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股市上只有看对的一方(1)
看不清股市形势时也去投资，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做法。市场时起时落，人们有时持这种看法，有时持那种看法，这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当投资者拿不定该买入还是抛出时，却不回避一下，勉强投资，结果当然不会好。
★索罗斯
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地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便是成功的秘密。
★索罗斯
一旦在路边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者在公交车上听到什么传闻，或者偶然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什么股评，都可能让一些投资者为一个盈利前景十分可疑的机会而心潮澎湃，又会用自己的闲钱来玩玩，赌上一把。
★彼得·林奇
我相信，我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期间不再开放，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这段对外封闭的日子，使我可以安静地学习投资，不断进步，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不会因广受关注而难堪。
★彼得·林奇
历史长期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70年里，股票平均每年投资收益率为11%，比国库券、债券、定期存单高出一倍以上。尽管20世纪以来发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曾经有成千上万种理由预测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但是投资股票仍然要比投资债券的收益率高一倍以上。
★彼得·林奇
以往取得成功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它只能作为你进行新的投资的参考，而不能照搬照套。股票市场变幻莫测，这次投资和以前的投资肯定不同，照搬的结果，只有失败。
★索罗斯
一个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虽说凡事都有两面性，但对股市而言，只有一面，既非牛市的一面，也非熊市的一面，而是正确的一面。这是我在熟悉了大部分的股票投机技巧后，才深深印入脑海中的一条普遍原则。
我听说过有些人喜欢自娱自乐，在股市进行模拟操作，并以模拟的美元数字证明其水平高超。有时候，这类虚拟的赌徒会赚大钱。按照这种方式，似乎成为优秀的投机客非常容易。这让我想起一个老故事，说的是一个第二天就要决斗的人。
他的助手问他：“你是个好射手吗？”
“嗯，”决斗者说，“我可以在20步开外击中葡萄酒杯的杯脚。”他略显谦虚。
“这很好。”不为所动的副手继续问，“如果酒杯上有一只子弹上膛的手枪正指着你的心脏，你还能击中酒杯脚吗？”
对我来说，我必须用赚的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前的亏损教会了我：除非自己确信不会后退，我才能前进。如果不能前进，我就会按兵不动。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一个人出错时不该限制损失。限制损失是应当的，只是不能因此养成优柔寡断的处事习惯。我这一辈子几乎一直都在犯错误，然而在错误中，我也获得了经验，积累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几不做”原则。我也有过赔得很惨的时候，但总算不是彻底的亏损。否则，我此刻也就不在这儿了。我始终清醒地相信自己会有下一次机会，而且不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信任自己。
要想在这个游戏里生存，你必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也是我不听信种种所谓内幕消息的原因。如果买进证券是按照某个人的内幕消息，那么卖出这些证券也必须要按照他的内幕消息，那我就在依靠他了。如果这个人度假去了，而恰好卖出的时机来了，要怎么办呢？因此没有人能依靠别人来发财。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没有谁向我提供消息让我赚的钱比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赚到的钱更多。我总共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学会在判断正确的时候尽量抓住机会多赚钱。
实话实说，我没有多少你所想象的有趣经历。我的意思是，学习如何投机的过程似乎并不富有戏剧性。我曾经几度破产，这当然令人不快，但我输的方式和那些在华尔街的人是一样的。投机，是一桩艰苦的冒险行当，投资者必须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然，很快便会一败涂地、无工可做。
