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求仁书

本文旨在为韩求仁解惑。其意虽未能尽应于义理，然其辞气芳洁，风味邈然。文章自成一格。

文中之遣词庄重严谨、张弛有度。于学问之所知处，荆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细细讲解，娓娓道来，似促膝而坐之两人，说者如做忘年神游，听者如同沐浴春风；然于学问之未明处，荆公亦不遮掩，而是直言以告。正所谓“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于师亦然。关键是对学问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在此，荆公并未明言，然于其字句间“求实”二字隐约可见；对于学问之歧途，荆公亦现身说法，以“慎之”相告。用其前车之鉴警谕后辈，其谆谆殷盼、提携之意溢于言表。

【原文】

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择尔。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之人，远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则不能与于此。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所谓《小雅》、《大雅》者，《诗》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谓《大雅》者，积众小而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诗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马迁以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恶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恶大矣，其小者犹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时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实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乱，为乱者作也；闵乱，为遭乱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扬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扬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乱在上，而郑之乱在下故也。乱在上则刺其上，乱在下则闵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 》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言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时者，明非一人之事尔，非谓其不乱也。《关雎》之诗，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者，孔子所谓“哀而不伤”者也。《何彼矣》之诗所谓“平王”者，犹格王、宁王而已，非东周之平王也；所谓“齐侯”者，犹康侯、宁侯而已，非营丘之齐侯也。《郑·缁衣》之诗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后之序也。此诗言武公父子善善之无已，故《序》曰“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当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众也。《缁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适子之馆者”，就之也；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粲者，举而养之也。能就之，又能举而养之，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国善善如此，则优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职，而国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诗，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者，言后稷既开国，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所谓“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则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尔，非以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时乎？乃以后稷肇祀，则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时尔。盖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卫有邶、之诗，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而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则疑而阙之可也。

意诚而心正，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诗之言，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吾之所受者为此，则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谓“彼哉彼哉”者，盖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则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忠足以尽己，恕足以尽物，虽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神明不测，非忠恕之所能尽。虽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过我”也者，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无所取。古者凤鸟至，河出图，皆圣人在上之时。其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者，盖曰无圣人在上而已矣。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所谓美人也。其于尊五美，屏四恶，非待教也。若夫郑声佞人，则由外铄我者也。虽若颜子者，不放而远之，则其于为邦也，不能无败。《书》曰：“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观之，佞人者，尧、舜之所难，而况于颜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声之深，则郑声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谓颜子“三月不违仁”者，盖有所试矣。虽然，颜子之行，非终于此，其后孔子告之以“克己复礼”而“请事斯语”矣。夫能言动视听以礼，则盖已终身未尝违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语道之全，则无不在也，无不为也，学者所不能据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为德，德可据也。以德爱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鲁也，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及乎义、礼、智、信者，其说盖如此也。扬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扬子言其合，老子言其离，此其所以异也。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谓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谓小器者也。言各有所当，非相违也。

昔之论人者，或谓之圣人，或谓之贤人，或谓之君子，或谓之仁人，或谓之善人，或谓之士。《微子》一篇，记古之人出处去就，盖略有次序。其终所记八士者，其行特可谓之士而已矣。当记此时，此八人之行，盖犹有所见，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无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则流泽尽，泽尽则服尽，而尊亲之礼息。万世莫不尊亲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国中之地谓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说是也。廛而不征者，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稍盛则廛而不征，已衰则法而不廛。文王之时，关讥而不征，及周公制礼，则凶荒札丧，然后无征，盖所以权之也。贡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时而已矣。责难于君者，吾闻之矣，责善于友者，吾闻之矣。虽然，其于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则止”；其于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王欢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尝谋于孟子，则孟子未尝与之言，不亦宜乎？

求仁所问于《易》者，尚非《易》之蕴也。能尽于《诗》、《书》、《论语》之言，则此皆不问而可知。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愧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盖以求仁才能而好问如此，某所以告于左右者，不敢不尽，冀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辱问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译文】

接到你的信，问我你的疑难，很不好意思搁置了很久没有回信。你勤于求学，不可以辱没了，因此简略地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我自己不知道对不对，只有让你来选择了。

