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议礼(12)

仰庇后又以帝耽声色，陈皇后微谏，怒出之别宫，后寝疾危笃，上疏言之，帝批答但云：“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未予谴谪。感奋益思尽言，复以巡视十库上疏言：“内官监岁入租税甚多，而岁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园廛场地，隶本监者数十计，岁课皆属官钱，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过归朝宁。乞备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数，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银，用备缓急，今如本监所称，则尽以创鳌山，修宫苑，制秋千，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群小因乾没，累圣德，亏国计。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诸司文移往还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书无此礼。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语为大不敬。帝怒，下诏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屡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罢科道之巡视库藏者。南京给事中骆问礼、御史余嘉诒等疏救，且言巡视官不当罢。不纳。明代公文用照字较近代为多，其意则犹近代之查宇。查本木名，其入公文作察字用亦相沿为之，非字之本义也。至言事疏中应否用照字乃另一事，其言可采与否又是一事，况言及宦官，而由宦官挑剔，坐以大不敬，此即昏庸之证。祖制以科道巡视各署，原以为国家计，防蠹弊之由来。今因此而罢之，不知祖宗立法之意，而为宦官抉纲纪以快其私，上承嘉靖，下启万历，为亡国之酝酿而已。

《刘体乾传》：“马森去（森为户部尚书，三年二月以终养去，亦缘力争珠宝等事不见听之故），召改北部（由南户部尚书改北），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体乾言：‘太仓银所存者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时俺答未封贡，边未解严，但封贡以后，所云减费，亦有名无实。事见《实录》）。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蓟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帝不听。体乾复奏：‘今国计绌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库之数，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岁则无策矣。今尽以供无益费，万一变起仓卒[促]，如国计何？’于是给事中李已、杨一魁、龙光，御史刘思问、苏士润，贺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体乾言，阁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请，乃命止进十万两。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忤旨，夺俸半年。”又：“逾年（隆庆四年），诏趣进金花银，且购猫睛、祖母绿诸异宝。已上书力谏，体乾请从已言。不纳。内承运库以白札索部帑十万。体乾执奏，给事中刘继文亦言白札非体。帝报有旨，竟取之（《马森传》：“帝尝命中官催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阁下，无司礼径传者。’事乃上。”是前年之白札，马森尚以故事争之而止，至是竟以有旨二字拒谏矣）。体乾又乞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为中官所格，不得请。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又趣市珍珠黄绿玉诸物。体乾清劲有执，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给事中光懋、御史凌管等交章请留。不听。”凡此皆有常识之君不待人言，自不欲以无益之物病国以自病者。穆宗终身溺其中，《明史》犹据光禄减费一事称其节俭，可知其不足信矣。

体乾于嘉靖间为给事中，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请追宿逋，增赋额。体乾独上奏曰：“苏轼有言：‘丰财之道，唯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敕诸曹，清革冗滥，减俸将不赀。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视内监片纸，如数供御，干没狼藉，辄转鬻市人，其他诸曹，侵盗尤多。宜著为令典，岁终令科道臣会计之，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赋，是扬汤止沸也。”于是部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从之。此等奏议，皆不可改移之论。国之强，政之理，财之裕，皆始于官之不冗。国家至以官职为安插不事事之人之用，则能事事者亦相率而怠废，官愈多，事愈废，俸愈无限制，岂徒财力有所不给，乃至无复政事可言，此治乱之龟鉴也。

《陈吾德传》：“帝从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已执奏，不从（此即《体乾传》中事）。吾德复偕已上疏（此在体乾罢后），曰：‘伏睹登极诏书：“罢采办，蠲加派。”且云：“各监局以缺乏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时论奏，治以重典。”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市珠，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咸谓：“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迩时府库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忧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费数十万赀乎？政等献谄营私，罪不可宥，乞亟谴斥，以全诏书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锢刑部狱，斥吾德为民。”

《刘奋庸传》：隆庆六年三月，上疏言五事，其三言：“慎俭德。陛下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鳌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生财甚难，靡敝无纪。愿察内帑之空虚，思小民之艰苦，不作无益，不贵异物，则国用充羡而民乐其生矣。”因帝不久即崩，而所嗜好者不过如此。且一鳌山之灯，历年见之谏疏，可见童心永不能革。疏入，帝但报闻，不怒也。而高拱以为风刺及己，由尚宝卿谪兴国知州。奋庸与拱同为裕邸讲官，拱以旧恩为首辅，奋庸久不调而持正论，遂遭拱忌。

隆庆六年闰二月丁卯（初十日），御皇极殿门，疾作，遽还宫。五月己酉（二十五日）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庚戌（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穆宗顾命之词，《明史》以高拱著有《病榻遗言》一书，自述其身受穆宗殊遇，而遭忌于居正，为所倾。居正之倾拱自实，当叙入万历初朝局。至其述顾命语及其时日，考之皆不甚可信。今《病榻遗言》自有行世之本，《明史稿》颇采之，《明史》即不用其语。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

明代学术，皆尊程、朱。自正德间，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学孔子之说，于宋儒则尊陆九渊之学，而不甚满于朱子。嗣是以来，其说亦风靡天下，而尊之者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毁之者曰：“与朱子异趣，颇流于禅。”自此程、朱与陆、王分为道学中两派，辩论相激，至诋守仁为异端。同时有湛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学者称甘泉先生，一时分王、湛之学。承学之士，不归王，则归湛。若水为增城人，与陈献章均粤人，盖传献章之学，亦与朱子之学不尽同。唯罗钦顺、吕柟二家，笃守程朱。钦顺与守仁反复辩难，具载所著《困知录》中。当嘉靖间，守仁之学已为廷臣所指斥，桂萼于守仁既卒，议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借其虚声，遂至于纵肆；传习转讹，背谬日甚。讨捕軬贼，擒获叛藩，据事论功，诚有足录。陛下御极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夺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给事中周延先争之，被黜。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乃从祀文庙。明世从祀者四人，薛瑄已从祀于隆庆间，守仁与陈献章、胡居仁同从祀。盖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议，而学术则为守洛、闽者所诋毁云。

程朱、陆王之辩，明季最烈，沿至于清，显分门户。夫讲学心得之不同，愈辩愈明，不害其各有论著。至就其人品而观，非程朱之派极多正人，不能不谓得力于讲学。学程朱之学者，若不课其躬行，亦岂无托门户以争胜者？第存诚主敬，流弊终少；超超玄悟，一转而入于禅，自陈白沙已不免。明一代士大夫之风尚最可佩，考其渊源，皆由讲学而来。凡贤士大夫无不有受学之渊源；其不肖之流，类皆不与于学派，不必大奸大恶也。即以讥议守仁之桂萼言之，恶直丑正，以窥测世宗之私意，致身通显，遂恃宠以倾陷异己，此岂学者所屑为？考黄宗羲《明儒学案》，士大夫可为盛矣。不分门户，唯问实行如何，此研究明代学术之要义，当专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