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咸同之转危为安(6)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翼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翼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掎[犄]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份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浙，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促]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执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豫[预]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毂[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候阙[缺]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橐。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口，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师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续；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唯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唯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旅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第五节 平捻

道光以来，伏莽遍地。太平军兴，响应附合。炽则百难并发，平则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应州克后，凡与太平军相属者，已悉被戡定矣。唯有两起性质不同之叛变，不可与太平军并为一谈者，曰捻、曰回，当附存其略。

捻子之起源甚久，不与太平军同时生，亦不名太平军之名，随其名号而灭。捻子驰骑冲突，旧称马贼，亦曰红胡，称一股为一捻，故曰“捻匪”。军兴时，捻亦炽，其捻中人数特多，公然与大军搏战，有异于前后无兵乱时。其实今亦有之，最著者乃东三省耳。咸、同时记载，多所附会，称捻为捏，或谓有捻物为号，皆非也。

《东华录》：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向多红胡匪徒，屡经降旨饬缉，总未敛戢。今据该御史奏称，近来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妇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头目指挥。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其在逃未获之王旋子，即属头目，而地方官捏称为从。其在安徽者，有李东山、马大旗二人，最为出名，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约有千人，州县颟顸不办”等语。

《山东军兴记·皖匪篇》：起于皖北颍、寿、蒙、亳之间，有庐旅，有妻孥，不饥寒而抗榷税。国家因用兵粤匪，挞伐稍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

此皆得捻匪真相，但咸丰时之每捻以数百人、数千人为量，则扩大于陶文毅所云。盖乘军事方启，无暇捕此不立大号、不据地方之小丑，遂放胆为此耳。咸丰初，捻为颍、亳间土匪，不甚著。三年，太平军陷安庆，踞金陵，分党进至皖、豫，于是匪踪蜂起，张乐行起于蒙城雉河集，为群寇冠。朝廷遣重臣剿办累年，忽聚忽散，此起彼灭。太平军陈玉成久踞皖北，常与捻合而扰官军，以救九江、安庆之危，捻匪奔突，踪迹愈远。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方为钦差大臣剿捻，攻破雉河集老巢，斩张乐行，其众仍属乐行侄张总愚，奔突如故。当是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挟捻上窜，由豫、鄂入陕，连陷兴安、汉中各郡邑，已开西捻之路。旋因金陵围急，得才等复纠捻东还，豫、鄂、鲁、皖遂所在皆捻氛矣。得才闻金陵陷，服毒自杀，余太平诸王多降，赖文光遂入捻党。僧格林沁奔命不遑，官文堵御累败。三月十日，朝命曾国藩赴楚、皖、豫交界督兵剿贼，李鸿章暂署江督。鸿章奉命至金陵，国藩与商，东南军事告竣，楚军急应裁撤。北捻未平，淮军旧部在乡里团练，素为捻所畏，属鸿章留淮勇剿捻。于是淮军仅裁老弱数千，是为国藩急避拥兵之嫌，暂留后起之淮军，以靖中原之余匪，而平捻遂为淮军所专任之绩。国藩又以僧王、官相，并为钦差 大臣办贼，己再加入其间，启匪轻视，疏请但驻安庆调度。会朝廷知陈得才大股或死或降，命国藩仍留江督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追剿张总愚、赖文光等大股于曹州，全军败殁，仍命国藩赴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捻又窜海、沭，向徐、淮，官军与战而胜。然捻已并合大众，疾驰日数百里，非官军所能跟踪。国藩以贼成流寇，若寇流而兵与俱流，则彼之资粮无限，我之兵力有穷。乃定议以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设四镇重兵，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另派马队一支，为游击之师。从前各军剿捻，以追截为能事，自四镇设而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此应流寇之一胜招。又议捻迹太广，完善之区皆彼掳掠之地，虽欲坚壁清野，而相距甚远，不及预计，然匪倏忽可达，收保无及。于是就山东之运河东岸，沿堤筑墙，以兵守之，不令捻越运河而东。捻自五年二月图渡运，徘徊于曹、徐、淮、泗者两月余，不得逞。官军就所在与战，辄破之。时捻众至十万，张总愚、牛洛洪等股，渡沙河而南，入苏、豫之间；任柱、赖文光等股，渡贾鲁河而西，入豫。国藩以运防有效，再议防河，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逼贼于豫之西南山多田少之处，使贼骑队不便冲突。河督张之万谓贾鲁河沙淤已久，万难兴挑；豫绅亦执是言。国藩奏言：“河防上下千余里，地段太长，本是极难之事，惟[唯]马队不敌贼骑，贼可随地掠夺骡马，官兵购马喂养，皆有所限制，战事别无把握，不能不兼筹防守。防河之举，办成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仍力任其难。并请将朱仙镇以上至黄河七十里，中间有开封省城，上距河三十里，下距朱仙镇四十里，商豫抚驻省坚守，不得议豫军顿兵不进，至全河防局无成，愿独任其咎。因进驻周家口调度。自借用水道设防以限戎马，又为应流寇之第二胜招。既而于八月十六日，捻由豫抚防地窜入，河防无成，国藩以所策失效，自请开协办大学士及江督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钦差大臣接办。时诸军力战贼于山东境，保运防，贼屡败。九月，遂复西窜，而分为二：张总愚一股回豫境，经剿益西，遂入秦；而任柱、赖文光盘旋楚、豫间。从此捻分两大股，世谓东捻、西捻。十一月，朝命国藩回江督任，授鸿章钦差大臣剿捻。时西捻已由湘军刘松山蹑其后，捻不得东还。而陕中有回乱，朝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剿回、捻。东捻则回窜山东，鸿章方踵国藩成规防运，而运河在济宁以北防段由山东巡抚任之。会天旱水涸，人马可行，六年五月，突破运防，议者哗然，以为防河防运有同儿戏。鸿章不为动，乃创倒守运河之策，截东捻于运河以东。捻更东趋入登、莱，鸿章乃更于胶莱河设防，蹙贼于海隅而歼之。并严运防，以为胶莱河防之重固。七月，捻又反扑，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军不能御，胶莱防溃，急扼运防，追贼至赣榆，降人潘贵升阵毙任柱，余赖文光众无几，复流窜至扬州，守运军击擒之，东捻遂平，时在六年十二月。御流寇之法，以不流之兵待之，限以河道，守以长墙，无河之处，掘濠续之，其事甚拙而不能保其无失；一失，则谴责随之。疆臣尤不乐于境内设防，以为战斗乃督帅之责，代分防线之任，又且域而限之，使久战于其土，皆所不便，故訾议防河之说甚盛，朝廷亦疑之。鸿章坚持国藩始议不少诎，虽累遭失败，然办贼得多迎战而少尾追，防贼得缩小其区域，而少保聚不及之患，使贼之掳掠日少，损折日多，以至于亡。此亦曾、李有功以后之威信足以坚持之，不然亦败于群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