作《诗经》序言的不知道是谁，然而不是通达了先王的意旨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言辞简洁明了，恣肆又深奥，一定要仔细地考虑和熟练地讲解它，不应该怀疑这里面有不对的地方。《周南》、《召南》都是文王所作的诗，但所说的事情不同。《周南》里的诗，含义美好，道义十分丰富。小到赳赳武夫和《兔》里的人，远到长江、汉水、汝山的地区，久远到处于衰亡时代的王子，都能够成就他们的德行。《召南》却不能这样，这是诸侯国的风诗，却托为召公所作，事情出自于一个人，而它们的不同却如此之大，可能是因为进入的有深浅，而所施行的有长久和近期的分别。所谓《小雅》、《大雅》，《诗经》的《序》里固然说过：“国事有大有小，因此有了《小雅》，有了《大雅》。”然而所谓《大雅》其实是积聚了众多小的事情而成为大的，所以《小雅》末尾的诗，有人怀疑是《大雅》，这不可以不知道。再加上写诗的人，他们的意旨各有寄托，有些说的事情大，而目的所在却小，有的说的事情小而思想所在却很大，不可以不了解这些，司马迁认为《大雅》说的是王公大臣的事，而其德政却施及平民，《小雅》讽刺个人的得失，意旨却指向上层。这个看法可以采用。又宣王的《大雅》，他的好处被猜测为很小，而幽王作的《小雅》，他的恶行被怀疑为很大。可能宣王的善行太小了，他的大的地方仅止于此而已，幽王的恶行太大了，其中小的止于这些罢了。凡《序》中说“刺某”的，一定是一个小人的事情，说“刺时”的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刺”是说事情，“疾”是说自己的情感，有的说事实，有的写情感，它们的主旨都是相同的。从哪里知道了这些呢？《墙有茨》说“卫人讽刺他们的君主”，而最后又说：“国中的人厌恶这些，却不能说呀！”因此知道应该是这样。讽刺作乱，是作乱的人作的；惦记乱世，是遭遇乱世的人作的。从哪里知道的这些呢？平王的《扬之水》，先捆了柴再捆草，忽作的《扬之水》先捆了草，再捆柴。那是由于周的混乱出在上层，而郑国的混乱是从下层开始的缘故。乱出现在上层，就讥刺上层，乱出现于下层就关心上层，因此从这里我知道了这个理由。管叔、蔡叔作乱的时候，成王还年少，周公作《鸱》诗给成王，并不是恨成王讥刺他，而是为了拯救乱世而作的，所以不说是“刺乱”。说“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是写诗中所说的事情的。说讥刺时政的，能够了解到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但并不是说不杂乱。《关雎》一诗所说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孔子说是“悲哀却不过分”。《何彼矣》诗中提到的“平王”，就像是格王、宁王，不是东周的平王，提到的“齐侯”就像是康侯、宁侯，不是营丘的齐侯。《郑风·缁衣》诗，序中说是“宜也”、“好也’、“席也”，这是前后不一样的序。这首诗说武公父子做善事没有止境，因此《序》说“使有国家的人明白为善的功业”。“席”，就是多；“宜”，是说其所做善举的恰当。“多”是说他们善行所施及的人之多。《缁衣》是君臣共同朝贺时的服装。“适子之馆”是靠近他；为他做了缁衣再给予他、提拔他、培养他。能够接近他，同时任用他培养他，这就是做君主的善行，与匹夫的善行有所不同，假如君主的善行是这样，那么就会超出天下的诸侯，那些父子都忠于职守，国内的人都称赞他们，不是很合适吗？《生民》诗中所说的“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背着谷子，归之于祭祀），是说后稷建国之后，背着所种的谷子用在祭祀礼上，而不是说在郊外作祭祀。所谓“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说我作为天子作郊祀，就把祭祀用品放在豆和登中，它们的香气上升，上帝享用它，而不是后稷的郊祭。《序》最后说“故臭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意思是上帝享用的，在时是什么味道吗？那是由于后稷的祭祀，可以没有什么罪过，到了今天，在郊祭时得到的。大概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文、武德业，都是起于后稷的，因此推他来和天配合）。卫周有《邶风》、《风》，说卫在后来吞并了邶、而得来的，可能是这样。既然找不到根据，那么疑虑并且存缺就可以了。

