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中国近代史讲义(18)

议约之初，中国要求华民在日，一律优待。举美、奥二约为证。日言美非欧洲，奥远华，华民鲜到，日与欧美改约，数年内拟开放全国，中国通商，仍限口岸，且中国与他国立约，彼国虽有优待之文，亦终立限制之条云。机器所造之货，日人欲免抽厘，中国谓《马关条约》只免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制造货离厂等税未提。日不肯订入约内，卒如其意（后许中国定机器制造税，见下）。旋因津、沪、厦、汉四租界，及苏、杭、沪通商章程，又于是年九月，公立文凭四款。第一款，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于日领事。第二款，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江海关所颁苏、沪、杭通商章程，内行船之事，当与日本妥商而定。第三款，许中国课机器制造货物税饷，但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第四款，中政府在沪、津、汉、厦等处，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中国与朝鲜订约，始于光绪八年（1882）八月，与各国之约迥异（此约由李鸿章与朝鲜来使赵宁夏所立，谓之《会定水陆贸易章程》），凡八条：（一）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口岸；（二）中国商民在朝鲜，朝鲜商民在中国，所有案件，均由中国官主政审断；（三）两国商船，听在通商口岸交易。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四）商民应纳税钞，悉照彼此通行章程，并准中国北京交易，朝鲜汉城设栈。又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五）陆路交易，定于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六）鸦片不准售卖。红参入中国，抽税百分之十五；（七）两国往来，向由驿路，听改海道；（八）有须增损之处，随时咨商。甲午战后，朝鲜改国号曰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中国以太仆寺卿徐寿朋为驻使，重与立约，则除彼此皆有领事裁判权外，与他约无甚异同云。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凡十五条。（二）驻使设领，须得本国承认。（三）、（四）、（八）条通商征税，游历通商，皆属相互。（五）彼此互有领事裁判权，而许将来收回云。第四条订明，在租界者，须依租界章程，第八条订明游历通商，不许坐肆卖买。第九条中国运洋药入韩，及潜买韩国红参出口者有罚。（十二）两国陆路交界处所，边民向来互市，此次定约后，应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以后越界，彼此均应禁止。此数条约中韩独有之关系，故亦与他国之约不同。

第二十五章 港湾之租借

中日战时，内外臣僚与舆论，多欲联俄拒日者。其后干涉还辽，亦颇赖三国之力。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李鸿章使俄，与订《中俄密约》。明年冬，德占胶州，成租借之约。于是威海卫、广州湾相继租借。铁路、矿山之要索，随之而盛，形势益危急矣。

先是光绪十二年（1886），出使大臣许景澄奏陈海军事宜，言西人测量中国海岸，靡所不至，皆艳称胶州湾，请渐次经营。期以十年成巨镇。二十年（1894），中国拟创修船坞于此，然卒未果。二十三年（1897）十月，钜野杀德两教士（游勇所为），德人袭据胶州湾，分兵略地，直窥即墨。德皇又派其弟率兵船来华。德使海靖照会总署，要求六款，又请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德主教安治泰在济宁所建教堂，敕赐天主堂匾额，给工料银6.6万两，被杀教士，无家属领恤，请在曹州及钜野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官给地段，不逾10亩，各给银6.6万两，并敕赐天主堂匾额。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武陟、曹县、鱼台七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给工料银2.4万两，作为偿恤之用。又请筑造山东铁路，铁路旁近矿务，先尽德商估办。总署与之磋商，请删永不叙用四字，铁路许先造胶济一段。会曹州复有逐教民杀洋人之说，海靖复翻前议，要求李秉衡永不叙用。奉谕将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撤职，海靖乃许先结教案。胶济租约，由海靖送来五款，于十二月中议定，而又有德兵在即墨被杀，德教士在南雄被劫之事。海靖复增索胶至沂、沂至济铁路，嗣后山西路矿，均须先向德国商办。二十四年（1898）二月，订约三端。胶州湾租借以九十九年为期（一端二款）。租期未满，德人自愿归还中国，应偿其在胶费用，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德所租地，永不转租于别国（一端五款）。胶济、胶沂济铁路，由德承造，其由济往山东界，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应俟造至济南后再商（二端一款）。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许德开采（二端四款）。山东各项事务，如用外国人或外国资本、外国物料，均先问德商（三端）。二十五年（1899）三月，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德许中国于青岛设关云。