其实在富勒顿受挫后我的任务就明确了，非常简单：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投机。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更多的游戏内容是在对赌行里学不到的。我自以为在交易中游刃有余，实际只是在对赌行略有胜绩而已。不过，对赌行的经历确实增强了我的行情分析能力，对记忆力的训练更是可贵。对这两项，我得心应手。作为一个交易商，我把自己早期的成功归于这两点，而不是头脑灵活或知识广泛，因为当时我的思维未受训练，并且在知识上也很匮乏。我接受的是市场教育，游戏本身教会了我如何游戏。教法总是无情而有效的，让我吃一堑，长一智。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刚到纽约的那一天。我曾经说过，对赌行拒绝我的生意，因此，我不得不去找一家有名望的证券经纪商。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当时在为哈丁兄弟（Harding Brothers）公司工作。我是那天早晨到达这座城市的，然后中午一点之前，我就在哈丁公司开了账户，准备做交易。
对我来说，像在对赌行那样做交易是再自然不过了，也就是看准股价的波动趋势，抓住虽然微小，但肯定会有的差价来赢利。初到纽约，我仍然如此行事。没有人告诉我和过去的区别。要是有人说我的办法行不通，那我肯定会实际操作一番以检验之。因为只有一件事能说明我错了——那就是“赔钱”。而我唯一正确的时候就是“赚钱”。这就是投机生意。
那些日子，股民们生机勃勃，股市相当活跃，令人鼓舞。我顿时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陈旧而熟悉的股市行情布告牌就在眼前，牌上的语言在我15岁之前就已经学过。一个小伙子做着我最初工作时同样的事情。股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布告牌，高声嚷嚷着价钱，谈论着股市。就连他们使用的设备也是我所熟悉的。那里的空气，几乎与我在伯灵顿挣第一笔钱（3.12美元）时呼吸到的一模一样。同样的行情，同样的股民，做着同样的游戏。还记得吗？当时我才22岁。我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游戏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密切关注着布告牌，瞅准一种有利可图的股票，它走势良好。我以84美元买进100股，半小时内，又以85美元抛出。然后，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有利可图的股票，于是如法炮制。很短时间内，各赚了3/4点。我开了个好头，是吧？
现在请看仔细：作为一家知名的证券商的客户，第一天，在当时仅剩下两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里，我就交易了1100股，买进卖出。结果呢？那天的炒作最终使我损失了1100美元。这个意思是，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初试锋芒时，一半的资本都付诸东流。请注意，其中一部分交易是获利的，然而，那天我总共赔了1100美元。
这一切并没有令我不安，因为我看不出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操作的步骤相当稳妥，相信如果在以前的大都会对赌行里做，一定会成功。我想，大概是这个机构当时运转得不太正常，所以才会损失了1100美元，只要管理者状态良好，就没必要担心。唉，22岁的年轻人无知起来正是一个足以致命的缺陷。
过了一些日子，我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交易下去了，这儿的纸带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参考作用！”但也仅仅如此，我没有继续研究下去。我还在交易，时好时坏，直到赔光了所有的钱。我又去见老富勒顿，请他借给我500美元。后来，带着再次从对赌行赚来的钱，前面我曾经说过，在那儿我总能赢，我从圣路易斯回到纽约。
回来后，我开始更谨慎地交易，确实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出色。境况一好转，我便尽量生活得更舒适些，结交新朋友，过得很开心。别忘了，我那时还不到23岁，独自一人在纽约闯荡，怀里揣着赚来的钱，满是一腔要在纽约股市站住脚的信念。
我更为谨慎地从事着真正的股票交易。但我依然固执地坚信着纸带信息，而不理会普遍原则。事实上，只要我不改变交易方式，就永远看不出游戏有什么异常。
1901年，我们进入一个经济大增长的时代，对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说，我挣了一大笔钱。还记得那段美妙的旧时光吗？国家空前繁荣。我们不仅迎来了势不可挡的工业兼并和资本组合浪潮[1]，而且公众一波接一波地疯狂涌入股市。我听说过，华尔街之前号称自己拥有日成交量25万股，面值2500万美元易手的记录。然而在1901年，人们创下了日成交量300万股的新纪录！那年头，差不多人人都在赚钱。钢铁帮进城了，这是一群挥金如土的百万富翁，唯一令他们满足的游戏便是买卖股票。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巨头：约翰·盖茨（John Gates），一开口就是“和你赌一百万”，还有他的那些朋友，像约翰·A.德里克（John A.Drake）、洛依尔·史密斯（Loyal Smith）等等。里德-利兹-摩尔（Reid-Leeds-Moore）集团卖出钢铁公司股份，随后又在开放股市里买了罗德岛集团（Rock Island system）的大多数股份。还有施瓦布（Schwab）、弗里克（Frick）、菲甫斯（Phipps）及匹兹堡集团（Pittsburgh coterie）都是这样。更不用说那些在机构重组中失业但换个行当即可称为冒险家的人了。一个股票经纪人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抛售十万股。这是多么精彩的时代！这是多么精彩的赢家！另外，人们无须为卖出股票而纳税。啊，真是一段好日子啊！