王守仁把朱宸濠交付给张永，自己渡过钱塘江，取道绍兴返回了江西。

江彬等人见阴谋落空，没有达到整垮王守仁的目的，就又向武宗进谗言说：“王守仁并不是平叛的功臣，而是叛军的同谋，起初他投靠了朱宸濠，参与策划叛乱，后来见叛贼大势已去，才反戈一击，否则，叛军哪有那样容易平定呢？王守仁不仅洗清了自己，还把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归为己有。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应该将他与叛贼一道治罪。”武宗听了，觉得证据不足，将信将疑，但还是对王守仁产生了疑心。

这一切，张永都看在眼里，他借口要禀明军机大事，让武宗单独召见了他。他详细地向武宗讲述了王守仁平叛的真实情况，分析了利害得失，用事实说明王守仁如何忠心报国，又如何受到奸佞陷害，最后更指出王守仁已经到了报国无门，要归隐江湖的地步。他劝皇帝说：“王都御史忠心可鉴，是国家之栋梁，用这样的人，可造福天下，消弭祸乱；不用这样的人，或加害这样的人，则会让忠臣尽寒心，倘若再要发生类似宁王叛乱之类的事，皇上您还能用谁来戡乱呢？江山岂不要拱手送人？望皇上近忠臣、远小人，不做亲痛仇快之事。”武宗被张永的肺腑之言所打动，也考虑到利害关系，就不再相信对王守仁的毁谤了。

这些奸佞之臣仍不罢休。不久，太监张忠又向武宗说：“王守仁在杭州，竟然不到南京觐见陛下，恐怕是心虚的缘故。”他见不能说服武宗，又说：“陛下可以试着召王守仁前来，如果来了，倒说明他没有什么，如果不来，则可断定他目无君王，必有反意。”武宗见事关重大，就听信了他的话，当即下诏宣王守仁来南京。张永了解了情况后，让使者快马报知王守仁，希望他赶快前来面君。

王守仁深知此中的利害，立即奔赴南京，在九门（今南京市西兴中门外）外等候，准备进见皇帝。张忠见王守仁来了，不仅大失所望，还怕王守仁见了皇帝戳穿自己的诡计，便想方设法不让他朝见。王守仁等候多日，知道自己无法见到皇帝，再次动了归隐的念头，他穿上便服，直奔九华山而去。

张永趁机在武宗面前说：“王守仁是忠臣，虽立下盖世功勋，但不图荣华富贵。他见许多人争功邀赏，钩心斗角，便想丢弃官职，入九华山做道士。难道像他这样的不图权势富贵的人也会谋反吗？何况朝中的能臣日见稀少，如果再走了王守仁，谁能担得起朝纲？请陛下速速将他召回，委以重任。”

武宗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对王守仁再也不怀疑了，然后降旨把他召回，任他为江西巡抚。武宗死后，王守仁又升任兵部尚书。

【评议】

像王守仁这样的大儒，凭着自己那样高的道德学问，那样高的功勋，尚且还需要“朝中有人”，更不要说一般人了。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

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来即墨任职以后，说您坏话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察即墨，看到新开垦的荒地，百姓丰衣足食，官府办事效率很高，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可见，被人诽谤不是您的过错，而是因为您不花钱收买我左右以求荣誉啊。”因而封给即墨大夫一万户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有人替您说好话。然而我派人到那里巡视后却发现，东阿到处荒芜，百姓贫困凄苦。赵国攻打甄城时，您无力援助；卫国攻取薛陵时，您竟然不知道。这说明您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人，以求得虚假的荣誉啊。”当天，便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那些人。齐国因此得到彻底的、井井有条的治理。

这是一个朝中无人也好做官的例子，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想找出这样的例子来，似乎十分困难！

官场无父子

【引言】

俗语说：“赌场无父子。”孰不知，官场更无父子。所谓“赌场无父子”，无非是赌场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赌客，没有长幼尊卑之分，赢了拿钱，输了给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耍赖。

“官场无父子”可就不一样了。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就像阿Q当年说过的一样，“老子要什么是什么，要谁是谁。”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封建官场中亲人相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曹丕为了找个借口杀死弟弟曹植，竟让他七步成诗，否则杀头。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残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七步诗》真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内部的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残和亲朋相残的真实情状。

【事典】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被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爱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像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姓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宣德十四年（公元1435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作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在与建文帝的夺权斗争中，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十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在第二年死去（杨荣早在正统五年，即公元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逞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