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

这是一篇置疑的文章。作者开篇就提出怀疑史传上记载的子贡的事迹是流传错误，认为子贡不是儒生。作者有条不紊地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而子贡只是孔子的学生，是普通的老百姓，此其一。《史记》上说子贡为了救鲁国而到处游说，而使五个国家发生了战乱，这个说法不合情理，此其二。第三，作者觉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会因为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使诡诈去消灭别的国家，因为这样不合乎道义。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文论点鲜明，论证周密，文笔也明白晓畅。

【原文】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译文】

我读史传上记载的子贡的事迹，怀疑是流传错误，不然，子贡怎么会成为儒生呢？所说的儒生，侍奉国君就为国君分忧，吃百姓的粮食就为百姓忧虑，处于下位不被任用就修养自身而已。尧做天子时，天下人民苦于洪水的祸患，尧把洪水当做自己的忧愁，所以禹治水九年屡次经过家门都没有去看一看自己的儿子。颜回出生时，天下百姓的忧虑比洪水还要严重，天子的忧虑也比尧厉害。但颜回像禹那样贤能却在陋巷中自己怡然自乐，一点也不介意天下人的忧患。这两个人难道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吗？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而已。出生在禹的时代却有颜回的举动的人是杨朱；出生在颜回的时代却有禹的行为的人是墨翟。所以说贤能的人被国君任用就把国君的忧虑当做自己的忧虑，吃苍生的粮食就把百姓的忧患当做自己的忧患，处于下位不被国君使用，就修养自身罢了。和忧患有什么联系呢？所说的为国君的忧虑而忧虑，为百姓的忧患而忧患，也要根据道义。假如不讲道义也能解除国君的忧虑、排除百姓的忧患，有才能的人也不会去做的。《史记》上记载：齐国攻打鲁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国家已经如此危急，你们为什么还不出国去想办法？”于是子贡出国游说齐国去进攻吴国，游说吴国去救援鲁国，再去游说越国、晋国，从这以后这五个国家发生了战乱，有的强大了，有的败亡了，有的混乱了，有的称霸了，最终使鲁国保留下来。看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和苏秦、张仪、陈轸、苏代没什么区别。唉！孔子说：“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其他人。”自己想使自己的祖国保存下来，那么齐国、吴国的人难道就没有这种心情吗？为什么使别的国家发生战争呢？我知道流传失误，这是一个理由。从史实来考察，那时，孔子、子贡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并没有卿相的地位，万钟的俸禄，哪里用得着忧虑呢？这样就和颜回的处世原则相违背了。我知道流传失误，这是第二个理由。父母之邦，即使被君子所重视，难道可以因为有忧患而进行不义的谋划吗？假如有为了忧患出谋划策的道义，难道能够用权变诡诈的说法消灭别人的国家、使自己的国家保存下来吗？我知道流传失误，这是第三个理由。子贡的行径虽然不能说完全合乎道义，却是孔子的好学生，原来不应该这样做，假装说是孔子让他做的。太史公说：“学习的人都称赞孔子的七十个学生，有的赞誉者言过其实，有的诋毁者破坏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子贡即使喜好辩论，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这也是所说的破坏了事情的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