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君难论上
这是一篇论述君王用人之术的文章，分上下两论，做于仁宗庆历二年。时值权相夏竦当政，仁宋对其信赖有加，欧公因作此文为讽谏。
文章开篇即亮明观点，提出“为君之难，难于用人”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在文章的中间部分对此进行了阐述，指出用人之难，难在只有“任专”、“信笃”、才能、“尽其材”，但“专信一人”又易导致“拒绝群议”，并举出两个事例加以证实。至此作者的观点似乎已经很明确，即反对“专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在结尾部分又举出两例因“专信”而获“大治”的史事。那么，“专信”到底好也不好，要也不要？对此，作者很快就给出答案，“专信”须”令出”、“事行”是否使“民从”、“民便”为准。这也是作者真正的观点和本文论述的主旨。
这篇文章从结构来讲，构思精巧细致，论述层层深入，有“老笋褪皮”之妙。全文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专信”的危害，而将真正的观点以数语带出，让人有乾坤倒悬之感。
但此文以内容而言，所举事例不够严谨，缺乏说服力。因为从史实而言，慕容垂乃前燕归降之人，符坚对他何曾至“专信”程度！而石敬瑭之叛变更是早有蓄谋，岂会因一言而废之。因此，所举之例实不足当作者高论。
此外，因作者的构思过于精致，使得文章斧凿之痕甚重，行文过于刻板，体现不出论述文应有的纵横开合的气势。这一点尤可与苏东坡之文参看。
【原文】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
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
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辨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是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
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译文】
人们都说当一个国君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最难莫过于用人了。
用人的方法在于，任用必须专一，信任必须深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进而与他共同成就一番事业。而过于信任可能带来的问题是，想专一地任用某个人，便不再同其他人商量问题，拒绝接受群臣的建议，这是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众人的拥护。对某个人信任深厚，便一切事情都毫不怀疑，而且非这样做不可，这是不仔细研究事情能否行得通，不考虑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违背众人的意愿行事，又不仔细研究便轻率地采取行动，每一举动都失误，最后导致祸乱败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有侥幸成功的，人之常情总是认为成功的就对，失败的就错，这样往往会顺从侥幸成功的人并且赞扬他，把他违背众人意愿当做有独见之明，把他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当做不因不同的见解而动摇，把他偏听偏信轻举妄动当做敢于决断。假使后代的国君羡慕以上三种情况，希望自己也能如此，一旦因为这样用人而招致国破家亡，那么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很可悲又可叹的事啊！
前代国君，由于竭力排斥群臣的议论，专门信用一人，而不能及早醒悟，最后导致祸乱败亡的事例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试举出其中一两件。
前秦君主苻坚，所占地盘广大，兵马强壮，拥有九十六万人的军队，号称百万，蔑视南方的东晋政权，将其视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认为简直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吞下。然而前秦全国的人都说不能攻打东晋，多次进言劝阻的人数不胜数。大家所陈述的天时人事等理由，都被苻坚一一以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词驳斥，使得持忠诚正直言论的下属都沮丧委屈地离去。如王猛、苻融等老成持重的话，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等至亲骨肉的话，也不听；佛门高僧道安，是苻坚平生信任看重的人，数次向他进言，也不听。只听信一位叫慕容垂的将军的话。慕容垂说：“陛下拥有超凡的智慧，自己就能决断，用不着广泛访求朝臣的意见，来扰乱你的思路。”苻坚听了他的话大为高兴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打定主意不再犹豫，开始大举进攻南方的东晋。军队到了寿春，东晋仅以数千人的军队迎击，便令苻坚大败而归，等回到洛阳的时候，九十六万兵将已经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军威丧失，再也不能重振旗鼓，最终导致国家祸乱败亡。
近世五代时期，后唐清泰帝担心晋高祖石敬瑭镇守太原，所处之地靠近契丹，会倚仗其强大的兵力而专横跋扈，商议要把他调到郓州。朝廷的士大夫纷纷进谏，认为不能这样做。清泰帝下定决心，一定要将他调走，连夜召见经常与他商议事情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他的意见，以便作出最后的决定。文遇回答说：“我听说过，在路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成。这件事是由您来决断，何必再问群臣？”清泰帝大为高兴，说：“算命的人说我今年该得到一位贤良的辅佐，帮助我重振帝业，你是这个人吧？”于是马上命令学士起草诏书，将晋高祖调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读诏书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惊慌失色。六天后晋高祖反叛的文书到了，清泰帝忧愁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李崧说：“刚才我碰见薛文遇，气得浑身发抖，真想拔刀杀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君臣两人只有相对流泪罢了。
由此说来，能够极力排斥群臣议论，专门宠幸某一个人，没有像这两位国君这样果断的了，而因此导致的祸乱败亡，也没有人比得上这两位国君的惨状。但在苻坚希望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把薛文遇当做协助他中兴的贤良辅佐的时候，可以说面临祸乱的国君，都认为自己专宠的人是贤臣。
也许有人会责问我：既然这样，那么用人的人就不应该专诚信任某一个人了吗？我的回答是：当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得上是专心一意而深信不疑了，但没听说齐、蜀两国有臣民非议。这是因为他们颁布的法令，全国臣民都乐于遵守；施行的政事，全国臣民都便于执行，因此桓公、先主能专一任用而没有二心。假如他们颁布的法令，两国的人都不愿意服从，施行的政事，两国的人都不执行，那么这两国的君主又怎么愿意专一任用，深信不疑，以至于失去众人的拥护，招来对国家的怨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