意旨诚实则心就正，心正了那么做什么事都正。因此孔子说：“《诗经》三百首诗，用一句话总结它，就是说思想没有邪念。”这是孔子在说诗，所以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总结它”，并不是认为其他的经与此不同。我所接受的是这些，则那些东西就是我要遗弃的。所谓“彼哉彼哉”（他呀！他呀！）就是孔子所要丢弃的。孔子说“管仲很仁”是仁，扬雄说“屈原有智慧”是不智呀！就像《诗经》中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暗一样。研究它文辞的全部，那么文辞虽同，不妨碍意义的不同。忠心足以使自己完全奉献，恕足以施及于所有的事物，就是孔子的道又能够比这多加点什么呢？而评论的人认为孔子的道，连神明也不能明了，并不是忠、恕可以概括完全的。虽然如此，可是这并不是孔子告诉曾子的。“好勇过我”（喜好大勇超过我的），是只能勇却不能软弱的人，能勇却不能怯并不能成才，因此，孔子不采用。古代时，凤凰来到，黄河献出图书，都出现在圣人当政的时期。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凤凰不来，黄河不献出图书），可能是说君位上没有圣人，颜渊具有孔子的大体却小于孔圣人，是所谓的美人。他尊重五美而抛弃四恶不是等待教诲呀！郑卫之音和奸诈之人是外来销损我们的东西，虽然是颜渊这样的美人，如果不使这些东西远离自己，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也不能不衰。《尚书》说：“能贤明并且正直那么又忧虑兜（古之大恶人）干什么呢？又为什么害怕巧言令色的大奸佞呢？”从此可知，奸佞之人，对于尧、舜来说也是他们的烦难之事，况且对于颜渊呢？奸佞之人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言辞。言辞在打动人上又不如声音深入，因此郑声的可怕，自然更厉害了。孔子说：“就像有声誉一样，他一定有尝试的。”说颜渊“三个月不违反仁道”，大概是有所尝试吧。虽然如此，颜渊的行为没有在此终止，后来孔子劝告他“克制自己恢复礼教”的话，叫他遵照这句话。能够说话、行动、观看、倾听都遵守礼的规定，那么就可终生不违背仁道了，不仅仅止于三个月。这说出了道的全部，是无处不在，没什么不能做的，探求学问的人不可不按照它，不可以不存心于此呀！道在我身上的体现就是德，德是可以拥有的。以德来爱就是仁，仁就像左，义就像右。德是以仁为主的，所以君子在仁义二者之中，所应当依附的是仁。孔子离开鲁国，知道的人认为是违礼的做法，这是孔子想去除罪行。去除罪行，是依附于仁。礼是表现仁的，智慧是明白仁道的，信义，是相信这些。孔子说“存志于求道，依据德行，依附于仁”，而不说义、礼、智、信，他的说法大概是这样吧。扬雄说：“道用来说明，德用来获得，仁用来爱人，义用来使之相宜，礼用来体现，这就是天道。合在一起就浑然一体，分开了就各自分离，一个人兼有了四体，他就全面了。”老子说：“四体之中，失去了道，然后就只剩下德了，失去了德这一体就成了仁，失去了仁这一体就成了义，失去了义就成了礼。”扬雄说它的合的一方面，老子说的是相离的一方面，这是有不同的原因。韩愈明白“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也有凶有吉”却不知道仁义和道德没有不同，这是不明白道、德呀！管仲九次集合诸侯，匡清天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的人；管仲不能像圣人那样使自己正了就可以使物正，这就是孔子说的小器呀！他们所说的有各自不同的范围，不是相互违背。

过去评判人，或称之为圣人，或称之为贤人，或称之为君子，或称之为仁人，或称之为善人，或称之为士。《微子》这篇作品，记叙了古人的行为举止，大概大致有一定次序。篇末所记叙的“八士”，他们的行为仅可称之为“士”而已。当时记述这些的时候，这八个人的行为，大概还就像看见了一样，如今消失了，他们的行为不能考察到了。无论君子和小人，至五代之后亲缘关系就终止了，亲缘关系终止了，那么丧服的五服也就到头了，所以尊敬亲人的礼节就没有了。千秋万代都崇拜的人是孔子。所以孟子说：“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徒弟，我是私淑于他们的。”孟子所说的“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说先代的儒士把国家的土地叫“廛”，用《周官》来考察它，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廛而不征”是收他卖地的廛，而不收缴财物。“法而不廛’是说用市官的法律来管理，不收他的土地。或者“廛而不征”，或者“法而不廛’，可能是限制商人，厌恶他们的兴盛，商人这个行业兴盛了，那么人们离开自己本业（农业）的就多了，可是又担心商业衰落，因为商业太不行了，货物就不流通。因此用法律来权衡，稍微兴盛得超过原则就“廛而不征”，不景气就“法而不廛”。文王的时候，关口上只是查问却不征收税金，到了周公设立礼法时，则规定天下收成不好才不再征收，这大概是权衡的缘故。进献贡品，是夏代的法律，而孟子认为不好。不好，并不是夏后氏的过错，是时代的原因，责难君主的，我听说了，批评朋友的，我也听说过。虽然如此，对于君主，就说“用道来侍奉他，不可以就停止”；对于朋友就说“忠告他并且很好的劝说他，不可以然后就停止”。王欢对于孟子，不是君主，也不是朋友，他并没有和孟子有什么交情，因此孟子没和他说过话，这不一样非常恰当吗？

求仁所问的关于《易》的问题，并且不是《易》的深刻内涵。能够完全明白《诗经》、《尚书》、《论语》里的话，那么这些不问也能够知道了。我曾经学过《易》，读了并且考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那么写下来等待明白《易》的人来探求它的义理。那时候，不应该学《易》，是由于老师朋友不在身边的缘故，不能明白其中的顺序。因而过于想求知进取，现在知道过去的行为值得后悔。而那本书已经被不明白的人传抄了，回想这件事，很惭愧。因为我的惭愧和后悔，因而请你慎重。因为你有才又不耻下问，因此我不敢不把知道的告诉你，希望能指导你。至于《春秋三传》，不足以信，因而在诸经书中最难懂，问题都不能回答，也希望能启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