德租胶州湾后，俄人遂租借旅顺大连湾。其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六日（凡九条。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巴布罗福所立，租期为25年限满后由两国相商，亦可展限，见第三条。限内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犯罪送交就近中国官按律治罪，见第四条。租借地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商订，见第二条。租地之北留一隙地，其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俄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中国，惟非与俄官商明，中国兵仍不得至。见第五条。许大臣者，驻俄公使许景澄也。旅顺仅准华、俄船只停泊，大连口内，一港专供华、俄军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见第六条）。《中俄密约》允许俄人筑造东省铁路，此约又准其展筑支线（第八条，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准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许自某一站至大连湾或营口、鸭绿江间沿海地方筑一支路）。是年闰三月十七日，出使大臣许景澄、杨儒与俄外部莫拉维诺夫增立条款六条。定租地及隙地之界（第一、第二条俄外部原议海城、凤凰城、大孤山三城在内，经中国争执，画出金州归中国治理，得设警察。中国兵退出，代以俄兵，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并用附近之水，但无权兼用海岸。见第四条。别以照会申明，俄兵屯扎城外，非有乱事及攻击俄兵之事，不得入城。又隙地不得让与别国。其东西海岸，不与别国通商。工商利益，非经俄允许，亦不得让与别国。见第五条。此项境界后由奉天委员与俄会定，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立专条八款，共立界碑三十一，小界碑八）。铁路东端定在旅大海口（不在沿海别处。此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中国自造从山海关接长之路，则俄不干预。见第三条）。五月十八日，又与俄东省铁路公司订立合同七款（一、定名为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二、为运料故，许俄船航行辽河及其支流及营口，并隙地内各海口。三、暂筑支路至营口及隙地海口。惟自勘定路线，拨给地段日起算，于八年内拆去。四、以路用故，许开采官地树林及煤矿。五、俄可在租地内自定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处，征收经铁路从租地入内地，从内地入租地之税。照海关进出口税则，无增减。又可商允俄国自开埠日起，在大连设关，委公司代为收税，而中国另派文官为委员。六、许公司照各国通商行船章程，自备航海商船。此事与铁路无涉，其期自无限制，毋庸按照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政府与华俄银行合同第十二条价买及归还期限办理。七、路线由总监工勘定，由公司与铁路总办商定。第五条原合同第十款，中国在交界设关，照通商税则，三分减一，此时以大连系海口，恐牛庄、天津受碍，内地租地亦非国界，议改）。第七条定后，又与俄商，路线须绕避陵寝30里，俄亦允许。而英以俄故，租借威海卫，租期如旅顺（俄租旅大后，英使窦乐纳请租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三日，与立专条。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期照俄租旅顺，英可驻兵，设防护之法，凿井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中国管辖治理，英国并不干预，惟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威海中国官员仍可驻扎城内，惟不得与保卫租界之武备有妨。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之兵船，不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法以德故，租借广州湾，租期亦如胶州（遂溪、吴川县属海湾，并东海、硇洲两岛，租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因遂溪杀法武官、教士而起，法兵入据广州湾，立约七款。其第七款，并许法造赤坎至安铺铁路旱电线）。英又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后面九龙地方，亦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一日，九龙官员仍可驻扎城内，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妨。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留九龙城附近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船渡艇停泊。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大鹏湾、深圳湾水面，中国兵轮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外人势力，布列海口，并借筑路开矿，侵入腹地，几于卧榻之旁，任人鼾睡矣。

第二十六章 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清廷之变法，始于戊戌。先是德宗亲政后，大权仍在孝钦后手中。德宗颇有图治之意，而为后所尼（新进之臣，首被擢用者为文廷式，自编修擢为侍读学士。廷式者，德宗所宠珍、瑾二妃之师也。妃兄志锐亦擢为侍郎。孝钦杖二妃，谪志锐于乌里雅苏台。廷式托病去，后亦被褫职。时光绪二十年〈1894〉也。明年，德宗密令翁同龢拟变法诏十二道，孝钦知之，撤同龢毓庆宫行走。侍郎汪鸣銮、长麟亦坐是革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恭亲王死，孙毓汶亦罢，翁同龢以师傅旧恩，颇赞维新之议。是时时局亦益棘，而革新之机渐熟。

中国与外人之接触，以广东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亦以广东为最。故变法之议及革命之举，皆起于是焉。康有为者，南海人，早主变法之议，初以荫生上书，不达。甲午之战，有为令各省举人入都会试者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变法之计，亦不达。嗣后有为又上书者二，胶州事起，又上书陈救急之计，前后上书凡五，得达者惟一。德宗颇善之。公车上书之后，有为设强学会于京师，为御史杨崇伊所劾，封禁。其徒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唱变法维新之论，举国耸动，风气骤变。是年四月，德宗始擢用有为、启超等，行新政。朝臣之守旧者，倚孝钦以尼之。有为等乃有围颐和园，劫迁太后之谋。时袁世凯继胡燏棻练新兵于天津，谭嗣同说之，世凯泄其事于荣禄。八月六日，后再临朝，幽帝于瀛台。杀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有为、启超走海外，新政尽废。后欲捕有为、启超，外人以为国事犯，弗听。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继穆宗后），欲图废立，而有为立保皇党于海外，诸华侨时电请圣安，以阻其谋。后使人以废立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亦反之。经元善等在上海合绅民电争废立，后欲捕之。元善走澳门，报馆在租界者多诋后，后欲禁之，又不得，于是后积怒外人，排外之心渐炽。

义和团者，《各国立约始末记》云嘉庆十三年（1808），仁宗谕饬江南、安徽、河南、山东诸省，严惩聚众设会，即有义和拳名目。揭“扶清灭洋”为帜，自称有神术，可避枪炮。大臣之顽旧者颇信之，毓贤抚山东，尤加奖励，德使迫总署开其缺，代以袁世凯。世凯知其不足恃，痛剿之。义和团入畿甸。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大盛，焚教堂、杀教士、毁铁路、断电线，京津交通为之中断。各国皆征兵自卫，而朝廷竟下宣战之诏，与各国同时启衅（事在五月二十五日。有云：“朕今涕泪以告宗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诒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云云）。命董福祥以甘军并义和团攻使馆（有阴令缓攻者，故未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戕），又命各省速杀洋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东南督抚，不奉诏，与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不与战事之约。战区乃得缩小。英、俄、法、德、美、日、意、奥联军，以五月二十一日抵大沽，进攻天津，提督聂士成死之，天津陷。直督裕禄兵溃，自杀。李秉衡（长江巡阅大臣）入援，兵溃，亦死之。联军北陷通州，七月二十日攻京城，翌日，德宗及孝钦后走太原，旋幸西安（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迎驾，以为陕西巡抚，而以荣禄长枢垣）。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鸿章卒，以王文韶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